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读嘉 的第 6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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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则 （原创）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
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期人。
我们熟知的老子，在近代思想界争议很大。首先，老子其人，在历史上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到司马迁的年代，虽然老子的学说大为流行，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但已经搞不清老子究竟是哪位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一连举出三个人名，大意是：“这位‘老子’也许是A，也许是B，也许是C。我列举的这三个人之间，年代差了两三百年，并且没人知道到底是咋回事”①。目前为止，学界也还没办法论定出“老子”究竟是谁，但我们不妨就用“老子”二字，代称《老子》这部书——也就是《道德经》——的作者。
对于近代思想界来说，重要的争议不在于“老子”是谁，而在于“老子”的年代。根据《史记》，老子可能是孔子的长辈，也可能是孔子死后一百三十年才出现的晚辈。这一点非常令人纠结，因为研究思想史，不得不涉及的一点是思想或者思想家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到底是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影响了孔子，还是孔子在老子之前，孔子影响了老子？当时疑古的风气很盛，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人都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后，是孔子影响了老子。他们的理由也很说得通，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条是：孔孟讲仁义，老子则是反对仁义的（“大道废，有仁义”），必然是已经有人提出了仁义，才会有后人去反对它②。这些疑古的说法，竟把老子的年代压到了战国末期，庄子之后。
但二十世纪后期的考古发现打了疑古派的脸。1993年冬，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简上抄有十六种古籍，其中就有《老子》，且有三个相对独立的抄本③，说明在墓葬时期，《老子》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而郭店楚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即战国中期略晚。这样，疑古派的说法就不成立了。陈鼓应又指出，“仁义”未必为孔孟的专利，与孔子年代相近的左丘明《左传》中也将仁、义对举，《史记》也曾引用周代早期的谥法：“仁义之所往为王”④。如果这个引述是准确的，那么仁义的概念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老子》出现“大道废，有仁义”或者“绝仁弃义”这样的表述，也就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孔孟、老子的著作中存在的后人的添补删改，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在“仁义”、孔子和老子的年代先后还难以决断的情况下，用单线条的“老子导出孔子”，或者“孔子导出老子”来定义老子和孔子的关系，意义不大。一个比较稳妥的解释可能是：同样的时代背景分别导出了孔老。这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东周“礼崩乐坏”，封建制度崩溃的时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的事件，就有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就有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全国家的，数不胜数。君臣父子相互杀戮成为了社会常态⑤。之后的战国时代当然更没有底线，更加残酷。
《老子》里有一段话：“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⑥。这几句话是有一定见地的：在社会稳定，人民视封建礼乐为当然信仰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去费心钻研仁义忠孝。到有比干、孔子这样的人站出来高呼“克己复礼”，为忠孝献身的时候，说明情形危险，旧秩序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西周封建相对完善稳定，却没有什么仁义礼乐的学说传世，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却产生了诸子百家的灿烂思想，也是这个道理。
老子也是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思想家的一员。他的思想路径恰恰与孔子相反。孔子面对这个将要崩溃的旧秩序，选择重新建构这个秩序，用陶渊明的诗来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这个鲁国老头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奔走，修修补补。老子同样面对这个将要崩溃的旧秩序，他的反应却是：“干脆把这个旧秩序彻底打碎算了”。
前面已经指出，面对同样礼崩乐坏的时代大背景，老子和孔子给出了不同的药方。孔子要建构，要给周朝的礼乐制度打补丁；老子则是要解构，要把这些制度和理想彻底抛弃，“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⑦，把智慧、仁义、孝慈、技巧之类的东西全部毁掉，天下才会太平。对《老子》不甚了解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了：仁义礼乐就好比一个箱子，虽然破了一两个洞，也还可以放东西，总比没有箱子强吧？老子为什么要把整个箱子给扔掉呢？怪可惜的。这是气话吧？
老子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但在《庄子》外篇中，有一篇《胠箧》。《胠箧》这一篇，大量引用化用《道德经》原句⑧，也提出了“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的观点，显然和老子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这一篇文章论述严谨详备，是“绝圣弃智”主张最好的注释。我们就借用它来阐释老子的思想脉络。
“胠箧”（qū qiè），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撬开箱子。孔子他们不是要保留箱子，修补箱子吗？箱子是用来装财物的。为了对付小偷，箱子肯定是越结实越好。可是如果大强盗来了呢？他们是堂而皇之明抢的，背着柜子、扛着箱子就快步跑了。箱子越牢固，他们就越开心啊。如果你没有箱子，他们抢劫你的财物，反倒还要四处搜索，麻烦很多。
到这时候，你还觉得有箱子一定比没箱子强吗？
这个比喻非常漂亮，而且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虚构。在《老子》、《胠箧》的作者们生活的时代，确实是大盗横行，有箱子不如没箱子的。《胠箧》里举了两个实例：第一是田成子篡齐；第二是盗跖讲仁义。
我们熟知的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其实严格上说，是先后两个国家。前一个齐国，是周天子册封给姜太公（姜子牙）建立起来的。但到公元前391年，田家篡夺了齐国的君位。齐国先王、齐桓公和管仲他们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法度礼制，就都成了田家控制齐国的工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名句，就是从此而来。
盗跖呢？他是春秋时期实力强大，无恶不作的大盗。但他却用儒家那套圣勇义智仁吹嘘包装自己，声称他们江洋大盗，也是圣勇义智仁一应俱全的，仿佛他们才是传统道德文化的复兴者和代表人⑨。
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仁义礼智这些伟大光荣正确的概念，都被彻底玷污了，变成了乱臣贼子的理论武器。到这时候，你还觉得仁义礼智的存在一定是好事吗？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法治要比人治好，有科技比没科技好。但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劳改营，也有一大堆严密的法令条例，管控的技术手段也非常先进。但你是愿意生活在集中营里呢，还是活在原始时代？
《庄子》举的是大盗贼的例子，比较极端，我刚刚举的例子是纳粹集中营、苏联劳改营，也非常极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老子这种“绝圣弃智”，自杀性的彻底解构的思想，是在极端痛苦绝望的社会环境下面，才能兴盛发展起来的。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其实是一个预言：即使那些“主义”（仁、义种种）再怎么伟大光荣正确，那些制度（礼、法种种）再怎么精致完善，在这种糟糕的环境里，也不过成为专制暴君们控制民众的工具而已。
狂接舆论治：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问：“日中始，怎么告诉你的？”肩吾说：“他告诉我，国君以己意制定法度，谁敢不听从不被同化呢？”狂接舆说：“这是‘欺德’，用欺人之德治理天下，不像过海凿河，使蚊子负山一样吗？圣人之治，先正己而后行于人，不强人性之难为，使人各尽其能也就是了。鸟能高飞，以逃网捕箭射之害，鼷鼠深穴于神社之下，以避烟薰铲凿之患。难道人之知，还不如这两个虫类么？”
但我们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实在不得不佩服老子：他的绝望是有道理的，他的预言极其悲观，但竟在中国实现了。孔子他们苦心建构的东西，到后来确确实实都成了暴君民贼的工具。
比如早期儒者热爱的周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来是对封建社会各等级都有要求和限制的。然而到了后世儒者的手中，就成了专制君主单方面压制臣民的工具。西汉初年，君臣之间的地位还没有那么悬殊，儒生叔孙通为一己荣华富贵违背古礼，向刘邦推销经他改造后君臣悬绝的礼制。刘邦试用之后，非常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这么高高在上呀！”连忙给叔孙通加官进爵⑩。
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系和考试制度细密精巧，单以制度论，在世界范围都曾是领先的。英国文官制，就以中国科举为效法的对象。然而中国的专制君主是怎么看待这些制度的呢？唐太宗看着新考取的进士哈哈大笑：“天下的英雄这下都钻到我的罗网里面了”⑪——唐太宗他们都是窃国为诸侯、为帝王的江洋大盗，挑着被制度禁锢着的箱子就跑。
科举，科举制、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老子》解构了“仁”、“义”、“礼”、“智”，解构了各种制度，真是锋锐犀利，所向无前。但在建构方面，《老子》的成就相对就较小了——至少在表述上，没有解构时那么清晰。
《老子》又名《道德经》，《道德经》、《道德经》，当然尊奉“道”、“德”，老子试图建构的，正是“道”、“德”——必须注意，这里的“道”、“德”和我们现代意义的“道德”是并不一样的。但读过《老子》的读者，都会觉得老子所谓的“道”、“德”概念迷离惝恍，不可究诘。《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著名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⑫。意思就是，“道”就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如果非用语言表述，那就不是真的道了。因此老子不对“道”作明确定义，只是说明“道”有这样的、那样的特点，这就给后世的阐述者们造就了自我发挥的空间。可是，老子本意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通读《老子》，有一个直观感受是，作者常常将“天”和“道”放在一起阐述，“天”和“道”、“德”，都是《老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老子》第十六章，干脆就说，“王乃天，天乃道”，人世间的理想君王要合于“天”，而“天”就是合于“道”的。这提示我们：老子的“道”，很可能源于他对“天”的理解。“道”，“玄而又玄”，不可言说，但它不可能是老子瞎想出来的，它必然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古人相对容易感受到的“天”。
再举几个证据。《老子》第四章描述了“道”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空虚的，但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是无穷无尽。而《老子》第五章则指出，天地如同鼓风器，内部空虚，却永不枯竭，变化运作，产生万物⑬。这不就是“道”的特点吗？
又如，很多人知道，《老子》的“道”还有一个著名的特点，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道是如此的普遍广博，无所不在，没有做什么事情，万物却凭借它生存和生长”。万物凭借“道”而生长，这听起来是很玄妙的，但如果我们就把“道”替换成“天”，是不是就很平易可懂了？对于自然知识有限的古人而言，自然界的“天”难道不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没有具体做什么，但万物依靠它而生存的存在吗？孔子也说过：“天没说过什么，四季就周而复始，万物就蓬勃生长了。”⑭
简而言之，虽然老子的宇宙论中，是先有道，后有天地，是道孕育了天地，天地效法了道⑮；但在思想路径上，老子是先认识了天地，然后根据他对天地的认识，抽象出了“道”这个概念。
先秦思想家中，“谈天”的不少。儒家虽然也谈，但总体上对“天”比较淡漠。“天道远，人道近”嘛！这是一种简易的世俗伦理观念。
老子和墨子都敬奉天，但他们的天是不同的。区别就在于，墨子也是个旧秩序的修补者，他继承了儒家的仁爱观念，因此墨家的天，是道德化的天，是兼爱非攻，实行仁义的天，天既然兼爱非攻，我们也要兼爱非攻：这是一种宗教伦理观。
而老子是解构者，要彻底解构人类社会的仁义道德，因此老子的天，是自然意义的天，既无所谓道德，也无所谓不道德，是超越道德的。用现代伦理学的术语来讲，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伦理自然主义（moral naturalism）。“王乃天，天乃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老子的伦理、政治观点，基本就是从自然法则引申出来的。
伦理、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东西，自然法则是自然界的东西，两者存在区别。老子这么一引申，就得到了危险的结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⑯”。什么是刍狗？这是一种祭祀的工具，用草编成，外形像狗，祭祀的时候大家对它恭恭敬敬，祭祀完了，大家就不对它客气了，踩坏它的头脊，拿草回去做燃料⑰。
有一些学者以为，这是老子的气话，是老子的讽刺，讽刺中国的统治者不仁不义，不把人当人看。这是过度解读造成的误会。
首先，“圣人”二字在《老子》五千字中，凡二十九见。除去“天地不仁”这一句，在二十八个例子里，“圣人”无一例外都是老子赞美的对象：“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可以说，“圣人”是老子“无为”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和孔子的“君子”、“仁者”一样，寄托了思想家本人的最高理想。孔子有可能会在自己的著作里，讽刺“君子”、“仁者”吗？同样道理，老子也不可能在他的《道德经》里讽刺“圣人”。
其次，在老子的伦理自然主义体系中，“以百姓为刍狗”，确实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自然界，天地确实“以万物为刍狗”，并不多在意它们，任由它们自生自灭。老子的伦理建立在自然法则上。在老子的心目中，人间的圣人就应该是自然界的天地的翻版⑱。既然天地“以万物为刍狗”，那么圣人也应该“以百姓为刍狗”。
很遗憾，和很多《老子》的阅读者期望的相反，老子是支持圣人“以百姓为刍狗”的，但这并不是说，老子主张对民众残暴。事实上，老子反对战争、反对重税、反对杀戮，是站在平民立场上的⑲。他只是在那个时代过于绝望，以至于觉得重回自然，反而还更好一点而已。
老子也许是华夏传统里最伟大的先知，但恐怕并不是个优秀的医生。他给中国开出的药方：回到自然、效法自然，未必减轻了古代中国的病症，相反可能是加重的。老子非常敏锐地看到：孔子之流建构的学说会被利用，却没有想到，他本人解构的学说，也一样会遭到利用。中国思想史上，现存最早阐释《老子》的著作是韩非的《解老》、《喻老》，韩非将《老子》阐释为帝王术。绝仁弃义和愚民弱民的法家主张，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老子的伦理自然主义也被韩非继承下来，发展到可怕的程度。韩非也许是先秦诸子中，最擅长把人类伦理比喻成动物关系的思想家。他在《韩非子·扬权》里，用“一山不容二虎”一类的自然界禽兽法则，作为人类社会也必须君主专制的理由。相比之下，一贯反对将人类和禽兽混为一谈的孔子和墨子就值得我们怀念了⑳。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悲剧，往往源于不把人当人，却当做畜牲看。其实动物虽然没有智慧，却很少像人类那样善于残杀同类。
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也许人世间的所有建构都有它的缺陷，都可能被人利用，但要是一味解构，人也就会将自己也一并解构掉，丧失作为人类的人格和尊严。如果人类仍然相信，意义优于虚无，那么，建构意义就是不可缺少的，孔子的伦理和墨子的信仰仍然是足够可贵的。
后世许多阐释老子的思想家们证明了这一点。老子的学说本质是解构的，但他们却竭尽全力，试图从绝圣弃智的荒野里，建构出意义来。胡适先生在演说《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中，将老子描绘成一个像他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所代表的“无为政治”，有人说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人民，让人民自然发展，这与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者。……今天我就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老祖宗为了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介绍给各位，今后我们应该如何的为这自由传统而努力。
这更接近“六经注我”的做法，是胡适先生重塑中国传统的努力。老子和现代自由主义都有推崇小政府的外在特征，但思想路径完全不同。现代自由主义的力量源泉，是对私人权利财产神圣性的意义建构。个人自由的边界一旦确定并得到保护，政府的公权力自然得到限制。老子对此却并无建树，他的“小国寡民”，是“圣人”解构社会，回归原始的结果。
老子的理想有虚君的一面，又有弱民的一面，因此无法实现现代公民“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只能在某些时代，影响少数私欲并不那么强的统治者，暂时形成“不折腾”的文景之治。当然，比起民弱君强的漫漫长夜，文景之治也已经好得太多了。老子思想里倾向自由的一面，仍然值得我们珍惜，胡适自由主义的理想，也仍然有待新的建构者。
注 释
①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② 参看钱穆《<老子>书晚出补证》
③ 崔仁义. 试论荆门竹简《老子》的年代[J].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1997(2):41-45.
④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修订版序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⑥ 《老子》第十八章。此后《老子》引文，均以王弼本为底本，并参酌帛书、楚简诸本，除引文⑦较重要，略加辨正外，不出校记。
⑦ 《老子》第十九章。王弼本、帛书本大意均同此，惟楚简本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本文持李学勤、李零主张，以楚简本为儒化《老子》，仍用普遍流传的王弼本叙述。
⑧ 如《胠箧》篇：“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即引自《老子》第八十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引自《老子》第三十六章；“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即化用《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⑨ 《庄子·胠箧》：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⑩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⑪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⑫《老子》第一章。
⑬《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又不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五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⑭《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四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成功遂事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第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⑮《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⑯《老子》第五章。
⑰《庄子·天运》：“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⑱《老子》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和对“天地”和“道”的表述相同。第七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表明圣人效法天地。
⑲《老子》第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也……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夫孰能有馀以取奉于天下，唯有道者乎！”
⑳《韩非子·扬权》：“毋弛而弓，一栖两雄，其斗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论语·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墨子·耕柱》：“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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