蔡美儿是讲故事的高手,笔风细腻,娓娓道来,还不时开开历史人物的玩笑。《帝国时代》属于可以带上火车的旅行读物,此书想说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多种族群和宗教背景,不可能被哪个政权垄断;只有那些最宽容和开放的国度,才能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前来为其效力,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单极霸权(single world hyperpower)。简言之,宽容是称霸的必要条件。即使有些政权依靠军事力量“马上得天下”,排斥性的政治体制早晚也会使帝国分崩离析,像日本在“二战”期间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
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对于个体和国家而言都是如此。这个道理古人早有体会,并将其总结为典雅的警句。比如,秦相李斯在他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中写道: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罗马帝国的大政治家西塞罗也曾指出吸纳外来移民的重要性:
“……我们(罗马人)甚至可以将公民权赐予敌人,由此变得更为强大。”
根据《帝国时代》暗示的比较政治学,宽容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促进国家竞争力,一是“聚才”。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曾发布《求贤令》,他一开头便反问: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在蔡美儿看来,可称为“贤人君子”的顶尖人才,就是那些“某件事做得最好的人”。从成吉思汗到拿破仑,历代雄主都能够胸怀大度地任用贤臣武将,唯才是举而不计其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高级谋士包括希腊人、摩尔人和以色列人。有唐一代,名将高仙芝来自高句丽,另一员大将哥舒翰则是突厥人。
二是“汇流”。在帝国崛起之时,领袖们一般能够宽容甚至吸纳多种文化,这不仅使顶尖人才投奔而来,也使不同文明有了相互交融的机会。在百花争艳的文化背景下,庞大的帝国特别是其政治中心,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果实。去年我在伊斯坦布尔开会,发现当地美食品种丰富,而且都很可口,这便是该城作为两大帝国首都的遗产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古老的帝国率先实践了今天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正是在罗马帝国治下,希腊化的犹太文明才得以产生,并养育了斐洛这样的大思想家。尽管蒙古人被东西方的农业民族共同视为“野蛮人”,历史学家发现他们大大推动了欧亚大陆两端的文化交流。
一个帝国在兴盛时期能够吸纳外来文明,所谓“唐人大有胡气”;在衰落时期,则走向保守甚至封闭。在蔡美儿看来,有些帝国到了晚期因衰落而排外,另一些则因排外而走向衰落。英国史学家吉本曾将基督教列为罗马衰落的原因之一,蔡美儿同意此说,不过她更强调基督教作为罗马国教,使帝国失去了以往的宽容气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王朝衰败常常由先前的宽容政策引起,如国人熟知的“安史之乱”便祸起于唐明皇任用胡人安禄山。此外,帝国政治家也难以长期一碗水端平地不被任何族群或教派所左右,当他们偏袒某些势力时,内乱就很有可能会爆发。比如亚历山大城的罗马官员偏向希腊人,最终逼迫犹太人和埃及人与希腊人为敌。
尽管讲述了很多生动曲折的历史故事,《帝国时代》仍存在着两个比较严重的论述问题,一是比较失当。为了说明宽容使罗马雄霸天下,蔡美儿特意比较了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的人口与领土,指出罗马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其实,全球意义上的超级大国直至晚近才出现。由于交通阻隔,历史上的帝国都属于区域性霸权,最多控制了所谓“已知世界”。同时期的帝国不在一个舞台上竞争,也就很难说明宽容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之间的规模差异,因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技术水平和风俗习惯都不一致。
第二个论述瑕疵是因果不明。蔡美儿写作《帝国时代》的本意在于借古喻今,向今天美国的执政者建言,因此她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宽容之于帝国的重要性。历史上的不少帝国,尤其是那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往往因军事力量称霸在先,继而在广阔的空间内统一全境,它们由此得以汇聚各地的物产和人才并促进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多元性给后来的读史者留下了宽容的印象,但在兴起之初,这些政权未必比竞争对手更为宽容。维持某一事物的原因,不见得同时是催生它的因素。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帝国时代》一书最大的失察,还在于未能区分传统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在宽容上的重大差异,这使得作者用同一尺度比较古波斯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国。蔡美儿正确地指出了古代的宽容理念有别于今天的“人权”概念,因而将前者称为“战略性宽容”(strategic tolerance)。比如,古波斯君主礼敬治下各族群的神祗,拿破仑在攻打阿拉伯地区时也曾表示信仰真主。他们的政治表演其实只是为了增强统治合法性,而非基于“宗教自由”的人权原则。
在强调伦理特征之余,作者却忽略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别。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霸权与宽容的关系,就会发现古代帝国的宽容主要施于社区层面,它们对各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依靠划界而居维持着“和而不同”的局面。在帝国内部,各个族群可以组织自治或半自治的社区,在政治、法律和生活习俗方面具有高度自主性。只要按时纳税并维护治安,帝国的官员们便不会干涉社区内部事务。这些社区几乎都是封闭或半封闭的,并不欢迎其成员跨越边界。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教虽是伊斯兰教,但它允许其他宗教社区组成自治机构。可除了境内大城市,帝国并不乐见个人的独立行动。
在美国政治哲学家沃尔兹看来:
“在帝国体制的案例中,当权力是久远的、中立的和压倒一切的时候,它在促进宽容方面是最有效的。”
他甚至不惜为殖民统治辩护:
“……印度的英国总督的统治……很可能比任何印度君主的统治要公正。”
然而,帝国时代早已风流云散,甚至在一战后就成了“昨日的世界”。由于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人类政体演化史上,民族国家已经取代了帝国这一庞然大物。那么,宽容对于民族国家成为超级大国是否依然重要呢?
一般来说,民族国家要比帝国更不宽容,因为前者运转的前提就是统一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正如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盖纳尔所言:
“外部社会化的强制性要求,是解释国家与文化现在为什么必须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在过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稀少的、偶然的、多变的、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最低限度的。现在,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国民同质性极高的韩国和日本常常被称为最典型的民族国家。欧洲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整合与排斥,逐渐形成了几十个内部文化统一的主权国家。像瑞士和卢森堡这样使用多种官方语言的国家,只能被看作是个例。
在民族国家时代,传统帝国内部封闭的社区必然遭到瓦解或被驱散的命运。文化统一意味着标准化的公共教育和法律体系,拒绝接受这些政策的少数族群只能选择流亡或独立。只有在幸运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获得高度自治的权力。相比于帝国体制,民族国家的宽容主要集中在个人层面上——一国公民拥有交易、结社和言论自由,可他们无权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因此,民族国家对于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不在于保有群体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保护个体自由和提供流动机会。根据美国学者弗罗里达关于“创意人才”的著名研究,在全美城市中,旧金山对个体自由的宽容度最高,同时它也提供了大量创业机会,因而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大批科技奇才。
宽容对于民族国家依然重要,只是实施的对象和方式不同于帝国时代。在《帝国时代》的最后章节,蔡美儿也加入了对时下大国角力的讨论。从宽容与人才的关系来看,她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大批外来人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想成为中国公民。不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籍人口近年来迅猛增长,也许一二十年后,他们在数量上就可与纽约、伦敦比肩了。如何吸引国际人才,并使其助力于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我们恐怕需要再次重温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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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国兴亡录
作者:(美)艾米·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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