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惠王评价墨子的主张，认为是“贱人之所为”。除了和墨子的身份相关，也和主张的内容有关。
墨子实在太抠了。十大主张里，“节用”就是节省开支的意思不必说了，节葬实际上是说死了还要节用，非乐、非攻等等，也有许多内容在谈怎么省钱。墨子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
仁德的人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那么，墨子对利的理解是什么呢？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非乐上》）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不是为了眼睛看好看的，耳朵听好听的，嘴巴吃好吃的，身体爽让你爽的。为了这类个人享受而损害普通民众的“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结合《墨子》里的其他论述，可以相信，墨子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可能损害到这一点的事，都不要去做。具体说，以下这些追求都是不值得的：
不值得一：物质享受
统治者一追求物质享受，人民负担就会加重，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节用》、《辞过》等篇，都批判这个问题，《辞过》篇可能晚出，写得更加层次清楚一些。“辞过”是告别过错的意思，疏通本篇大意如下：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该住在哪里，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发明了“宫室”，兴建宫室的原则，不过是让身体免于受到湿气风寒雪霜雨露的伤害，还有区分男女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宫殿的规模和装修都啪啦啪啦，奢华得不得了，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该穿什么，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教导女人，发明了“衣服”，裁制衣服的原则，不过是保暖御寒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衣服都啪啦啪啦，华丽得不得了，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该吃什么，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发明了“耕稼树艺”，也就是农业。吃饭的原则，不过饮食健康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吃一顿饭都啪啦啪啦，食材求珍稀，菜品多得吃不完，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不知道怎么出远门，非常痛苦。所以圣王就发明了“舟车”。造船和车的原则，不过提升交通效率罢了。但“当今之主”却不是这样，他们打造高档马车和豪华游轮，修饰都啪啦啪啦，人民就受苦了。
古代的人民，对男女之间那点事，倒是知道的，这种欲望，圣王也改变不了。“虽上世至圣，必蓄私”，即使上古的圣王，也是要有些小老婆的，只不过知道节制，让人民不怨恨罢了。宫里的女人不多，天下娶不到老婆的男人也就少了。但“当今之君”却不是这样，大国之君囤了上千女人，小国之君也囤了上百女人，所以天下单身汉也就多了。适婚年龄的男女凑不到一块儿，生育率也就很低了。
总而言之，以上所说的这五件事，圣人都会俭朴节制，小人都会奢侈淫佚。节俭的就昌盛，淫佚的就灭亡，这五件事不可不节制。
我们可以看出来，墨子谈问题的方法，是树立一个古代的好榜样，来批判当下，这和儒家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势，直到今天也不罕见
这里讲了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问题，前面四个，刚好也就是中国人一直常说的衣食住行。最后一条，从关注底层男性的角度，反对君主多娶小老婆，无疑是物化女性，今天要被骂“繁殖癌”的。不过在战国时代，这么想也不奇怪。
而且应该指出，墨子也很物化男性。《节用》里对娶老婆生孩子的问题，还有更详细的论述。墨子说，一般的物资，获得增长都是比较容易的：
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且不然已！
所以什么是难以倍增的呢？只有人口是难以倍增的。然而也不是无法可想，古代圣王制订法则，内容是：“男子年到二十，不许不娶妻，女子年到十五，不许不嫁人。”这就是圣王的法规。圣王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民众也就放纵自己：那些想早成家，二十岁就成家；那些想迟点成家的，有时四十岁才成家。算平均结婚年龄（大约是三十岁），与圣王的法则差了十年。如果婚后都三年生一个孩子，那十年时间就可以多生两、三个孩子了。这不是早婚就可以使人口倍增吗？只是现在不实行这样的政策罢了。
显然，墨子把男人也是当作战略物资看待的。他所谓的“利人”，诉求是人作为“物”的价值要被重视，而不是人作为“人”的尊严要被尊重。
不值得二：死后世界
生前穷奢极欲，死后还想继续，或者，后来者需要通过把丧事办得风光，来炫耀自己的孝心和富贵，于是就有了丧事大操大办，陪葬倾尽家底的风气。先秦时期厚葬久丧的现象，古籍中记录极多，也为考古发现一再证实，——有一个为专业人士愤慨，民间却始终流行的误解：“考古不就是官方盗墓的么？”虽然是谬见，但也正可见古墓里留下来的东西之多，使人印象何等深刻。
这里仅举和墨子时空关系特别接近的两例：
一是1978年湖北随州发现的曾侯乙墓，墓中文物万件，其中的编钟、尊盘均为国宝。而曾国不过是个三四流的小国。——曾侯乙和墨子是同时代的人，墨子从中原到楚国，或许也曾经从曾国经过。
二是湖北荆州熊家冢楚墓，这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了由43辆马车及164匹战马所组成的车马阵，气势极为恢宏。而墓的主人，极可能就是楚惠王，也就是评价墨子是“贱人”的那位。对厚葬兴趣如此浓厚，难怪他不接受墨子的主张。
厚葬久丧的问题，也是儒家和墨家争论的焦点之一。
虽然孔子明确反对厚葬，甚至据说孔子讲过“拿宝玉陪葬，就等着被盗墓曝尸荒野吧”这样激烈的言论，[1]但事实上，儒家对厚葬之风就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看《仪礼》《礼记》这样的书里，和丧礼有关的内容有多连篇累牍，这点一目了然。而孟子和荀子两位宗师，这件事上也未能免俗。
孟子把丧事看得极重，有名言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听过相声《白事会》的都知道，后世出殡时要高举“当大事”三个字招摇过市。孟子早年穷，给父亲丧事办得简单，后来有钱了，给母亲的丧事就办得隆重，还成了他被指责的理由。
荀子说，有人讲陪葬品少就可以免于被盗墓，这是不对的（这是不点名批判墨子，但等于也是怼了孔子）。古代圣王深受人民爱戴，陪葬品再多也不用担心盗墓；而一个暴君即使墓里什么都没有，人民也要把你刨出来吃肉啃骨头啊。[2]
即使承认儒家理论也是反对厚葬的，和墨家主张的节葬，也是两个概念。
儒家的反厚葬，是说每个社会等级都有相应的丧葬标准，等级高标准也高，等级低标准也低，不应该超过这个标准。比如说，曾侯乙的墓里发现了九鼎八簋，这是僭越了，因为曾国不过是诸侯而已，但如果变成七鼎六簋，那就完全合理。
墨家主张的节葬，按照古人的观点，却真是俭薄到极点了：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葬下》）
衣服三件，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时候，不要挖出地下水来，不至于使尸体腐烂的味道散发到空气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的服丧哀悼。
具体论证节葬的必要性的时候，墨子的办法还是算经济账：陪葬品很多，国家也就穷了；丧礼期间，规矩很多，人的体质会因此下降，而且这段时间男人和女人不能交媾，会降低婴幼儿出生率；丧礼中又不能做很多工作，国家和社会都会因此瘫痪；既然这个国家人口又少，又穷，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修城墙，这个国家就一定会遭到侵略；国家穷了之后，没钱去祭祀鬼神，上帝鬼神也就不会保佑你……总之，厚葬久丧，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今天的人来说，墨家主张中，节葬最容易被认为合理，接受起来毫无难度。但古人的意见刚好相反。已经习惯火葬的今人，会觉得土葬本身就很奢侈，但当时人看到墨子说的棺材那么薄，墓穴那么浅，往往觉得骇人听闻，只有自虐狂才会这么干。当时墨家理论遭遇重大阻力，主张节葬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他们提到墨子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不值得三：文化娱乐
墨子所谓“非乐”，乐是音乐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非乐是不听音乐，也是不要娱乐。
对音乐的态度，是墨家和儒家争论的另一个焦点。
儒家对音乐极重视，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文化渊源上说，儒家就出自西周的乐官。[3]《史记·乐书》说：
“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
音乐，从个人修养说，可以培养你的正义感，从调整社会关系说，可以区别人的等级。对上，宗庙祭祀要用到音乐；对下，改造民众也要用到音乐。
更具体的说，是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对应国家的各个方面，所谓：
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礼记·乐记》）
宫调没弹好，意味着君主荒淫无道；商调没弹好，意味着政府腐败邪恶；角调没弹好，意味着民怨沸腾；徵调没弹好，意味着不断折腾；羽调没弹好，意味着经济危机。
用音乐治国的故事，也散见于带有儒家倾向的各种文献中：
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任命夔做乐正这个官职。因为夔的音乐水平高，很能感化人民，令尧发出了“夔这样的人才有一个就足够治理好天下（夔一足）”的感叹。（《吕氏春秋·察传》等）
周灭商的过程是这样：八百路诸侯自发的大会孟津，一致主张伐纣，周武王却认为他们不知天命，时机还未成熟。过了两年，殷商皇家乐团的两位领衔的音乐家太师疵和少师彊，抱着乐器跑到周武王那里，武王立刻宣布，商朝罪过大了，咱得把他往死里打。音乐家的选择，比各国领导人一块儿表态更有说服力。（《史记·周本纪》等）
春秋乱世，吴国的公子季札出访鲁国。季札代表吴国对华夏礼乐文明的理解的最高水平，而鲁国就代表华夏礼乐文明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发生碰撞，当然会迸发出闪亮的光芒。季札欣赏了各国的音乐，于是就对各国的文化作了深度分析，对各国的命运作了精准的预言。从郐国开始，季札没有说任何话，这表示这些国家根本不值一提，“郐以下无讥焉”从此也就成了表达极度不屑的套话。（《左传》等）
总之，儒家格外看重耳朵眼儿里的中国。墨家反对音乐，特别容易形成与儒家肉眼可见的交锋，引起广泛关注。当然，儒家非常介意区分先王的雅乐和低俗的流行歌曲，“大雅之音”被吹捧得有多好，“靡靡之乐”就被批判得有多坏。墨家不理会这个区分，并把所有音乐的负面影响都算在儒家头上。这是公共议题辩论的常态，倒也不足为奇。
墨子反对音乐，照例还是从成本-收益着眼：
铸造乐器很花钱，当时乐器有多壮观，墨子说了个生动的比喻，“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王公大人们在高大的建筑物上俯视，大钟就好像倒扣的鼎一样。
演奏乐曲要用人，而且还必须要用身体素质好，智力水平也高的人。
欣赏音乐要花费时间，而王公大人应该忙于政务，时间是很宝贵的。
总之，为了听音乐，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考古发现也证明墨子没有夸张。以著名曾侯乙编钟为例：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铸造工艺极其精良。1979年5月开始，国家文物局主持下， 七家单位联合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厂研究组，经过四年反复试验、试制，到1984年7月才复制成功。——现代中国尚且如此，当年曾国为了打造这套编钟，花费简直难以想象。
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曾国是世世代代都深陷国防危机的。这些铜要是用来铸造武器，可以变成多少戈矛箭镞？花在乐器上的这些心思要是用于军事技术革新，能不能有所突破？
墨子质问说：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
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
简单说就是，听音乐（也可理解为发展娱乐业）可以让财富增加吗？可以让战争胜利吗？我认为恐怕都做不到，所以，音乐是没有必要的。
不值得四：科学探索
《墨子》书里，和工程技术有关的内容是不少的，也有些观察自然界的发现。但是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
技术强调有用，能解决具体的问题；科学在于求真，关心物质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是否有用，往往暂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而墨子是特别关心有用的。《墨子》书中有一个墨子和公输般比赛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通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啥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墨子》书中记录的辩论，照例是墨子赢，所以也不知道公输般是无话可说，还是说了也没被记录。
世上的不值得，当然不仅以上这些，但结合上面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墨子的基本逻辑：他关心的一是吃饱穿暖，二是增强国防。舍此而外，一切追求都是多余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反对墨子的主张。第一，没有物质追求的社会过于困苦；第二，没有文化娱乐的社会缺少乐趣；第三，没有科学探索的社会没有前途。
这三点里，古人对前两点已经有很多批评。
人类本质上就是一种很贪婪的动物。让成功人士都去过物质贫乏，没有娱乐的生活，你可以让所有人暂时做到，也可以让个别人永远做到，但不能让所有人永远做到。
中国文化的主流，不讲究灵肉二元的对立，肉体越受苦，灵魂越高贵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市场。缺少这种道德光环的加持，苦日子就更难坚持下来了。
而且，古今中外迎合底层期待的人，一旦取得成功，罕有能不忘初心的。譬如看看欧洲天主教堂气象巍峨的尖顶，再看看《福音书》里耶稣的教诲，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讽刺。
这种情况当然也出现在墨家身上。有个叫夷之的墨者，想来找孟子辩论。孟子自己不见他，只让门人传了个话：
“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墨家办丧事，以节俭为原则，我听说夷之先生也想把这一套推广到全天下，所以夷之先生当然认为厚葬是不对的。但是，夷之先生给自己的父母举行葬礼，却大操大办，这不是以自己所轻贱的原则来对待双亲么？
一下子怼得夷之只好转移话题了。
《韩非子·八说》批判靠耍嘴皮子过上好日子的人，举例时也点了墨家的名。看来成功的墨者，和儒家也是没啥不同了。
庄子有不少行为，和墨家看起来是有些相似的。比如说，庄子很穷，并且对这种生活泰然处之，这就契合墨家的“节用”；庄子临死前，吩咐学生说，把我的尸体丢掉野外，那是把天地万物当作我的棺椁陪葬，要说“节葬”，这才真是达到顶点了。
钱穆先生根据这些相似，认为庄子“论其学派，实归墨家一路”[4]。但他的这个新发现，当然是不对的。墨家提倡节俭，是希望把它变成一项国策，全社会强制执行；庄子这么不在乎物质，却是个人选择，并不企图把节俭变成一种社会规则。洞悉人心的庄子，恰恰清楚意识到，墨子的这种主张，绝不可以推广。庄子说，墨子虽然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他这套过分强调节俭的主张：
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第三点墨子不重视科学的问题，古人很少有批评，因为一般人对物质世界的兴趣，多半还不如墨子大，当然就想不到这也算缺陷。
把解决贫困问题放在科学研究之前，是古今中外特别关注民生的人常见的想法。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朱坎达致信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恩斯特·史都林格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世上还有无数的孩子困于饥荒的时候，把这么多钱花在探索宇宙上，是否过于残忍？
显然，这位修女的思路，与墨子高度一致。而恩斯特博士的回信，似乎刚好也可以视为与墨子隔着时空对话。这里摘引一段：
就在我详细说明太空计划正如何帮助解决地球上的问题前，我想先简单说一个大概是真实的故事，以或支持我的观点。在大约四百年前的一个德国小镇上住了一位伯爵，他是个善良人，总把自己大部分俸禄捐给镇上的穷人。在那个饥寒交逼的中世纪年代，常见疫病横行，家园尽毁，因此伯爵的无私之行得到众人的敬仰。有一天，他碰见了一位陌生男人，在其家中，除了一个工作台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男人白天拼命工作，就是想每晚留上几个小时可以待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他把玻璃打磨成小镜片，然后把镜片安到管子里，然后用这玩意去观察些细微的东西。在这高倍数的放大之下，伯爵看到了一些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微型生物，他对此颇为着迷。随后他便邀请这位男子连同其实验室搬进自己的城堡，男子从此成了伯爵家的一员，并以特殊雇员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其光学设备的研究及完善工作中去了。
然而，镇上的人得知此事后都不禁愤怒了，他们认为伯爵居然把钱都浪费在一些只能唬弄人的把戏上面，他们嚷道：“我们还遭着这瘟疫的罪，他却把钱花在那男人不顶用的爱好上！”面对种种质疑，伯爵依然很坚定，他回答道：“我还是会尽力帮助你们，但同时我也会继续支持那位男子及其工作，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这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的确，这男子的工作，以及其他人所作出的类似努力为我们带来了一样宝贝——显微镜。众所周知，比起其他的一些发明，显微镜的诞生可谓大大推进了医学的发展。没有显微镜，相关微观医学研究就不能进行，也就很可能没有瘟疫及其他传染性疾病在地球上大面积灭绝的今天。
那位伯爵，就减轻人类所遭之罪而言，就算是把所有可以捐的都捐给了他身边那些为瘟疫所折磨的人们，也远远比不上仅拨出一笔钱来资助那位男子的研究。
同理，公输般似乎也可以说，我的无人机研究，虽然眼下没什么实用价值，却也包含着潜在的无限可能啊。
但如果因为上面赞同上面这些反驳就小看墨子，那无疑也是十分轻佻的。
首先，墨家这些关于节俭的议论，你如果不把它看作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普遍原理，而是认识到这是一种针对一般民众的宣传，那就必须承认，它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煽动性。
譬如说，上面所引的那封恩斯特博士的回信，是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立言的，他预设的读者，也不是修女个人而是全社会公众，这才显得既有情怀，又有理性。但如果你讲话的对象，就是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效果一定大不相同。
墨子面对他的听众的时候，也大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这封信：“他讲的就是无论政府怎么安排，反正救济的钱到不了你们手里。在现有的资源分配体系下，忍饥挨饿就是你们注定的命运！为了人类发展这个虚妄的画饼，要牺牲你们的生活和生命作为代价。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这场宣传话术的较量中，墨子未必会落在下风。
另外，现代社会的经验，可能会放大墨子这些主张的荒谬性。今天的人很容易把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看成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穷人”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许多国家，“穷人”（或自认为很穷的人）仍然具有一定消费实力。古代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并不如此，所谓“穷”，就真是的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农业社会的剩余非常有限，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瞬间就可能成为普通民众的灭顶之灾。
在战争和饥荒频繁发生的年代，墨家牺牲社会多元性而增加粮食储备和增强国防力量的主张，合理性就会显得高得多。——不然，死人谈什么多元？
所以战国时代，墨家的学说做到了深受欢迎，以致于孟子要感叹“杨墨之言盈天下”，韩非子要说儒家和墨家是“世之显学”，还有前面提到的司马迁犯的一个错误：他认为孔子和墨子可能是同时代的人，中国传统的思维，是越古老越厉害，孔墨一样早，似乎也暗含着一个意思：两个人旗鼓相当。
而墨家组织，也取得极为快速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组织的力量，墨家才有了倡导“非攻”的底气。
[1]见于《吕氏春秋·安死》、《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等。
[2]《荀子·正论》：“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3]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
[4]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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