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9日早晨，一个叫秦国鼎的小人物，死在了四行仓库斜对面的马路上。
他是被愤怒的民众用拳脚棍棒当场打死的。
据《申报》1937年10月31日、11月2日的两篇报道，秦国鼎本是上海市“中心区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的一名技佐。当天早上，他与朋友段某途径新闸路与温州路的交界口。当时大批上海民众正群集此处“观看四行堆栈我方奋斗之孤军”，隔着苏州河为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鼓舞助威。孰料“忽有一二市民，竟因秦君身材短小，误认秦君等为日本人”。二人只好拿出各自的职员证来自证清白。段某的职员证一直握在手里，所以幸免于难。秦国鼎的职员证被民众夺去传观，继而不知去向，后续围拢过来的民众见秦拿不出证据，“即予殴击，于是一唱百和，巡捕亦无法制止”，“立毙于棍棒交错之下，情况之惨无以复加”。
稍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调查出了秦国鼎的履历。秦是辽宁人，曾留学德国学习建筑。归国后，因东北早已沦陷，不愿回故乡做日本人的顺民，故留在了上海，对上海的市政建设有颇多贡献，且“因所受刺激较深，故与敌人常怀不共戴天之心”。
1933年10月26日《申报》上的一篇题为《四省失陷影响东北 留外学生秦国鼎昨狼狈返国》的报道，可以证实上述履历是准确的。
文章里说，东北四省沦陷后，自费去海外留学的东北学子“一应学费旅费均告断绝”，许多人不但学业无法继续，连生存也成了问题。“留德学生秦国鼎”就是其中之一。秦“现年二十二岁，东北辽阳人，早年卒业于东北大学，自费赴德留学，考入柏林大学习高等工业修习科，预定学期为八年，自九一八事变后，继之以东北邮政封锁，故秦之留德一应费用即告匮绝”，勉力通过课外做工和向同学借贷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秦已心力交瘁，只好向中国驻德领事馆请求救济。领事馆遂出资将其遣送回国。秦回国后无家可归，只好前往“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寻求帮助。因秦的留学专业与建筑有关，该会前往“中国建筑师协会”接洽，尝试替秦找一份工作。
不过，这篇文章没有说秦国鼎是建筑学家童寯的弟子。他的留学之地，是童寯推荐的包豪斯（Bauhaus）设计学院。
在慈善组织“辛未救济会”1934年1月10日公布的捐助者名单里，也能找到秦国鼎的名字，他捐出了六件旧衣裤——此时距离他以东北难民的身份赤条条返回中国，还只有两个月。
1937年的国难太过沉重，几乎无人讨论死在四行仓库对面马路上的小人物秦国鼎。所见有限，除了《申报》的简短报道，似乎只有《兴华周刊》发了一篇短稿和一封来信。
短稿里说，秦国鼎是一个忠厚老实、生活简朴的人，也是一个很惨的人，他“不但亡省，而且亡家”，父母沦陷在东北，迄今无法联系毫无音讯。淞沪战事爆发后，秦参军未果（可能与他身高不够有关），“平日除与杜重远（抗日志士）常有往来外，积极参加东北流亡同学活动”。来信的作者是秦的一位东北同乡何秀阁，平日里时常听闻秦的事迹却无缘结识，结果却在新闻里获悉秦被爱国群众棍棒殴毙的惨事。他觉得爱国无罪，秦国鼎也无罪，于是，纠结万分地在信里发出了“这牺牲的代价该向谁去讨”的天问。
《八佰》上映前后，看了许多关于淞沪会战和四行孤军的材料，也写了几篇回顾抗战和纪念“四行孤军”的稿子。这些稿子写完，总不免想起秦国鼎——八十多年过去了，他的死和他那短暂的人生，就像一个不协调的音符，仍不适合出现在我所写的任何一篇纪念淞沪会战、纪念四行孤军的文章中。
但秦国鼎的故事不是个案，何秀阁的来信里说了很多他亲身经历的相似事件，“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也说这种事“自抗战以來已数见不鲜”。秦国鼎是应该被记住的，也值得被记住，需要被记住。他的不幸死亡，也是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很小，但如果没有，抗战史就算不上完整。不遗忘那些壮烈的牺牲，也不遗忘这难以名状的悲哀，才能见到更完整的历史面相。
上海民众群聚四行仓库对岸为孤军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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