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三十周年--“乡下人”沈从文的幻梦和心魔|读嘉

这是 读嘉 的第 20 篇文章

沈从文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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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则（原创）

举凡杰出的虚构文学作者，似乎都在心底埋藏着若干难以驱散的阴影。

鲁迅固着在乡村少年闰土和恶毒本家长辈构成的童年时代，一辈子对穷人和青年充满了毫无道理的偏爱；张爱玲早慧和压抑的成长史驱使她汲汲追求出名趁早的快感，她的绝笔是一篇获奖感言，而主要内容则是抱怨她五十年前参加文学比赛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切齿之声如在纸边。比较起来，中国近代第一流作家里，还是周作人的情感最是均衡，废名赞美他的师尊：“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确实不错，但周作人也确实几乎不写虚构类作品，少有的几篇和他性情偏激的兄长相比，也是贫弱可笑。

一些基督徒以为不实的幻想源于魔鬼，而江淹一类的神笔故事，则告诉我们创作的力量往往是从幻梦中得到。幻想是虚构创作的维生素，内心残缺是幻想的动机，灵感从永不愈合的创口涌出，虚构作家和魔鬼完成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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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来自湖南凤凰镇筸小城，同时符合“凤凰男”在字面上和比喻上的意义，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他小学毕业，就从军流徙于四川、贵州、湖南的边境之间，四年后，退伍来到北京，追逐他的文学梦想。沈从文创作卖力，投稿众多，但只有小学学历，且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顿之极。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省凤凰县

僻居小地方的凤凰男一旦接触到名流众多的大都市，往往不免屈膝投降，迅速开始学习邯郸的步法。沈从文反其道而行之，几乎无时无刻不强调自己的湘西背景，以“乡下人”自命：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确实是乡下人，但“毫无骄傲，也不自贬”只是他的强作镇定。自卑和自负是雅努斯神（Janus）的一头两面。最隐秘的软肋要用最坚固的护甲自卫。沈从文面对都市有多么自卑，就会在小说中多么竭力地美化他眼中淳朴健全的乡村，有时到了虚幻失真的程度：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会参预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龙朱》

这类杰克苏的描写在沈从文文体成熟后很少出现了，但对乡下人的刻意美化仍然是沈从文不变的主题。然而，“城里人”不得不承认的是，沈从文的艺术魅力也正是从此而来。他构筑了与世隔绝的湘西边城，创造了纯净无邪的风土人情。即便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但在艺术的世界里，这样真的不好吗？身边的现实是这样的卑俗，也许只有遥远的幻梦才能感动和净化我们：

“白日里，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持。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正似乎因为那个过渡人送钱气派，使老船夫受了点压迫，这撑渡船人就俨然生气似的，迫着那人把钱收回，使这人不得不把钱捏在手里。但船拢岸时，那人跳上了码头，一手铜钱向船舱里一撒，却笑眯眯的匆匆忙忙走了。老船夫手还得拉着船让别人上岸，无法去追赶那个人，就喊小山头的女：

‘翠翠，翠翠，帮我拉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不许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么会事，当真便同黄狗去拦那第一个下山人。那人笑着说：

‘不要拦我！……’

正说着，第二个商人赶来了，就告给翠翠是什么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着卖纸人衣服不放，只说：‘不许走！不许走！’黄狗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见一致，也便在翠翠身边汪汪汪的吠着。其余商人皆笑着，一时不能走路。祖父气吁吁的赶来了，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心里，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搓着两手笑着说：‘走呀！你们上路走！’那些人于是全笑着走了。”《边城》

李晨绘《边城》连环画

在这个幻境里，甚至连妓女也比城里人值得信任：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

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

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

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边城》

 

廖正文绘《边城》连环画

对于沈从文自卑与自负交织的心理，钱钟书在小说《猫》里，做了这样的影射描写：

这位温文的书生（曹世昌）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象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

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

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因为地位关系，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时大家讲的话，他接谈不来，忍着一肚子的忌妒、愤怒、鄙薄，细心观察这些“绅士”们的丑态，有机会向小朋友们淋漓尽致地刻划。 《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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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出身优越、学历骄人的文化名流面前，有多么“忌妒、愤怒、鄙薄”，就会有多么热切盼望加入这个文化名流组成的圈子。

“我行过很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只爱过一个”——这位沈从文“唯一”热烈追求的女子，根本不是他一贯歌颂和赞美的边城乡间类型，而是世家女子，大学生张兆和，这无非证明了他的口嫌体正直。任课教师不应对在读学生出手，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追求现在看来无疑是不得体的，而更糟糕的是，他对张兆和的追求也许只是追求自己的梦境而已。

沈从文与张兆和

张兆和的抱怨，“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是爱给我写信”，说明沈从文的一厢情愿。他不了解张兆和，至少不了解张兆和不了解他。婚后，沈从文生活拮据，仍然试图追求文化名流的生活风范，购买文玩古董，张兆和不客气地提醒他：这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文化人”的幻梦，赐乡下人沈从文以对文化艺术的信仰和执着。这种信仰和执着甚至远在真正的所谓文化人之上。论个人履历，沈从文其实是京派中最不京派的作家，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京派讨伐海派的时候，他却站到了急先锋的位置。

文学的“京派”和“海派”在他眼里形成了“文化圈”和“票友圈”的对垒，前者是默默守护缪斯女神的神官，后者则是争名逐利的小贩骗子。没有比这更标准的“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s）了。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京海之争也只是文字争论，并非运动改造，就能原谅沈从文对海派作家的过火评价。

京派人物：废名，俞平伯， 沈从文，汪曾祺

新时代到来，嘲笑过他的文化男钱钟书开始把《毛泽东选集》翻译成英文，他曾经求之不得的世家女张兆和张开双臂拥抱社会主义改造，沈从文不是没有写过赶潮流的文章，但是他把更多时间用在了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上，他检点花花草草、瓶瓶罐罐，研究古代服饰、唐宋铜镜、战国漆器。沈从文确实是乡下人，但当时大陆也没有多少比他更执着文艺的城里人或者文化人了。

一九九五年，张兆和整理沈从文的遗稿，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从文家书》

沈从文在不属于他的群体里流浪一生，确实指望不上得到人们的理解，即使在身后，可能也是如此。历史往往把作家的形象定格在中老年须发斑白功成名就的一瞬，令一些读者把他和他的弟子汪曾祺连带称为“最后的士大夫”，他们可能忘记了：沈从文曾是这样一个眼神澄澈的乡间少年。

年轻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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