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明教的正式名称是摩尼教。
根据该教教义,世界是在精神、物质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创的。世界创造以后,这两大因素退职让位给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和恶神阿赫里曼,整个世界也演变为善恶不断争斗的场所。
这一斗争的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3000 年。
在最初的3000 年里,阿胡拉·马兹达的光明世界与阿赫里曼的黑暗世界并存,当中有虚空隔开。
后来,阿赫里曼向阿胡拉·马兹达发动进攻,创世过程开始。
在第二阶段(第6000-9000 年),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天空、日、月、星辰和原牛、原人。阿赫里曼创造出了毒蛇和各种害虫。
在双方的斗争中,阿赫里曼杀死了原牛和原人。结果:原牛的骨髓在地上生出了植物,它的“种”衍生出各种有益的动物;原人的“种”在地下埋藏了40年后,生出了世上最初的男女,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就是人类的始祖。
人类出现以后,逐渐繁衍开来。在善神与恶神的斗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参与其中的一方:他们可以参加善的王国,也可以参加恶的王国。
不过,从善者死后可以进入无限光明的天堂,从恶者则会坠入地狱,那些善行和恶行相当的人则留在“中间地带”,无痛苦也无快乐。
到了第三阶段(第6000-9000 年),也就是人类社会开始后的3000年,根据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意志,琐罗亚斯德诞生。他劝导人类一心向善,与黑暗和邪恶作斗争。
在余下的3000年里,也就是第四阶段,每个1000年的末期,琐罗亚斯德的精髓都会变成“救世主”降生。
当第三个“救世主”出现的时候,诸神和妖魔将进行最后的决斗,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和妖魔都复生参战。最后,恶魔永久堕入黑暗的深渊,世界将变得安逸而宁静,人类进入光明、正义与真理的王国。
拜火教提倡善行,抵制恶行,与邪恶作斗争,坚持因果报应论,认为“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一个人死后待遇如何,主要依据生前对马兹达的崇拜程度与个人表现。
该教把人生前的活动分为思想、言论、行动三类,每类均分善恶两种。
从善者死后将逐步进入天国,首进天堂之善思天,次进善语天,继进善行天,最后步入光明天,即永恒之天堂。
该教认为,人死之后,其灵魂会在尸体上停留四天,以检查其一生的思想、言论、行动。第四日,灵魂进入裁判之桥,如其为善者,将有少女迎接,引至天堂之路;如是为恶者,迎接者将是女鬼,并将其引入地狱之途,永受沉沦之苦。
拜火教视水、火、土为神圣,因此反对水葬、火葬和土葬,实行“天葬”(或称鸟葬)。
教徒死后,要把尸体送入“寂殁塔”。这种塔一般建在山丘上,塔顶安放石板,塔中有井,塔内分内中外三层,分别安置男、女和小孩的尸骨。
入葬时,神职人员与抬尸者将尸体赤身裸体移至塔顶,任凭鹰鹜啄尽尸肉,然后将骨架投入井穴。
当然,这种风俗现在已经很少用了。自从1978年之后,所有拜火教教徒的遗体都被埋葬在寂殁塔前的墓地里。
拜火教出现以后,对后来的一些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悟道后招收的第一批弟子中就有拜火教教徒,如摩诃迦叶。
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帝国流行的众多宗教中就有从拜火教发展而来的摩尼教。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之前,也是摩尼教的信徒。
因此,有的历史学家称其为“世界第五大宗教”。
在大流士时代之前,拜火教已在波斯和米底境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大流士本人就是一名坚定的拜火教信徒,上台执政后对这一宗教更是特别尊崇,有学者甚至认为被其定为了国教。大流士和他的后继者们自称是阿胡拉·马兹达在人间的使者,号召人们崇尚善神,遵从神的意志,弃恶从善。
大流士的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从精神上控制人民,巩固帝国的统治,而且也推动了拜火教的广泛传播。随着波斯疆域的不断扩大,拜火教也从西亚传播到了中亚和印度等地。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拜火教受到沉重打击,但在公元元年前后又重新活动。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创建后,该教重新兴盛,并成为国教。
萨珊诸王都兼任教主,自称是阿胡拉·玛兹达的祭司长、灵魂的救世主。正是在这一时期,教徒们编纂了该教的经典《阿维斯塔》。
在这部作品中,记述了大量关于古代波斯的宗教神话、赞歌、礼仪、戒律以及民族起源、历史传说、英雄史诗等内容,是目前研究古代波斯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公元7世纪萨珊王朝灭亡后,众多拜火教教徒被迫改信伊斯兰教,残留在波斯本土的少量信众,成为异教徒。
还有一部分坚持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因不愿改信伊斯兰教而移居到了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后来又迁徙到了孟买。
这些人被称为“帕西人”,现在还有8万人左右,是印度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仍然信仰信拜火教。
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拜火教传入中国,曾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阶级的支持。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禁传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同时,拜火教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内陆逐渐绝迹。倒是它的变种摩尼教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一些小说家进行创作的重要素材。
和以前的亚述、迦勒底等国比起来,从居鲁士开始,波斯帝国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都是比较宽容的。
到大流士时期,在宗教政策上虽然独尊拜火教,但并没有强迫其它民族放弃自己原有的信仰,更没有进行宗教迫害,各地区的神职人员仍然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地盘上传教布施。
在民族政策上,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人、阿拉米人和犹太人——这些曾与历代征服者进行过不屈斗争的民族终于迎来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并成为波斯人的忠实盟友,在整个波斯第一帝国时期,这些民族从未反叛。
当然,也有3个被征服的民族与波斯人势不两立,他们是巴比伦人、埃及人和生活在亚洲的希腊人。每当波斯帝国处于关键时期,他们就会兴风作浪,试图摆脱波斯人的控制,但大都功亏一篑,被波斯人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经过大流士的这一番改革,波斯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优势更加明显,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关系也大为改善。大流士和他的帝国再次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
这一次,他征服的对象竟然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中的第三个:古代印度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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