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moji酱看了一场有趣而震撼的首演：别克出品、张艺谋执导的观念演出《对话·寓言2047》第二季。整个舞台效果光影变幻，人和科技交织的舞台呈现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飞在半空的乒乓球、扑棱着翅膀的蓝色仿生蝴蝶、人影与机械臂共舞……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七个章节般玲珑的节目挨个登场，不少都让人记忆深刻。
这场由别克出品、张艺谋执导的观念演出在去年已经颇受好评，将传统文化与顶级科技融合，呈现出更惊艳的舞台效果。这一次，张艺谋请来了藏族的拉孜堆谐、壮族的坡芽歌书、蒙古族的呼麦等非遗项目。
富有力量感的歌舞艺术拉孜堆谐应和世界著名钢琴家Roumen Kroumov，LED随节奏和旋律变幻，能够调动全部的感官。
▲ 《堆谐·云》
而来自台湾的八部合音表演者哼着狩猎时代的祭曲见证了一场由机械臂指挥、演奏的音乐会。
▲ 《合音·臂》
这场观念演出试图探讨“人和科技”的关系，作为总导演的张艺谋也希望能借此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反思。演出一反热闹，反而有些高冷，有点像留白，腾挪出更多空间给人回味。
演出回来的路上，一直萦绕不去的，是其中一节，这一节的名字叫《号子·染》。
波澜不兴的木筒号子里，三个来自福建的伐木工人开始工作，口中哼唱的号子，是来自伐木工人独有的交流语言，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那三个工人中，年纪最大的已经有80岁了。
▲ 《号子·染》
打破古老号子的是一阵手机铃声。一群年轻人走进舞台，那里，有一个冰屏投影的手机，其上滚动的是海量信息。
越来越多人被困在一方5.8英寸手机屏幕中，哪怕走出了“围城”，也是只知低头刷屏的行尸走肉。
最终，连那呼喊伐木号子的老人也走进了“手机”，出来时，也变成了“低头一族”。
▲ 《号子·染》
这一幕当然是戏剧化，却并不夸张，一如坐在台下的我们。
那一刻，我特别惭愧，因为连那个时刻，前一秒，我都在想，这时候，微信有没有的新的消息？
我们已经被手机控制了。
不是吗？早上一起床立刻看手机，吃饭的时候看手机，手机不在手边立刻紧张。更可怕的是，手机让我们丧失了原有的交流：
我们不再写信了，我们不再面对面交谈了，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相顾无言，只有表情包。
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呢？人们依靠的交流方式又是什么？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木心
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写信。鱼雁往来，纸短情长。对这一张纸，我们总是充满想象，什么话写到纸上，就显得真挚诚恳。
写信的传统是一直都有的。那时候，一封信的往来要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都是常事。那时候的人，有时，一辈子只为了等一封信。所以，有时候，一封信只有一句话，也胜过千金——“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更多时候，信上没有华丽辞藻，写些什么？无他，“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民国时代，通信的频率变快了，贴上邮票，依赖火车，甚至飞机，写信成了人与人传递信息最常见、靠谱的方式。
1934年1月，沈从文收到母亲病重的家书，不得不离开新婚妻子，踏上归家之路。从长沙到阮陵，他一路坐船，一路不断给张兆和写信：“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这些信，后来集合成书，成了著名的《湘行散记》。
沈从文喜欢写信，后来下放“五七干校”，他独自在家收拾行李，二姐张允和来看他，他收拾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忽然哭起来：“那是三姐第一次给我写的信。”
比沈从文更爱写信的人大概是苏雪林。
▲ 苏雪林
我们曾经写过这位和鲁迅对骂的神奇女子。她的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信。94岁时，能让她开心的只有两件事，文章登报和收到来信。
1949年去往台湾的苏雪林和朋友们的交流沟通大多只能依靠书信，光是邮费、信纸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于今每个月邮费及信封、信纸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邮票可用数月，今则半月耳。”
▲ 苏雪林写给毛子水的信
常常写信，话却永远讲不尽。苏雪林喜欢用大开页的纸，正反都写，还经常在日记里吐槽朋友来信太短：“叔华来信，余立复一航笺，写得密密麻麻，比她来信的字多五六倍。”
苏雪林一生中，跟她书信来往的人里有胡适、曾梦麟、潘玉良、凌叔华等。她到底写了多少封信？很难统计，只知道在她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昨日烧信纸未尽，又到后院烧之。下午睡起，看报二份毕，续烧废纸，三四年来积信上千封，连一些被白蚁蚀之物皆付一炬，足足烧到晚餐的时候。”与她有来往的张昌华估计，苏雪林大概写了有一两万封信，不过得到回复的，“惟半数耳”。
除了写信，我们还有电报。
中国老百姓能用上电报，我们要感谢李鸿章。是他极力促成，才于1879年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置电报陆线，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之后，他又设立了电报学堂，又设从天津到上海的电缆。
1882年1月13日，津沪线电报对公众开放了。第二天晚上，上海电报局把天津拍来的电报送到《申报》，内容是一则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消息。后来这条消息在16日刊出，被视为“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
▲ 上海市内在敷设电线
和电报相关的有趣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胡适。胡适推行白话文时，曾借过电报的春风。学生向他质疑说白话文是否百利无一弊，胡适举例说，有人邀请他去做行政院秘书，如何回电报才省字。学生中用字最少的尚且有12字，胡适用白话文只需回5个字：“干不了，谢谢。”
后来，反对提倡白话文的黄侃曾在课堂上公开拿胡适开涮：“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最甜蜜而简短的电报依旧和沈从文有关。他靠写信获得了佳人芳心之后，终于鼓足勇气，决定求婚。沈从文问的隐晦，“能不能让乡下人喝杯甜酒？”得到父亲的允许之后，二姐张允和负责回信，她回复了一个字：“允。”是她的名字，也是“同意”的意思。不过，张兆和担心沈从文看不懂，赶紧补发了一条：“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直到2015年，上海还保留着全中国最后一台电报机，仍旧承接发电报的生意，一个字一毛四分钱，一二十年没涨过价。
电报是有点生不逢时的。
电报发明的第二年，1876年，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了电话。六年之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就在上海外滩7号开通了人工电话交换所，经营租界内的电话业务，这就是上海最早的市内电话，当时的名字叫“德律风”。
▲ 《申报》上的“德律风”广告
20世纪初，上海的住宅电话只有6线，到了30年代，已达到9638线，接线员成了吃香职业。
抗日战争中，人们互通有无的需求激增，短短8年间就上涨到20139线，电话是“家费中重要的开销”。
最喜欢煲电话粥的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当季最时髦的穿搭都通过一根电话线形成风尚；聊得购物欲大起，就打电话给百货公司送货上门；甚至还能通过电话在影院戏院订座，“在京戏馆里电话更其有较大的用处，凡更换戏目，或北方有享盛名的戏子来时，接客的弃目往往先用电话去通知他们的老主顾，同时戏除中最好的几排位子可为他们留下”。
▲ 阮玲玉扮演的接线员角色
最有趣的电话对话，来自刚刚装上电话的溥仪。他兴奋地决定第一个打给胡适：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不过，更多时候，普通百姓可没法有皇上这样的待遇，一个弄堂的人，靠的只有弄堂口杂货店的公用电话。
根据纪录片《上海故事·传呼电话亭轶事》里的记载，传呼公用电话亭一般只有2、3个平方，大多设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站在窗外很容易就能拿到放在搁板上的电话。电话间里有好几只电话，打出和接听各司其职，你再急也不能拿接听的电话打出去，因为很多人都守在这些电话旁等着回电。
▲ 早期电话亭
等待，写信，电报到电话，我们都需要等待。
这种等待是煎熬的，同时也是甜蜜的，在这种等待中，我们品尝的是人生。
可是，当所有的等待被越来越压缩，我们的沟通频率越来越快，却越来越依赖于这个小小的屏幕时，我的不安，是严重的。
我发现我甚至不会提笔写字，而更习惯于在手机上敲字了。
我发现我不知道和爸爸聊些什么，可是，在微信里，刚刚加上的陌生人，我却可以聊一个晚上。
我在朋友圈发着“今日芒种”的资讯，自己家门口的玉兰开了，我却一无所知。
我们被手机吞噬了，吞噬的不只是时间，还有耐心和感受力。
让我们来做个约定，让我们每天尝试放下手机。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几十分钟，让我们来想一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几页书，和心爱的人聊聊天，或是陪家人看一场电影。
特别感谢这场由别克出品、张艺谋执导的观念演出《对话·寓言2047》第二季。
▲ 演出主海报
它把呼麦、坡芽歌书、拉孜堆谐这些古老艺术和机械臂、仿生蝴蝶等现代科技结合，把探讨的话题引向未来，让打量的目光重回当下。
出品方别克亦是希望能通过这样一场创新观念和顶级水准的文化演出，诠释别克百余年来创新进取的品牌精神，在创新中实现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真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承诺。
我想，手机电量耗尽的那一秒，确实是需要充电的，但该充电的不是手机，而是我们自己。走出像素化的智能世界，重回生活化的真实场景，从一本书、一张唱片、一次散步、一场聊天里获取新知，这样的日子才是真正值得继续的，不是吗？
7月底开始，《对话·寓言2047》第二季就会在全国巡演，具体时间如下：
7月27/28日天津大剧院
8月3/4日陕西大剧院
8月10/11日武汉琴台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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