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儿是讲故事的高手，笔风细腻，娓娓道来，还不时开开历史人物的玩笑。《帝国时代》属于可以带上火车的旅行读物，此书想说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多种族群和宗教背景，不可能被哪个政权垄断；只有那些最宽容和开放的国度，才能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前来为其效力，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单极霸权（single world hyperpower）。简言之，宽容是称霸的必要条件。即使有些政权依靠军事力量“马上得天下”，排斥性的政治体制早晚也会使帝国分崩离析，像日本在“二战”期间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
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对于个体和国家而言都是如此。这个道理古人早有体会，并将其总结为典雅的警句。比如，秦相李斯在他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中写道：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罗马帝国的大政治家西塞罗也曾指出吸纳外来移民的重要性：
“……我们（罗马人）甚至可以将公民权赐予敌人，由此变得更为强大。”
根据《帝国时代》暗示的比较政治学，宽容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促进国家竞争力，一是“聚才”。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曾发布《求贤令》，他一开头便反问：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在蔡美儿看来，可称为“贤人君子”的顶尖人才，就是那些“某件事做得最好的人”。从成吉思汗到拿破仑，历代雄主都能够胸怀大度地任用贤臣武将，唯才是举而不计其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高级谋士包括希腊人、摩尔人和以色列人。有唐一代，名将高仙芝来自高句丽，另一员大将哥舒翰则是突厥人。
二是“汇流”。在帝国崛起之时，领袖们一般能够宽容甚至吸纳多种文化，这不仅使顶尖人才投奔而来，也使不同文明有了相互交融的机会。在百花争艳的文化背景下，庞大的帝国特别是其政治中心，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果实。去年我在伊斯坦布尔开会，发现当地美食品种丰富，而且都很可口，这便是该城作为两大帝国首都的遗产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古老的帝国率先实践了今天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正是在罗马帝国治下，希腊化的犹太文明才得以产生，并养育了斐洛这样的大思想家。尽管蒙古人被东西方的农业民族共同视为“野蛮人”，历史学家发现他们大大推动了欧亚大陆两端的文化交流。
一个帝国在兴盛时期能够吸纳外来文明，所谓“唐人大有胡气”；在衰落时期，则走向保守甚至封闭。在蔡美儿看来，有些帝国到了晚期因衰落而排外，另一些则因排外而走向衰落。英国史学家吉本曾将基督教列为罗马衰落的原因之一，蔡美儿同意此说，不过她更强调基督教作为罗马国教，使帝国失去了以往的宽容气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王朝衰败常常由先前的宽容政策引起，如国人熟知的“安史之乱”便祸起于唐明皇任用胡人安禄山。此外，帝国政治家也难以长期一碗水端平地不被任何族群或教派所左右，当他们偏袒某些势力时，内乱就很有可能会爆发。比如亚历山大城的罗马官员偏向希腊人，最终逼迫犹太人和埃及人与希腊人为敌。
尽管讲述了很多生动曲折的历史故事，《帝国时代》仍存在着两个比较严重的论述问题，一是比较失当。为了说明宽容使罗马雄霸天下，蔡美儿特意比较了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的人口与领土，指出罗马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其实，全球意义上的超级大国直至晚近才出现。由于交通阻隔，历史上的帝国都属于区域性霸权，最多控制了所谓“已知世界”。同时期的帝国不在一个舞台上竞争，也就很难说明宽容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它们之间的规模差异，因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技术水平和风俗习惯都不一致。
第二个论述瑕疵是因果不明。蔡美儿写作《帝国时代》的本意在于借古喻今，向今天美国的执政者建言，因此她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宽容之于帝国的重要性。历史上的不少帝国，尤其是那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往往因军事力量称霸在先，继而在广阔的空间内统一全境，它们由此得以汇聚各地的物产和人才并促进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多元性给后来的读史者留下了宽容的印象，但在兴起之初，这些政权未必比竞争对手更为宽容。维持某一事物的原因，不见得同时是催生它的因素。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帝国时代》一书最大的失察，还在于未能区分传统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在宽容上的重大差异，这使得作者用同一尺度比较古波斯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国。蔡美儿正确地指出了古代的宽容理念有别于今天的“人权”概念，因而将前者称为“战略性宽容”（strategic tolerance）。比如，古波斯君主礼敬治下各族群的神祗，拿破仑在攻打阿拉伯地区时也曾表示信仰真主。他们的政治表演其实只是为了增强统治合法性，而非基于“宗教自由”的人权原则。
在强调伦理特征之余，作者却忽略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别。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霸权与宽容的关系，就会发现古代帝国的宽容主要施于社区层面，它们对各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依靠划界而居维持着“和而不同”的局面。在帝国内部，各个族群可以组织自治或半自治的社区，在政治、法律和生活习俗方面具有高度自主性。只要按时纳税并维护治安，帝国的官员们便不会干涉社区内部事务。这些社区几乎都是封闭或半封闭的，并不欢迎其成员跨越边界。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教虽是伊斯兰教，但它允许其他宗教社区组成自治机构。可除了境内大城市，帝国并不乐见个人的独立行动。
在美国政治哲学家沃尔兹看来：
“在帝国体制的案例中，当权力是久远的、中立的和压倒一切的时候，它在促进宽容方面是最有效的。”
他甚至不惜为殖民统治辩护：
“……印度的英国总督的统治……很可能比任何印度君主的统治要公正。”
然而，帝国时代早已风流云散，甚至在一战后就成了“昨日的世界”。由于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人类政体演化史上，民族国家已经取代了帝国这一庞然大物。那么，宽容对于民族国家成为超级大国是否依然重要呢？
一般来说，民族国家要比帝国更不宽容，因为前者运转的前提就是统一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正如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盖纳尔所言：
“外部社会化的强制性要求，是解释国家与文化现在为什么必须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在过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稀少的、偶然的、多变的、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最低限度的。现在，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国民同质性极高的韩国和日本常常被称为最典型的民族国家。欧洲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整合与排斥，逐渐形成了几十个内部文化统一的主权国家。像瑞士和卢森堡这样使用多种官方语言的国家，只能被看作是个例。
在民族国家时代，传统帝国内部封闭的社区必然遭到瓦解或被驱散的命运。文化统一意味着标准化的公共教育和法律体系，拒绝接受这些政策的少数族群只能选择流亡或独立。只有在幸运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获得高度自治的权力。相比于帝国体制，民族国家的宽容主要集中在个人层面上——一国公民拥有交易、结社和言论自由，可他们无权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因此，民族国家对于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不在于保有群体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保护个体自由和提供流动机会。根据美国学者弗罗里达关于“创意人才”的著名研究，在全美城市中，旧金山对个体自由的宽容度最高，同时它也提供了大量创业机会，因而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大批科技奇才。
宽容对于民族国家依然重要，只是实施的对象和方式不同于帝国时代。在《帝国时代》的最后章节，蔡美儿也加入了对时下大国角力的讨论。从宽容与人才的关系来看，她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大批外来人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想成为中国公民。不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籍人口近年来迅猛增长，也许一二十年后，他们在数量上就可与纽约、伦敦比肩了。如何吸引国际人才，并使其助力于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我们恐怕需要再次重温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声明：本推荐语属于高和分享原创，如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和来源。
书名：大国兴亡录
作者：（美）艾米·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