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崇高目标的追求，为什么总是导致暴力横行？

01.

「刽子手和诗人」

米兰·昆德拉之所以成为享誉全球的大作家，主要源于他能将一部又一部刷新世人认知、带有「观念革命」意味的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他的小说序列当中，有一部颇具传奇色彩，那就是1973年出版于法国，并于同年斩获法国梅迪西斯奖的《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

作者： [捷克] 米兰·昆德拉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译者：景凯旋 、 景黎明

出版时间：1989年

作为昆德拉作品最早的中译者、评论者，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为「约书呀」解读这部作品时说：昆德拉创作《生活在别处》的这段时期，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特殊的一段。

1967年，米兰·昆德拉作为第四次「捷克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首先向当局发难。他批评当局使捷克文学与欧洲文学隔绝开来，使得捷克优秀的文学传统被抛弃了，丧失了它的欧洲特征，成为了枯燥无味的宣传品。

之后，其他作家相继对检查制度进行了抨击。作家们的发言与党内改革派以及公众的改革愿望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了「布拉格之春」的发生。

随着「布拉格之春」宣告失败，昆德拉也因1967年的作协发言以及同年出版《玩笑》，而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他先被解除教职和党籍，后来所有作品遭到查禁，并被剥夺了发表新作品的权利。突然失去生活来源的昆德拉，只得充当清洁工以维持生计。

这时有位导演朋友想帮助昆德拉，请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昆德拉一口答应，但等到重读《白痴》时，他却突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夸张的姿态、黑暗的深刻、富有侵略性的伤感的世界」，都使他很「不舒服」。

为了说明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他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苏联入侵捷克的第三天，昆德拉遇到苏联军队检查他的汽车，检查后军官对他说，「你必须认识到我们爱捷克人，我们爱你们」。昆德拉认为，那个军官未必在说假话，因此，他感到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恐惧：

「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

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里那种「把什么都纳入感情世界」的气氛，让昆德拉放弃了改编《白痴》的计划，他转而另外改编了一部启蒙哲人狄德罗的作品《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完成了那位导演的托付。

景凯旋老师对此解析说，昆德拉之所以坚持「换剧」，是因为「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此时的昆德拉在反省捷克以及整个苏东地区乌托邦灾难后发现，斯大林体制只是灾难的表征，而人性固有的抒情态度才是问题的实质。为了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个问题，昆德拉在1969年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生活在别处》的写作。

《生活在别处》最初定名为《抒情时代》。按照昆德拉的解释，它描写的正是1948年2月捷共建政到1967年这个特定时期内，一位捷克诗人的心路历程。但当这部小说1973年在法国首发时，出版商却认为《抒情时代》这个题目无法吸引读者，因此改名为《生活在别处》。

▲昆德拉与他的妻子Vera，1973年

所谓「生活在别处」，其实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1968年5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这自然属于一种抒情、浪漫的态度。

但景凯旋老师却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这部小说的标题非常具有诗意，就误认为本书是一部憧憬诗与远方的抒情作品，事实上，昆德拉想要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

「他（昆德拉）认为诗歌是抒情的和浪漫主义的，而小说是怀疑的、是认识的、是不确定的、是多元的。那诗歌是要追求绝对的，他看到的是，人都有一种对绝对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在一个现实的舞台上会被扭曲。」

景老师指出的反思抒情、反思诗歌的这层含义，昆德拉自己也曾在《生活在别处》的英文版序中不无沉痛地说，五十年代的东欧是一个「由诗人和刽子手联合统治」的特殊时期：

「一个刽子手杀人，这合情合理；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

因此，景老师认为，昆德拉在回顾1950年代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不仅看到了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发现这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充满了真正的革命心理」，因此他想要追问：

现代人为什么会着迷于历史的目的？历史与人类的激情有什么关系？青春、诗歌，还有革命又是什么关系？昆德拉将他自身的经历、对周遭的观察以及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一并写入了这部有关诗歌批评的小说——《生活在别处》。

02.

「母爱暴政」

《生活在别处》的主要线索，如景老师所说，就是主人公雅罗米尔与他母亲之间的母子关系。

雅罗米尔的母亲名叫玛曼，她是一位充满诗性与浪漫的女性。年轻时，她为了追求爱情，选择身无分文的工程师作丈夫。可很快，她的爱情就幻灭了，成了寡妇，于是她开始将全部的爱都转移到了儿子雅罗米尔身上。

玛曼将儿子幻想成古希腊英俊的神祗阿波罗，把儿子「小嘴里吐出来的一切」都记在笔记本上。在发现雅罗米尔具有诗歌天赋之后，她开始用心培养儿子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在玛曼的督促下，雅罗米尔很快就崭露头角，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发表诗歌，并进入公众视野，收获了不少好评。

但生活中的雅罗米尔却不像他的诗作那样耀眼，相反，他羞怯、感伤、虚荣、脆弱，他的这些缺陷甚至让他无法进入到一段正常的情侣关系中。昆德拉这样为雅罗米尔画像：

「诗人像家庭主妇把柠檬挤在色拉上那样用力挤压他的心。他试图使自己的肖像引人注目，因为他的真实生活平淡无奇。他诗歌中描绘的那张脸庞常常带有一种热烈而凶狠的表情，以此来弥补诗人生活中普遍的怯懦与苍白。」

景老师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雅罗米尔的心理障碍与他母亲身上那种「最隐秘的激情」有关。这种激情之所以被称之为隐秘，就因为它常被「母爱」的名义所遮盖。

在小说中，玛曼把所有的感情都押在了儿子身上。当她发现儿子慢慢拥有了一个不再属于她的声音、一张不再属于她的面孔，她就开始陷入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她要亲自安排儿子的每一件衬衫和袜子，「就像一只高度警惕的、慈爱的母老虎守护在他身边」。

伴随着儿子进入青春期，她又开始检查儿子的写字台，偷看儿子的日记；儿子晚上回来迟了，「她痛苦，她恼怒」。

当她发现儿子背着她跟别的女人谈情说爱之后，隐伏在她心中的激情更暴发为强烈的忌妒，她试图「用一根无形的长绳套住他的脖子」，让儿子永远像一条系着长皮带的狗，只能在她控制的范围内活动，因为那长皮带的另一端就握在她的手上。

对于玛曼上述的「母爱暴政」，景凯旋老师引用昆德拉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观点分析说：

「弗洛伊德发现了婴儿的性欲，告诉我们关于俄狄浦斯的事。只有伊俄卡斯卡（即俄狄浦斯的母亲）还保持着神秘，没有人敢扯下她的面纱。母亲的身份是最后和最大的禁忌，也正是在这里，掩盖了最大的灾难。」

▲《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俄狄浦斯（Oedipus或 Odipus），希腊神话经典人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他的故事一直引发人们的阐释兴趣，比如弗洛伊德将他的悲剧当作恋母情结概念的词源，昆德拉则提示人们关注俄狄浦斯母亲伊俄卡斯忒的「隐秘激情」。法国画家安格尔绘于1864年。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更能理解雅罗米尔性格缺陷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剧性：最崇高的母爱所掩盖下的「激情」，成了雅罗米尔精神和肉体的桎梏，不仅阻碍他进入生活，也给他带来了一生难以弥补的伤害。在母亲的情感牵绊和精神监控下，雅罗米尔到死去都没能真正长大成人。

昆德拉总结雅罗米尔的命运道：

「诗人是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

但是，正如景老师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仅仅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依据弗洛伊德学说来阐释母子关系的作品，那就未免太局限了。

「对于雅罗米尔来说，母亲代表着身边狭窄的世界，他所要逃离的不仅是母爱的桎梏，而且也是平庸实在的日常生活。」

对于雅罗米尔这个具有诗人理想的年轻人而言，生活也被他当作是一个诗歌的过程，他拒绝承认一种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他渴望走向广阔世界。

小说在《诗人在逃跑》一章中，主要描写了雅罗米尔渴望到别处生活，渴望青春、拥抱革命的生命历程。在这一章中，昆德拉还穿插描写了诗人雪莱，兰波，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

「兰波为了逃离家庭，从家乡跑到巴黎；莱蒙托夫为了逃避上流社会，投身军旅来到高加索；雪莱为了宣传自由解放，带着传单前往爱尔兰。」

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对爱情的追求，对战斗的憧憬，对荣誉的渴望，无不表现出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那就是逃离一种平庸实在的日常生活，而追求一种富于诗意和崇高感的生活。

但景老师指出，他们自认为是在从事一个崇高的事业，却也会因为忽略现实而承受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而这，主要体现在诗人雅罗米尔的爱情悲剧当中。

03.

「抒情致死」

雅罗米尔的爱情其实是全书的第二大线索。他真正的爱情开始于与一位「红发姑娘」的相识。

这位没有名字的「红发姑娘」，是一位售货员，她长得并不好看，但总带着崇拜的目光看雅罗米尔，这极大地满足了雅罗米尔的虚荣心。而两人的交往也刺激雅罗米尔展现出一个男人的激情、嫉妒和对情人完整的永恒占有的渴望。可就在两人的甜蜜相处中，却突然发生了一场意外。

在一次约会中，红发姑娘迟到了几分钟，雅罗米尔为此大发雷霆。为了平息雅罗米尔的怒气，红发姑娘就解释说，她的兄弟出事了，他想偷越国境线但却被抓住了。一番解释之后，两人和好了。

红发姑娘的解释自然是一句玩笑，而她之所以会开这样的玩笑，景老师认为是植根于捷克民族那种「随便」的天性，「有时候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这是一种类似于「好兵帅克」式的幽默态度。

▲「好兵帅克」是捷克作家哈谢克(Hasek)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中的主人公，他总是虚张声势地执行上司的一切命令，并使这些命令显得荒诞可笑，他乐观、机智、幽默的性格使他成为捷克民族的象征。图为捷克众多的好兵帅克餐厅之一。

但显然，雅罗米尔却不认为这是玩笑，他甚至自认为已经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事业，所以他认为，应该去告发红发姑娘的哥哥，这样才是最大的道德。

于是，甘愿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的雅罗米尔就去国家安全局告发了情人的兄弟，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红发姑娘。诗人做了刽子手，他出于对崇高的激情，亲手将情人的兄弟送进了黑暗的牢狱。昆德拉在小说中感叹道：

「那堵人们被囚禁在后面的墙竟是由诗歌筑成的。」

「在墙的前面还有舞蹈。（但那）是一个天真的舞蹈。天真伴随着血腥的微笑。」

雅罗米尔的行为受到了当局赞许，这让他慢慢进入了主流诗人的圈子。可当他正为此欢欣鼓舞，踌躇满志之时，他突然发现周围这些诗人都瞧不起他，甚至对他陷害女友的行径表现出十足的鄙夷。

一气之下，雅罗米尔的那种诗人气质大发作，他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惩罚别人。他躺在冰冷的地上，着凉发烧，然后在几天的高烧之后最终死去。雅罗米尔的爱情和革命背后都有一种浪漫激情，昆德拉用诗人最后的死亡来反讽了这种激情，也使我们见识了它的危险性。

景老师指出， 雅罗米尔命运悲剧具有超越人性的广泛寓意。因为从美学的角度看，诗人的世界永远在别处。诗一旦与现实结合，就可能是死亡的来临，就可能是一种抒情的暴政。

另一方面，当生活在别处时，诗、美、崇高都是美好而值得追求的，但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追求崇高的过程就会显现出它的另一面。因为无视日常现实，「诗人」们总是容易走向残酷和荒谬。

雅罗米尔的悲剧结局或许提醒我们，诗歌和生活是不同的，雅罗米尔就是因为分不清诗歌（价值）和生活（事实）的区别才一步步走向死亡：

「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现实已成为永恒的时代，身边的世界已经没有战壕和街垒，只有开会和秩序……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象兰波、雪莱、菜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如果说雅罗米尔选择告发女友的兄弟多少还情有可原，他在出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更让人心生反感，「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

景老师在《生活在别处》译后序中指出，追求一个「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这种说法表明了一种为人所熟知的逻辑。这种逻辑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20世纪更在实践层面大行其道。它的实质就在于：

「当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道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

这不禁令人心生疑问，既然如此，历史到底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对崇高目标的追求，为什么总是导致暴力横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昆德拉对诗人命运的思考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了整个人类。

更确切地说，他是想借助《生活在别处》这个「人类学实验室」，研究将美学的标准用于生活以及政治领域之后所展现出的人性的崇高与邪恶，进而透视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激情，以及揭示这种激情可能导致的悲剧。

昆德拉的结论，或许正如景凯旋老师所说：

「浪漫主义的悲剧，来自于诗歌这种形式对人类经验的误解、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