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从学校回来以后的胡言乱语，没有任何的学术方法与价值，纯粹用以记录自己乱七八糟的思绪。
1.
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毫不意外地见到了那些正在“等待我的人”。
他们穿着印满县城商铺广告的黄色背心，站在火车站出站口，一见到旅客出来便迅速掐灭自己受众越来越短的烟头，迅速簇拥上前。而后便是一片满带着乡音的、此起彼伏的“靓妹”声。
倘若没有下一句“要坐摩托吗？”，我也许就要迷失在“毫无保留的赞美”当中，对自己的长相生发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认知来。
多么熟悉而陌生的场景。
在稍稍往前的几年里，我每周都要听一听这样的声音。
我的高中实行全封闭式管理，高一高二时每周放一天假，高三时假期则被无情地压缩至半天。我总是提前很久就收拾好书包，在一周的最后一堂课时盯着秒钟一点点地转动，而后在下课铃响起的一刹那瞬间起身，拔腿就跑。我紧紧地握着校卡，而后穿过走廊、穿过楼道、穿过那个铺满大理石瓷砖的广场。我在校门前减速，刷卡，在“平安离校住宿生”的冷漠女声当中冲出校门，而后成为第一批听到“靓妹”声的学生。
高中毕业以后，我离开了我的高中，在上海念本科。我的家庭也以某种“终于解脱”一般的心态搬离了县城的老房子，举家住进了市区的新房当中。尽管县市之间存在着行政包含关系，但是从市区到县城并不方便，想要回县城的话需要在高速公路上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很少回到县城了。
此起彼伏的“靓妹”、如云一般的黄色渐次消散。
2.
这一次回来，是为了回高中。
前几天我的高中班主任在微信上联系到我和我的另外一个高中同学小L，问我们八月份是否有空，希望我们能够回到高中给他班上刚上高三的学弟学妹们讲些什么。
对于我和小L而言，高中班主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妈妈曾经以相当笃定的语气说道：“他是你命中的贵人。”这话听着大有封建迷信的味道，但似乎倒也不错。毕竟我和小L在往后的许多个时刻当中也曾反复慨叹：“遇到老师，是我们的幸运。”
我们经历了县城的升中考以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到了高中的重点班。彼时我的高中班主任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他那时清瘦、热情、活泼，又带着几分理所应当的生涩。
在他担任我们高中班主任的三年里，他将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与热情都投注到教育当中。
他像是侦探一般摸清了班里四五十个人的习性，他与每一个人聊天、为每一个人解答疑惑。他在我和小L身上付出了更多的心血，而我和小L也记不清我们究竟在他面前掉过多少次眼泪。
因而当老师提出让我们回来帮忙时，和学弟学妹们聊一聊时，我与小L欣然答应。
3.
“聊什么呢？”
当我一口答应老师的邀请时，这个问题便始终在我的脑海当中挥散不去。
我翻箱倒柜地找出当年的练习册、错题本和发黄的起了毛边的试卷，想从这些凌乱的材料当中找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从书架中抽出两三本装帧精美的笔记本，在抽取时我的动作必须很轻，否则夹在其中枯叶书签、照片与明信片就会瞬时落地——这是满载着我回忆的日记本。我阅读着日记本上的内容，试图回味当年的心情，回归彼时的语境。
我和小L说，我当然可以很好地“把自己作为方法”，讲好学习经验、泛泛地谈着“多沟通、多运动、多吃饭有利于保持良好心态”，但是我有更多想说却不能说的东西。小L说她也是。
彼此心照不宣。
在这之前我回过学校两三次。两次是回学校找老师闲聊，一次则在我刚上大一的寒假。那时我带着一整个宣讲团队，声势浩大地在学校最大的演播厅宣讲。那时我们坐在主席台上，分享着重点高中尖子班学生的学习经验，分享着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
当我站在讲台上拿着话筒慷慨激昂地讲述着我的大学是如何“多元开放”、“选择自由”时，我转头看见台下两三百名学生的表情，骤然失语。灯光直直地打在我脸上，会场一片寂静，我忽而遭逢到某种难以言说的、刻骨的荒谬感。
我至今说不明白这样一种荒谬感从何而来。
……
“也许我明白。”
5.
我的高中是非常典型的县中，或者说比常规语境下的县中还要“典型”。倘若说“县中模式”意味着被贯彻到底的应试教育模式、稀缺的教育资源，那么我的高中则将这些要素以倍数级放大化——这是一座特级贫困县的高中。
“特级贫困县高中”这一标签带来多重的、彼此矛盾的体验。特级贫困县一方面意味着真实的在地的贫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数额相当巨大的财政补贴。由于有国家财政部门强有力的财政补贴，我们学校的硬件设施在事实层面上是相当完备的。我们有标准的体育馆、足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甚至是游泳馆；我们有规格相当高的演播厅、礼堂、校内电视台、和普及到每一个班的智能多媒体设备；我们有一整栋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设备都极其完备的实验楼；我们的宿舍有空调、电话、吹风机，也即将加装洗衣机。 几年前，学校花费数十万改造了重点班教室的灯光系统，以求实现护眼效果。与此同时，学校甚至给重点班学生人手配备了一台平板电脑，以求实现智慧化课堂模式。
这一切，还在不断的更新与变化当中。
非常坦率地说，就事实层面，这所“国家级特级贫困县高中”在硬件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也许比不上超级中学，但也不会过分逊色。
我在想要引用我高中日记里的一段话。
“这里的领导热衷于修路。他们将路一次又一次地凿开，水管、沟壑千百次地出露地表。满载着泥土与沙尘的大货车从城东的高速路口上下来，而后轰鸣而过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那条据说是重要供水渠道的江河颜色古怪而深沉，在潮起潮落之间，翻涌着的是深黑色的江水与五彩斑斓的杂物。 这是一个昏暗的、陈旧的、尘土飞扬的城市。在这个灰暗的县城里，这所高中是唯一的亮色。”
我的高中以气势磅礴、毫不客气的姿态占据了县城的大块土地，它以统一的鲜橙色色调划破了周遭的昏暗，校内愈渐丰茂、植物类型繁多的植物园也悄悄置换更新着空气。高中时我常常坐在现代化的教室里盯着远处杂乱的建筑、以及更远处的只有一抹淡色的群山发呆，头顶上中央空调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倾吐出真正冷气，教室墙上的多媒体设备散发出耀眼的蓝光。
我平静地感受着断裂。
——校门里与校门外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一面是不断更新、日益现代化的教育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确是一年比一年差的高考成绩。
虽然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今年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还是感到震惊与唏嘘。这所自称有着百年历史之久的“百年名校”，自称为教育明珠的山区县中，它在风头最盛之时能送出七八个清北，它曾经包揽市里文理科前十名。每年高考结束以后，红得耀眼的横幅与一张张喜报贴满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尽管这与超级中学的高考成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也不妨高中的老师与家长们反反复复地念叨其这些成绩。就连门口的保安叔叔与饭堂第三个窗口的食堂阿姨，在这两年成绩出来以后，也会慨叹起当年的“伟绩”。
又或者说，当年的我们，还没有那么的狼狈。
今年呢？
文理科前十被市级重点包揽，理科全县第一名依靠着国家专项计划拿了清华30加分也无法被清华录取，文科全县第一名也只能将将读到省内一所还算不错的211。今年也贴出了喜报，用红色的塑料纸印着金色、白色的字体，宣告着今年有一千多人考入本科。而我悄悄地将考入本科的人数与高三的总人数的相除，得出了一个有点难看的本科率。
3.
我和朋友讨论过原因。
首先生源自然是一部分。曾经我们县城高中拥有在全市范围内、跨县招生的权力，彼时每年都能在邻近县区招到不错的初中生。而前几年市教育局应当是为了扶持市级高中的发展，出台了相关政策，指出只有市直重点高中才能够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高中，县城高中不具备这一权利。这的的确确使得我们高中的生源质量大大降低。
伴随着学生一同离开的，还有一批又一批的老师。几年来，学校里最优秀的一批老师纷纷离职，他们大多都被高薪聘请到了各大正在崛起的私立中学。这对师资队伍本就不很强大、远不能与超级中学相比的县城中学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在高中读书的三年里，总是在不期然之间听到某位熟悉的老师离职的消息。他或者是我们学校的特级数学教师、或者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或者是在岗位上矜矜业业奋战了将近十年的教导主任....他们一批接一批的离开，奔赴更好的前程、拥抱更好的薪水与福利，而后留下空荡荡的办公室座位和茫然无措的学生。 而我也总是中考招生的季节里听说这样那样的消息，说第几名、第几名都去了市中，今年的招生真是“颗粒无收”。
那时的我忽而想到一个很奇妙的譬喻，我觉得我的高中像是裸露在荒野当中的、一滩本就极浅的水，它曾经以某种相当顽强的姿态抵挡着烈日的招摇，它缓慢地......缓慢地蒸发着。而如今它却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远方以及更远方处有千百台抽水机，它们以毫不客气的姿态抽走我的老师、抽走我的同学。
它要干涸，它快要见底了。
选择留在学校的老师要么是上了一定的岁数的老教师；要么是刚刚毕业、岁数极为年轻的年轻人。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当可观、厚重的教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指称，他们只需再熬过几年，便能光荣退休，变动实属不必。而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实在是太过年轻，还未能崭露头角，尚且不具备被其他学校“赏识”的资格。
在这一层面上，学校在师资分配的过程当中，明确存在着重用老教师、轻视年轻教师的倾向。在此需要声明的是，以下的论述只是在相对概括的层面上的讨论，绝无一棍子打死之意。即，相当一部分选择留在学校的老教师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于教育的热情，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仅仅只是工作。他们往往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教育的新形势、新动向。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我高中的某位老师在2018年时所使用的PPT居然还是2010年的PPT，从2010年到2018年，已然过去了八年。八年时间，连抗战都尘埃落定了，这期间题型与考纲有多少改变？我觉得甚至可以以沧海桑田来概括。
下课铃一响，他们便飞速地消失。 或是回到家中，或是走向麻将台，又或是出于经济压力，拿着一份基本工资而后在外进行私人的补习。 而我们那一届之所以没有那么的“狼狈”，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要归功于彼时的领导忽然选择相信一位年轻的老师，将生源最好的尖子班交到了他的手中。
学生于课堂上所习得的知识与考试考察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每天花大量时间整理背诵的模板在飞速更新、急剧变化的新题型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学校会用灰色的纸张印发许许多多的学习资料，这里有答题模板、有知识总结、有易错题型。但这些，也总是被深深地烙上了时间的印迹。它们年年出现，年年发放，循环使用，一年又一年。
校内改卷还好，老师还会念及情况酌情给分。然而一到市级、省级统考，甚至是高考，就会露出马脚。学生早晨五点多就起床，晚上临近十二点才睡下，每天上九节课和三个多小时的自习，花大量的时间记忆学习老师传授的知识。在拿到统考题目以后，“胸有成竹”地往上填写花大量时间习得与记忆的知识点与模板，在统考答案和成绩以后下来，往往会震惊与自身知识与考试之间的断裂，而后陷入一种看似无解的抑郁与迷茫。
学校将“应试教育”贯彻到底，实行严格的全封闭管理教育模式，在校学生不允许带手机入校。这就使得学生除了被动接受老师所传授的知识之外，几乎不具备任何自身开拓的可能。这无疑使得这样一种断裂被进一步放大。
与此同时，老教师带班的另一重大缺陷是，他们很少、甚至是不愿意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对于高三的学生而言，高考是唯一的目的，一次周测、月考的成绩就能牵动起所有的心绪。深入而有效的沟通无异于救赎。但老师们似乎在刻意回避这一切。学生考好了，轻飘飘地夸上一句“最近成绩不错”；考得不好，则同样是一句极为单薄的“最近要多努力啊。”所有的言语都被模式化的产出、千篇一律，它们总像是掠过湖面的晨风，带起微小的涟漪却又从未触及深层与隐秘。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被阻隔，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悄悄地压抑。这所高中执着地信奉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信条，也竭尽全力地想要复制衡水中学的高考神话。它希望学生能够专注地以“试卷”、“考题”为唯一对象，不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在其他“不必要的事情”之上。它声嘶力竭地喊着“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有些偏激地强调个体竞争的重要性。为了能够进一步地营造出紧张的竞争感，尖子班实行严格的流动制与末位淘汰制度。每一个学期末尾学校会综合数次月考、期中考和期末成绩，用数字严格地量化学生本学期的表现。学校会不留情面地淘汰所有末位学生，以求获得更加纯粹的尖子班生源。
我至今仍然记得这样的画面。在新一年的分班安排表出来以后，我安静地坐在教室的小角落里，看着我熟悉的同学将书桌里的书籍笔记本一一放到纸箱当中。他们将书桌清空，而后背上书包离开。在他们离开的下一秒，就迅速有新的同学替补而来，再次填满书桌的抽屉。 回到宿舍以后，骤然发现隔壁空了的床榻。粉红柔软的被褥被主人带走，只留下空荡荡的床板。粗糙尖锐的木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眼前，而这样的感受，我难以言明。
学校似乎也意识到这这些问题，这两三年里也始终在寻求着变局之道。为了对抗超级中学对于师资的抽调，学校更新了教师的奖励体系，试图以更高的薪水和更丰厚的奖金留着“人心思变”的教师团队。而为了留住更优质的资源，学校也依靠县政府的力量，开出了更高的奖学金和承诺了更优质的教育团队。但所有的这些，却又无异于杯水车薪，全然无力抵挡那一台又一台马力渐次加大的“抽水机。”
对于学校的教学研究跟不上时局变动的问题，学校也做出了反思并努力尝试采用新的行动。校方往往会于高三时分，花重金聘请省会超级中学的老师前来学校做一个为期两三天的讲座，用以介绍考试教学的新动态与新题型。这样的方法究竟有没有用，以我的水平实在是难以下出一个足够有力的判断。但倘若以我的个人经验出发，我仍然记得：距离高考还有三个多月的时候，我全程参加了这维持几天的“超级讲座”
在讲座结束以后，我感受到的不是惊艳、不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紧张与恐慌。我突然以极为直观的方式体验到，原来我们学校和超级中学之间有着如此鲜明的差距，原来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某个曾经不可见的断裂。
在参加完讲座回来以后，我失眠了一整夜。我在日记本上写下：
“高三将尽，却又好似一无所成。这三月，没有漫天的杨花柳絮，没有悠悠扬扬的荡漾纸鸢。有的只是不断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温度，不断交替更换的夏装冬装，绵绵不断的雨水与永远做不完的试卷。
我曾经以为我在按部就班地向前走着，我自以为自己在真正切实而有效的努力着，我以为我已经看了许多同学未曾看过的。 老师们这三天说的话却击碎了我的幻梦，原来我真的被应试教育磨去了思想，原来我真的始终在原地打转，原来差距是真的如此显著。”
为了解决困境，学校还开始寻求某些奇妙的“偏方”。他们一面希望借助于现代化的力量重塑学校秩序，一面却又借助于前现代的方式、循着古老的信仰以渴求某种庇护。三年里，学校重点班的教室位置不断变动，据说是在寻求一个风水最好的位置。教学楼和校道也被格外用心地取上了新的名字，它们总是以“徳”、以“善”、以“智”为名。植物园里一夜之间树立起了几根奇怪的柱子，据说这些柱子的摆放的位置大有意义在。学校砍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树，又重新在其他的位置栽上一批又一批的新树。 荒唐的是，连表彰大会的举行，学校都有打开老黄历以寻求一个黄道吉日。 然而问题在于，就这两年的成绩来看，乞灵于古老信仰的方式尚未奏效。
高中时我就天真地问过我的班主任，我相当直白地问道，为什么学校有时间花这么多钱搞七搞八，却不愿意真正花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那时年轻的班主任狡黠地眨巴眨巴眼睛，说到“人们总是喜欢一眼就可以看见的东西”，而后他笑着不说话，满脸不可说不可说的神情。
那时的我大概懵懵懂懂地理解这句话，但始终未曾真正触及深意。如今我反过头来琢磨，却也总算理解。流动图书馆、人手一台的平板电脑、花费数十万的护眼灯、兴师动众阵仗极大要办上好几天的教学演讲，甚至是骤然树立起的石柱，它们都是鲜明可见的。
尽管实验栋已经关闭很久，各式各样的昂贵实验器材在时间的侵蚀之下开始生锈；尽管图书馆里已经尽是陈旧的、多年未曾更新的图书；尽管大兴土木修建的游泳馆只是学校的创收项目之一，它只对外而不对内开放；尽管根本没有老师觉得平板电脑方便，也没有老师喜欢构建智慧课堂……但它们都是鲜明可见的。它们始终以物质的形式证明着校方在拉高录取率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而要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实在需要太久太长的周期，有些人，他不感兴趣。
6.
这所高中已经是县城里最好的高中，能进入到这所学校就读的，已经是经历过一轮严格筛选，条件相对较好、资质较为优越的同学了，还有许多学生散乱地分布在其中几所县城普通高中当中。更多的学生甚至根本就没能进入到高中学习，或是选择到职业学校学上一门手艺，或是乘着火车南下涌入到深圳、东莞的工厂里成为“厂弟”、“厂妹”。即便如此，在我高中的尖子班当中，仍旧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农村户口、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这里很少有独生子女，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孩子往往有“一串”兄弟姐妹。
同学家长往往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务工，每到年末时分，才匆匆从粤南乘坐火车硬座、或者硬是站上三四个小时回到县城，而后再坐上七座面包车，在起起伏伏的山路中周折两个多小时到了乡里。再在乡里转坐三轮车或者摩托车，才能平安地回到家中。
对于这样一座贫困县县城而言，一所贫困县县中的没落，从来不仅仅意味着没落本身，它始终深刻地关切这数以万计学生的命运。
我在大学时听过各种角度的针对于应试教育的批判，它们用各式各样的论证方法与数据结果证明应试教育究其根本而言是错误的教育模式，它有千千万万的缺点。但即便如此，借用新自由主义在阐明自身政治体系时喜欢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对于身处于贫困县的我们而言，除了高考、除了应试教育，我们别无选择。”
当我们选择在九年义务支教制教育以后，进入到一所贫困县县中就读时，我们只能尽可能使自身适应于应试教育模式，寄希望于县中三年的高中教育，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场考试当中，以求考上一所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完成自身的阶级跃升。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已经愈渐成为阶级分层的重要趋势，教育在各种程度上都逐渐沦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当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当中认同了这一看法，但仍旧认为在教育的惯性当中仍旧保存着反抗的可能，仍然可以拼尽全力利用教育完成阶级一跃、打破阶级壁垒，改变命运时。这所县中则用一年比一年差的成绩证明布尔迪厄的结论，表示着教育惯性当中保存着反抗可能正在被渐次抽空。
我是幸运的，我在这所贫困县中里凭着相对优越的家庭背景，在高考那一年依靠着班主任、同学对我的帮助，又恰好碰上了极为简单的试题，考入了沿海的985高校。我的的确确从小镇走出，也的的确确凭借着断“卓越的做题天赋”走出了小镇。我整个高中三年都以“逃离县城”为志业，我也的确实现了这一“梦想”。
恰恰是因为如此，当我以外在于这个结构的“身份”去返身观照这一切时，我感到的是极度的痛苦与莫名的压抑。我见证着一所百年名校的衰颓，我能够很坦然地指出这所学校在办学方面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是如何带动着产业改革、进而直接地牵动着这所县城每一个人的命运。但我始终不知道要如何“扶大厦之将倾”。
我始终无法顺滑地进入到进入到“小镇做题家”和“985废物”的讨论当中，我也根本无法认同将“小镇做题家”进行模糊化处理的作法。不是因为我不是“小镇做题家”或者我不是“废物”，也不是我抗拒这样一种看起来标识着失败的标签。我相当肯定对于“小镇做题家”现象的关注是有意义的，“小镇做题家”现象的出现恰恰昭示的是：体系当中阶级纬度的再度凸显，城乡之间的截然断裂。”
但是正是如此切近的个人体验让我意识到，“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上已经是贫困县县中学生所能拿到的最好剧本。在今天的县中，能够成为“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学生已经屈指可数甚至趋向于无。一所每年有将近一千八百多人毕业的高中，甚至没有人有机会走入高等学府、遭遇精英“他者”，而后反身命名自身为小镇做题家。 进一步而言，倘若仅仅只讲目光与讨论的场域局限于“小镇做题家”们，将“小镇做题家”视为不言自明的、铁板一块的存在时，那么必将会忽视“小镇做题家”们之外的、数以万计的小镇青年们。
我们不妨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当“小镇做题家”们在互联网上分享着自身的异乡人见闻与遭逢他者以后的惊颤体验时，没有成为“小镇做题家”们的小镇学生呢？他们去往何处？
8.
回学校与学弟学妹的聊天时，我和小L都尽可能地分享了自身所有的学习经验。我和小L都犹犹豫豫地提及：尽管学校似乎陷入了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与变动不居当中，但希望你们能够相信自己、相信班主任、能够尽可能在课余时间打开自己的视野，寻求自身的跳跃。
我们说：“尽管前两届的成绩相当糟糕，但是你们这届不同，你们会越来越好的。”
我和小L留下了我们的微信号，班主任调笑道：“你们放半天假的时候尽管加她们俩，烦死她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点头称是。
穿过肮脏狭窄的街道和毫无规划的建筑，避开轰鸣而过、装满沙石的货车，我一路走到了火车站。我在进站口一转头就能看到那如云一般的黄色。他们仍旧依靠在摩托车上，抽着烟盯着出站口，等待着走出出站口、“回归故里”的旅人。伴随着小城内滴滴打车业务的逐渐兴起，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做了。这是一个行将消失的行当。
新加的学妹给我发来微信，问我说：“学姐，我感觉历史、政治很多大题的答案和书里写的不一样，我应该在哪里找答案啊？”
我说：“在材料里找。”
但是，还有一些在今天看起来无解的问题呢...
它们真的没有答案吗？如果文综的答案能够在材料里找到，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在哪里寻找呢？
谁来给我们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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