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集团发迹史（二） | 刘三解

上期文章考证重构花了14000字，其实简单地总结就是几句话：

刚刚起兵的刘邦靠着出色的军事能力在反秦义军中第一个硬碰硬击败了郡守、郡监统帅的秦军，却遭遇了能力之外的危机，那就是扩张地盘后面临“国别认同”的冲击，张楚“沛公”的名位也不足以稳定团队，结果除了沛县一地，吃进去的全部吐了出来。

此后他痛定思痛抱上了景驹、秦嘉新建立楚国的大腿，在东阳宁君陈婴这个大佬的麾下领略了“高阶政治”，并在秦嘉与项梁两大集团争夺“楚国”正统的内战中找准位置，巧妙周旋，在最合适的时机，又不损人品、名声地将自己“卖给”了项梁。

以上故事，均发生在秦二世元年九月至秦二世二年四月的八个月间，一次挫折，三次飞跃，但汉王朝的基础，已渐趋成型。

一

在薛城参与拥立楚怀王后，刘邦已经成为掌握虞、蒙、砀、下邑、丰、沛六城，控遏泗水、谷水、睢水三大交通主干线交通枢纽的楚国西线重将，其拥兵14000人，已经占到项梁所统10余万大军的1/10。

更重要的是，依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刘邦集团早期扩张中兵力一直维持在3000人左右，在砀地涨到9000人，又得到项梁5000士卒、10名五大夫将的加强，其兵力并不包括“守兵”，而是随时能拉出去远离家乡作战的“脱产兵”，这才是“秦制”中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所以，请画一个重点，因为这也是自此至汉文帝前元二年十一月“罢卫将军军”，整整30年间西汉王朝政治变动的核心。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刘邦集团还只有一半，也就是“本部”部分，“特将”、“别将”们还没有全加入，距离“争天下”还差着行市，所以，只能踏踏实实地尽楚军的本分。

当西线的战事冷却之后，北线成为新的焦点，陈胜旧将周市所扶立的魏王咎在东郡的临济已经被围困数月之久，至秦二世二年四月，魏国已经支撑不下去，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临济急，周市如齐、楚请救。

另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

此时的楚国刚刚建立了“新核心”，还没有完成内部整合，要到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才扶立了楚怀王，在此前后，只是派出了亲族项它出征，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约定，咎自烧杀。

这段话虽然连贯，却并非发生于一时，因为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秦二世二年六月”条下还有记载：

儋救临济，章邯杀田儋。荣走东阿。

田儋时为齐王，自发兵亲征救临济，肯定在部将田巴随周市解围失败之后，见《史记·田儋列传》：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于临济，急。魏王请救于齐，齐王田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儋于临济下。儋弟田荣收儋余兵东走东阿。

也就是说，总共有两拨解围军队，一波是周市率领的齐楚联军，被破杀，一波是田儋自将的齐军，被章邯夜袭击破，连田儋本人都被杀死，而有十余万众的项梁在干嘛呢？

见《史记·项羽本纪》：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

也就是说，项梁是坐视魏国被灭亡后，出兵救齐，当然，肯定没闲着，楚军的编制和训练应该有所提升，所以才有了不久后的“东阿大捷”，不过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课”恐怕才是戏肉，只是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往往被忽略，这里先卖个关子，按照时间叙述前因后果。

之所以会战东阿，是田儋战败的余波，见《史记·田儋列传》：

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

注意，这两条记载有明显的抵牾，就是项梁引兵攻亢父是和谁一起救东阿的？按照上文中的常规断句，应该是“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问题是，田荣已经带着几千人被包围在东阿了，怎么和项梁一起？

自然断句应该是，“齐田荣司马龙且”，即齐国田荣的“司马”龙且与项梁一同救援田荣，大败秦军，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原来，“龙且”不是楚将，而是齐将，甚至就是齐人。

在这个过程中，刘邦在干嘛呢？

见《史记·高祖本纪》中这个阶段的记载非常简略：

居数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看起来，几乎就没刘邦什么事儿，《汉书·高帝纪》就加了一点戏：

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邯围田荣于东阿。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大破章邯东阿。

由于“东阿之战”的记载不多，我们就连贯起来观察，一直到项梁战死前，这个阶段的刘邦集团的动向，还是得看看“诸将”：

（曹参）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史记·曹相国世家》）

（周勃）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攻啮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史记·绛侯世家》）

曹、周二人的前期作战经历非常丰富，几乎是跑遍地图，远超同侪，可以作为地理上的参考。

更重要的是，周勃的记录里夹杂着奇怪的词汇——“定魏地”，而曹参的记录中也明显少一个“从”字。

另见樊哙与夏侯婴：

（樊哙）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功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汉书》作阳城），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夏侯婴）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可见，樊哙和夏侯婴，一个是大保镖（后来也任“郎中”），一个是大司机（即“奉车”），肯定是“常从”者，在本传里也要强调，而且这个文本强调，本身就是当时记录中的“一种功绩”，类似的公文词汇就是“常从”、“常奉车”，而专门描述兵种功绩特征的则有：

步兵——“先至城下为多”；

车兵——“以兵车趣攻战疾”；

骑兵——“疾斗”、“战疾力”、“疾力”、“疾战”。

了解了这些，再来分解上述记录就能读懂隐藏的信息了，那就是，刘邦本人的行动轨迹是：

东阿——濮阳——城阳——户牗——雍丘。

其中，城阳是纯攻城战，所以樊哙为“先登”，这是攻城专有的名词，而东阿、济阳、户牗、雍丘之战则是野战，所以夏侯婴指挥兵车突击，立功升爵，而濮阳之战最为特殊，有野战、有攻城，所以夏侯婴和樊哙均有展现。

二

再反过来看曹参、周勃就复杂了，曹参攻“爰戚”、“亢父”两县，均有“先登”之功，而周勃则攻“爰戚”、“东缗”，也就是说，曹、周二人肯定不在刘邦本部，而是扫荡至东阿道路的先锋军。

曹参属于主力，所以，攻克亢父和爰戚，而周勃部参与了扫荡爰戚和东缗的战斗，却并未“取之”、“克之”，而是在项梁、刘邦主力大军来临时，转向砀郡的“栗县”。

上期文章我们说到，章邯大军至“栗”后击败了朱鸡石、余樊君，也就是说，栗县已经被秦军占领，而在这之后，刘邦部下的曹参、周勃都攻击了章邯军的车骑部队，也就意味着，要么是“抄”了集中在栗县的秦军后路，要么，就是在章邯主力北上转向临济进攻魏王咎的过程中，“抄”了秦军的后路，攻克了蒙县和虞县。

但是，这并不改变栗县归属于秦的结果，所以，本来在楚国西部边境驻守的周勃军在北上单父、东缗、爰戚的过程中，得知栗县的秦军有异动，返回镇压是完全有可能的，而这次小战斗的结果是，“取之”，也就是说，栗县也进入了楚国的控制。

中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周勃在“东阿之战”前还攻克了“啮桑”，“啮桑”之地，在丰、沛附近，这次事件不知原委，很有可能是“邑”中百姓难以承受“义军”的盘剥，在项梁、刘邦的主力北上空虚后发动的叛乱。

毕竟自刘邦起兵反秦已近一年，仅丰邑就来回攻战三次，沛县作为泗水交通要津，往来的秦军、景驹楚军、项梁楚军、刘邦楚军如过江之鲫，前前后后二十万不止，百姓之苦可以想见，但是，周勃的偏师很容易“先登”扑灭了这个小火苗，转头参与本部的“东阿决战”去了。

“东阿之战”中，刘、曹参、周勃、夏侯婴、樊哙俱在，但是樊哙和夏侯婴的表现明显不多，樊哙无记载，而夏侯婴则是“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此处加了“太仆”，而不是常规的“常奉车”，有可能是刘邦本人、亲卫并没有冲锋陷阵，而是其下属的“兵车”参与了野战立功，实际上是“指挥功”，因而升爵。

反观曹参，则是“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陷陈”通“陷阵之功”也是一种战场功绩表现的描述，即先锋突击敌军阵列，而周勃则只是参与了此战，可见，作为项梁统一指挥的一场大决战，刘邦集团只是部分接敌，而不是全军压上，也就是说，主角不是他。

这之后，追击战败撤走的章邯所部，“（楚）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濮阳之战是先野战，再守城，野战中秦军战败，又组织起力量守卫濮阳。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高祖本纪》在这里写了两个字——“环水”，既可能是城中的秦军掘长壕引水防卫，也可能是城外的楚军以这个方式来围困秦军，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刘邦所部的行动很有意思。

曹参和周勃都参与了对秦军的追击，所以都有“追至濮阳”字样，但却没有显示参战，

而樊哙却“功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然后在城阳攻城战中再次“先登”，也就意味着樊哙抢在了前头登城，还获得了23颗脑袋的斩首，这一行动无疑有些诡异。

同样诡异的是夏侯婴，他参加了砀东之战后，记载就直接跳跃到了攻济阳、下户牗，破李由雍丘下，并由此赐爵执帛，却又诡异的因为东阿、濮阳城下的战功，被晋升为执圭，而很明显，济阳、户牗、雍丘之战，都在东阿、濮阳之战后，等于是追述前功升爵，道理何在呢？

更诡异的是夏侯婴等人的封爵，梳理一下：

	沛县 起兵	胡陵 之战	攻丰 之战	砀东 之战	下邑 之战	亢父 之战	濮阳 之战	户牗 之战	雍丘 之战	项梁 之死
曹参			七 大夫			五 大夫				执帛
夏侯 婴	七 大夫	五 大夫							执帛	执珪
周勃		后于 沛从			五 大夫
樊哙				国 大夫			列 大夫	上间

也就是说，在项梁于薛郡给刘邦五大夫将10人，卒5000人的时候，有记载的“五大夫”爵的团队成员，只有夏侯婴和周勃，曹参还只是“七大夫”，要知道，“五大夫”在楚爵制和秦爵制中都是“卿爵”之下的重要门槛，也就是说，曹参“进步”不如周勃，应该因为其起步爵位就不如周勃。

这四人中爵位起步最低的竟然是樊哙，至砀东之战时才赐爵国大夫，也就是说，按照在团队中的爵位级别排序，竟然是夏侯婴第一，周勃第二，曹参第三，樊哙第四，是不是有点反“常识”？

那么，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的是，所谓“五大夫将”，其实就是统兵500卒之“将”，并非“将军”的意思，这也与之前三解的考证相合，而刘邦团队中有记载的同级“将”，仅有夏侯婴、周勃二人，也就意味着项梁“给”的吏卒，其实是“掺沙子”，而且是狠狠地“掺”。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项梁在“尽招别将”之后的“居数月”，其实是对这些“楚军”进行了整编，那么，刘邦的14000人，并不能作为事实上的“独立势力”，而极有可能被拆散使用。

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勃和曹参的相关记载中得到印证。

注意，《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夹杂着“定魏地”三个字，之前没有展开解释，其要点即在于，他的任务就是“别将、定魏地”，也就是远离主力，划定战区，问题是，他这位在刘邦投奔项梁之前的“五大夫将”，这个“定魏地”的任务是谁给的？

刘邦，还是项梁？

三

很可能并不是刘邦，对比一下几个人的行程：

A组：

刘邦：亢父——东阿——濮阳——城阳——户牗——雍丘

夏侯婴：东阿——濮阳——济阳——户牗——雍丘

樊哙：濮阳——城阳——户牗

B组：

曹参：爰戚——亢父——东阿——濮阳——定陶——临济——雍丘

周勃：爰戚——东缗——栗——啮桑——东阿——濮阳——甄城——都关——定陶——宛朐——临济——张——卷——雍丘——开封

A组和B组最大的区别就是濮阳之战后，去“城阳”还是去“定陶”。

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明确：

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刘邦本人受命攻“城阳”，樊哙相从，夏侯婴在攻城战中驾车，故无战功，此为一路，而周勃则在濮阳之战后，向东扫荡甄城、都关，二城均在“城阳”之北，甄城被攻克，而都关则为“攻”，说明时间上，或在刘邦、项羽之前打下甄城，开拓了进攻城阳的道路，而转向都关，即前后脚。

而曹参所部，在东阿“陷阵”之后，即追秦军至濮阳，再转向定陶，也就是与周勃部在定陶城下汇合，同时来的自然就是项梁主力，也就是说，曹参是随项梁主力行动的，但是周勃则作为“别动队”，突袭了定陶西方的“宛朐”，这个过程很可能受到了“起宛朐”的陈狶与靳歙的帮助，因为前者缺载，而后者的经历，在《史记·傅靳蒯成列传》有记载：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攻济阳。破李由军。（《史记·傅靳蒯成列传》）

之后，周勃攻克宛朐后与曹参合兵越过济阳，沿着济水西进袭击了临济，而夏侯婴所统的车兵则直接参与了济阳之战，此时，刘邦可能正和项羽一起从城阳赶来的路上，因为此处的“从”，却没有提到“常以太仆奉车”，也就是说，夏侯婴是在刘邦的指挥下参战，但并没有作为刘邦的车夫亲自参战，所以，樊哙毫无表现，而周勃和曹参则自始至终没有“从”的说法，说明其不在刘邦直接指挥下。

此战中，与夏侯婴一同进攻济阳的，应该是“以特将将卒五百人”的陈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作“前元年从起宛朐”，应为秦二世元年陈狶自起兵，至此方归属刘邦），所以，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是“攻济阳”，而非攻克。

而从攻定陶的项梁军分出的曹参军，此时已经与周勃部会和，共同“夜袭取临济”，然后，两部分道扬镳，周勃所部则去向奇怪，《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作“攻张，以前至卷”，《史记·张陈王周传》作“攻寿张，以前至卷”，“张”应为张县，去其地需沿济水东下，北过巨野泽方到“张县”，远在定陶、城阳的北方，跑一趟可谓乾坤大挪移，再转身攻黄河岸边的卷县，非常奇怪，但“寿张”此时仍无此县名，更加奇怪，且有“以前至栗”的词组，略似之前“以往至栗”的词组，怀疑周勃确实走了这么个折返跑。

另一路的刘邦与项羽本部则在济阳南下至“户牗”，此处小邑，夏侯婴和樊哙均有参战，并一举攻克。

而樊哙的相关记载明确将“下户牗”与“破李由军”联系，斩首十六级，并赐“上间”爵，也就意味着，三川郡郡守李由的军队前锋已经到达外黄以北的“户牗”，明显是要与在濮阳的章邯所部建立联系，甚至夹击在定陶附近的项梁主力。

值得注意的是，曹参参加雍丘之战的表述为“南救雍丘”及“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也就意味着他在临济接到的不是会战的指令，而是仍在“楚国”或“魏国”治下的雍丘被李由围攻的消息，所以称“救”。

周勃在“卷”县，也南下雍丘，夏侯婴却只提到了雍丘破李由，樊哙则干脆没有提雍丘，还原一下过程，就是刘邦和项羽的自将主力，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达雍丘城下，也没有亲自参与雍丘之战，斩杀三川郡守李由的只是曹参所部，周勃所部和夏侯婴的车兵只是参与了此战，至于樊哙，更是根本没摸到边。

还原了这个过程，最大的发现就是有“从”与无“从”字的区别，曹参和周勃确实与刘邦是在一个战场区域内作战，但是很明显已经不归属于刘邦本人指挥，所以才会出现“取栗”和“攻张”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调动，比较这两个方向均与刘邦本部的作战任务毫无干系。

反观曹参和周勃两支部队之间，还偶尔有攻战的配合，与刘邦、项羽合作的部队，则基本没有交集，甚至执行不同方向的作战任务，这种“配合”却不“配属”的方式的存在，说明项梁已经深度介入了刘邦集团的军事指挥，并不再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假以时日，刘邦军事集团的“被消化”应该是早晚的事儿。

这一点，也可以从夏侯婴本人诡异的封爵次序来观察，赐“执帛”爵，也就是“卿爵”，可称“某某君”的封君身份，应该是出自项梁的“论功行赏”，所以，里面提到的是“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也就是说，砀东之战、济阳之战、户牗之战和雍丘之战，夏侯婴并没有给刘邦驾车作为大将的“御者”出阵，而是率领“兵车”突击的车兵将。

而他的“执珪”爵的提升，则是以“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为理由，注意区别，“常以太仆奉车从击”和“从击”不只是多了几个字那么简单，“太仆奉车”常规意思是以太仆的职位亲自为皇帝驾车。

刘邦此时不但不是皇帝，甚至连独立建国的“诸侯”都不是，只是楚国的“县公”，也就是只有不完全主权的“封君”爵位，自然不可能设置二千石的“太仆”官，极有可能是“厩啬夫”、“厩尹”之类的职位的“书写变通”，而这个只与刘邦自身相关的封爵理由，也说明此“执珪”爵极有可能是刘邦在本集团内授予的“地方粮票”。

四

此时的态势，虽然楚军连连获胜，而秦军退守，实则秦军形成了东郡濮阳和砀郡雍丘两个重兵集团，南北包夹楚军，刘邦和项羽的任务就是打破李由的南线集团，而项梁在定陶则面对章邯的北线集团。

刘邦和项羽的任务执行得不错，项梁却被偷袭战败，这个时间刚刚是秦二世二年九月，也就是两个月间完成了攻防转换，天翻地覆。

见《史记·高祖本纪》：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很多人只注意了“骄兵必败”，却不关心项梁战败后的楚军格局，此处的记载说明，刘邦、项羽进攻外黄未下后，又转兵陈留，听说项梁战死，就带兵与“吕将军”一起东撤，最终的布局是刘邦在最西边的砀驻扎，吕臣驻军在彭城东，项羽驻军在彭城西。

则成建制的在外“楚军”别部，至少有刘邦、项羽、吕臣三支，又是一起东撤，也就意味着三方的作战区域都在东郡、砀郡之间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上文中提及的曹参、周勃的“被配属”部队，应该就是吕臣部。

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秦二世二年九月”条下，几个势力的记载是：

（楚）徙都彭城。

（项）章邯破杀项梁于定陶，项羽恐，还军彭城。

（齐）田假走楚，楚趋齐救赵。田荣以假故，不肯，谓“楚杀假乃出兵。”项羽怒田荣。

（汉）沛公闻项梁死，还军，从怀王，军于砀。

（魏）魏豹自立为魏王，都平阳，始。

注意项羽，“恐，还军彭城”，这才符合项羽二十多岁小青年的正常反应，参天大树一样的叔叔战死了，吓坏了，六神无主，急忙撤回彭城。

而刘邦则是“从怀王，军于砀”，对于刘邦而言，项梁和景驹一样，都是投靠的“老板”，死了换一个就是了，所以，“从怀王”，很听招呼，驻扎在砀郡，而没有站在“约为兄弟”的项羽一边同进退，也就意味着与“项氏”霸权的切割。

另一边，田荣要求楚国杀田假才出兵救赵，这也是典型的“恩将仇报”，毕竟项梁出兵东阿是为了救田荣，追击秦军田荣即离去，导致楚军力孤，此时又推脱，直接导致了项羽“杀叔之仇”的迁怒，也为日后的伐齐战争埋下了伏笔。

至于魏豹，看似是最微不足道的，因为他是在魏王咎于临济自杀后逃出至楚国，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那么，《月表》中记录的实际上是“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的一时一事，也就是说，魏豹逃到了楚怀王处，被楚怀王所承认为魏王，是“立君”，而项羽破邯郸后，魏豹也“下魏二十余城”，此时魏王又“立”，是“立国”，汉元年时的西魏王实际上是“移都”，也就是“让地”。

但是，他的魏国与刘邦干系巨大，这个容后细说。

楚怀王赶到彭城之后，迅速进行了政权和军队改组，见《史记·高祖本纪》：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成，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楚怀王“恐”，却把后方的都城迁到了前方，又把吕臣和项羽的军队收归“自将”，而任命刘邦为砀郡长、将砀郡兵，吕臣为司徒、吕青为令尹，又为刘邦和项羽分别封侯，一为武安侯，一为长安侯，而我们知道，项羽的“鲁公”并非单纯的“号”，在刘邦灭楚时，鲁地的人自认为项羽封臣，可知，“沛公”和“鲁公”类似，已有“封邑”。

至于上述人事布局，没有提及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楚上柱国”陈婴，也就是说，他的地位没有受到影响，但整个人事布局极有可能与他有关，因为上述安排中，吕臣、项羽所部均被收回，而以官位、爵位尊养，并对项氏其余尊长毫无安排，本质上就是为了削弱项氏宗族的实际权力，完成其“楚国化”，而仍掌握兵权，甚至扩大了兵权的只有一个人——刘邦。

被分化出去的部分，也被还了回来，参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

这里说的是楚怀王封刘邦为砀郡长之后，曹参也被封为“执帛”，号“建成君”，也就是封君了，又“迁”为“戚公”，戚县在泗川郡，距离沛县不远，而前述周勃则被封为“襄贲令”，却属东海郡，另外一位是还要晚一些，是由“执珪”爵，“赐爵封转为滕公”的夏侯婴，滕县地在薛郡。

详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以令从沛公定魏地。

周勃在刘邦兵初起时已经参加，迅速建功，甚至独挡一面，结合他“材官引强”的身份，也确实可以理解，需要重点注意的是“以令从沛公定魏地”之说，也就是他被配属给刘邦从事“定魏地”的任务，这个任务，在之前已经出现过。

也就是说，以上“封君”的封邑都不在砀郡，却“属砀郡”，只能出自楚怀王封赏，而非刘邦慷他郡之慨，但对于他们归属的尊重，也说明楚怀王对于刘邦集团属于扶植的姿态，但也说明了，刘邦此时还不是这一群将领的主君，而是“方面统帅”，他的权力来自于楚怀王的“转授权”，但这已经比项梁时代的“直属化”命运要强多了。

之所以有这个结果，当然不可能得益于刘邦与楚怀王的“旧交”，只能是陈婴在楚怀王朝廷中对于各势力的建策，更重要的是上文中曾经提及的《史记·高祖本纪》中的“约定”：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遣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这段话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项羽“愿与沛公西入关”。

也就是说，北上和西进的人选定了之后，项羽闹了一回，想要和刘邦一起行动，而不想跟着宋义去救赵，这是项羽在出兵北上前希望联合“老大哥”对楚怀王朝廷施压的最后一搏，没想到，项羽竟然连“一起入关”的资格都没争上，可见，在彭城他的话语权已经被削弱到了极低的程度，项氏集团的影响力也趋近于无，“老大哥”的向背可以想见。

结合这里“老将”们的评价，“项羽为人僄悍猾贼”，“暴虐”、“凶悍”可能符合一般人的历史认知，而“猾贼”也就是狡诈，恐怕很少人能够想象了，这和一般的看法可不一样，但这是“诸老将”的评价，在楚政权里能够称为“老将”的，也就是陈婴、吕臣、吕青、宋义、英布、蒲将军这么几位了，也就是“将军”级别的人物，他们如此评价，近乎于当时的公论。

反观刘邦，没人再提他是“无赖子”了，其“宽大长者”的人设塑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人设”塑造要是没有熟人买账、宣传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与上柱国陈婴，部下曹参、周勃与大将吕臣的交往，很可能也加了分，也就是说——朝里有人，这在楚怀王重建王业，从项氏集团手中夺取实权的大背景下，具有重大的意义，让刘邦得以成为那把被“借”的“刀”，而这个资格才是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这支“尚方宝剑”，具有极大的权威，因为项梁的大批残军被打散，东阿到定陶，济水沿线的东郡辖地，就和雍丘、襄邑这一系列睢水沿线的砀郡辖地被断开了联系，让他收陈胜与项梁的残兵，注意这里面的要素——陈胜、项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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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葛承雍、马勇、张帆、蒙曼联袂推荐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大秦帝国事实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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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用制度经济学详尽解析大秦帝国运行逻辑的历史著作

★ 通过对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的详细解读，重建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完整的秦朝制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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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推荐

这部著作给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画卷，远不是我们过去讲的商鞅变法、军功爵制、长平之战等熟悉的画面描摹，而是在苟刻严密的社会结构下，隐伏着一个随着统一六合却快速走向崩溃的宿命。

——葛承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这部书不仅具有丰厚的专业学术含量，而且好读、有趣，令人不由自主地接续作者思索。

——马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本书借助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以大量出土文献资料为依托，对“秦制”具体内容和秦朝兴亡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富有创见，值得重视。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秦砖》这本书就是力图通过一系列埋藏两千年之久的地下文献——秦简，来钩沉一个极重要而又极遥远的王朝，这个王朝既有“大秦帝国”的美誉，也有“暴秦”的恶评。这个王朝的运作方式，常常被人用“汉承秦制”的方式一语带过，它的挣扎与迷惘也因此被淹没在“雄汉”的严整与恢宏中，成为一个模糊而残破的背景。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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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秦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它的制度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古代社会。那么，这一制度面貌到底为何，存世文献中的“秦制”是否为真正的“秦制”？“秦制”由何而来？在商鞅变法至秦朝灭亡的150年间，“秦制”本身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本书将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引入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等基层政务运作相关的记录细节，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力役制度”“兵役制度”“军队编制”“爵位制度”“文书吏制”“郡县官制”“财政制度”“商业制度”和“基层管理”的分期变化均有触及，又各有侧重；细致地重构了《商君书》《史记》《汉书》等存世文献中构建的“秦制”体系，以期追溯“秦制”的由来、解析秦帝国的运行逻辑，并挖掘秦帝国的速亡原因。

作者：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