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德萨
残酷居所
黑海是个奇怪的地方。它的名字的来历，即为什么叫“黑”海，到现在还是悬案。它位于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版图，一向在西方主流史地视野之外，在黑海边活动、争夺黑海控制权的，是被西方看不起的势力。近三十年来，黑海所属的“东南欧”被从东欧这一政治概念里正确地区分出来，它是一个真正的过渡地带，对立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交汇，那片被认为是“真正的欧洲”的地域，通过黑海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衔接起来。
据此，敖德萨的位置就显得微妙了。看地图，它在黑海北岸的一个小小尖端上，1787年前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地盘，这之后，崛起的俄国与土耳其打起了战争，最终将它夺下，这才给它取名敖德萨。查尔斯·金说，这场战争使得“俄罗斯明白了自己在欧洲的使命”，开始做一些认真的、长久的经营。得益于此，敖德萨这一偏僻小村发展了起来。1803年，从法国投奔俄国的黎塞留公爵被新任沙皇派了过去，做规划开发工作。
敖德萨之子——巴别尔幼年照片
其实那里当时已颇有生气了，这是商业往来的结果。黎塞留到后，花了十年时间主导它的建设，他的目的明确且正确：既然那里是多民族、多群体往来的地方，那就将它打造成一个多元人群的庇护所。虽然是俄国城市，可是敖德萨却获得了一种国际感。罗伯特·史蒂文斯说，那个地方跟俄国其他地方迥然不同，那是“欧洲各国共有的领地”。
巴别尔与爱森斯坦
黎塞留之后的几任总督，也都继续提升城市这种“国际化”的、自由自在和随心所欲的气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沃龙佐夫，他是托尔斯泰在《哈吉·穆拉特》里描写过的人物。他接手敖德萨的时候，这里已属于“新俄罗斯地区”，即俄国扩张所及，是被寄予希望的边疆，也是“天高皇帝远”的乐土。生性轻浮放荡的诗人普希金，就是在沃龙佐夫任内被流放至此的，这场流放是个公共事件，敖德萨本就见多识广的城民将它变成了一次彻底放荡狂欢的机会。从1823年秋冬起，普希金和沃龙佐夫的太太成了情人，沃龙佐夫的态度从睁一眼闭一眼，逐渐演变到“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普希金被他调走，但他留下的印迹已足够为敖德萨奠定城市性格。
无政府的气候环绕着黑海。在敖德萨，自从普希金时代以来，由于商业发达的缘故，犹太人逐渐增多，到19世纪末蔚成人口的主力。犹太人多的地方，总是最难以形成明确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总是摆荡在繁荣和衰败的交界线上；犹太人自己争取更大的存在感的努力（例如18—19世纪的哈斯卡拉运动）激起了反犹，又削弱了他们的力量，逼使他们去往别处，以及思考一些关乎集体命运的事情。
亚博廷斯基，能咬碎钢铁的下颌是他面貌上的特征
19世纪后期以来的敖德萨，滋养了亚博廷斯基和巴别尔这样的人物。这两人都是文人，但亚博廷斯基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养成了铁血般的性格。他是在犹太人遭到俄国打压的1890年代长大的，他是一个最少幻想的人，从不觉得犹太人就该以敖德萨这样的地方作为心灵归宿。他不仅主张犹太人要有自己的国家，而且全力参与到打造武装的事业之中。他为他的民族输入了表述完善的民族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没有活着看到以色列诞生的元勋，他拥有和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特奥多尔·赫茨尔同等的地位。
爱森斯坦导演《战舰波将金号》中的经典画面，
敖德萨台阶大屠杀
巴别尔却相反。他是另一种敖德萨犹太人：耽于享乐，喜欢投身于某种个人冒险。他从敖德萨来到东欧的战场，随哥萨克红军征战，撰写报道；他见证了种种暴行，种种荒谬的场景和故事，他写下了《骑兵军》这一有如出自印象派画家之手的神奇的小说集。但《敖德萨的历史》更为关注的，还是他的另一短篇集《敖德萨故事》，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像巴别尔一样，为这座城市撰写专属于它的记事作品。
谢尔盖·爱森斯坦
这本书的力量，就在于用虚构的人物取代了这座城市的实际建设者。巴别尔塑造的核心人物——本亚·克里克，是一个劫匪头目，一个黑社会首领，却并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他活跃在“一个偷盗、娼妓和谋杀盛行的社区，但它终究是一个社区。”这个“但”字道尽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在《敖德萨的历史》中，查尔斯·金还下了诸如此类的断语，这座城市有着“本质不坏的犯罪”，有着“南方典型的自由散漫”，这里的人“把藐视规则视为艺术”，“具有一定的忍耐不公正待遇的能力”……它是黑海北岸的一颗明暗不定的珍珠，是经常不自由的自由港，是犹太人的福地，也是他们的葬身之所。
《战舰波将金号》剧照
作为黑海历史专家，查尔斯·金对敖德萨总的定性是“残酷居所”。从书中可以看到，当年只需不怀好意地喊一句“干死犹太佬”，聚集的人群就会一下子明白应该做些什么；但犹太人就像旧约圣经里的以色列人一样，怎么都杀不干净，而总能在任何一次人口普查中把自己所占的百分比高举过头顶。即使在二战之后到1950年代，城中犹太人数量降至二百年来的最低，他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残酷是个事实，但它给了那些无家国可以归属的人以庇护，也是事实；让残酷发生，让种种偶然事件像雨滴一样降临，唯有通过它们，方能体会到“自由”二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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