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
刘向晴
今天是母亲100周岁冥寿。不幸的是，她刚好六十花甲那年就过早地故世了。
母亲出生在一个“地无一垅，囊诉钱空”贫苦的农民家庭，二十三岁时嫁到刘家，成了家里的长房长媳。我没有见过外公外婆，他们在我刚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外公的死是历史的悲剧，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政府没有能够保护他，他死在了日本侵略军凶残的屠刀之下。那是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侵华日军眼看大势已去，故做垂死挣扎，派重兵沿粤汉铁路南下，妄图打通通向太平洋的交通运输线，扭转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颓势。1944年，日军来到湖南衡阳宝庆一带，我外公不幸于此时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挑夫。据同时被抓去、后来侥幸逃回的老乡说，日寇命这批民夫运送抢掠来的物资北上，渡黄河时，外公因挑不起重担被万恶的日本鬼子枪杀，尸体随水漂流而去，不知到了何方？时当暮秋，草木萧索，浮云无光，黄河之岸，孤魂湮沉。噩耗传来，村民为之唏嘘，亲朋闻而泪滋，外婆更是悲愤不已，天天以泪洗面，终因痛悼过度，不久追随外公而去了。
母亲对老父之死于非命极为悲痛，布奠倾觞，哭望天穹。但是母亲始终没能回家吊祭外公，安慰外婆。因为那时日本兵还没有退去，大家都为逃避日寇的烧杀掳掠而东躲西藏。老话说，乱离之人，不如太平之犬，此话一点也不过分。尤其令母亲不能分身的是，她那时刚生下我不久，因为缺奶，必须不停地熬制足够的米汤来满足嗷嗷待哺的婴儿的基本需要，还要花大量时间把烤红薯或蒸红薯捣烂，然后将薯泥一点一点往我口里填喂，就像一只忙碌的雌燕，一次又一次从外面叼回虫子，不断往张着黄口的雏燕嘴里喂食，真是“衔泥已复哺雏频，堂阶慈萱藏哀心”。屋漏又遭连夜雨，我三姐在跟随二叔躲避日军的逃难途中，由于惊恐惧怕，在一躲一藏之际，慌张忙乱之时，叔叔忘了照顾侄女，侄女跟丢了叔叔，事后二叔才发现三姐不见了。母亲闻此消息，不停地伤心啜泣，像一只失去小鹿的母鹿，急得东突西蹿团团转。她日间到处打听，焦急地企盼去找三姐的人能带回好消息；夜间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坐以待旦。如此这般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半个月时间，终于从离我家二十里地方传来好消息，有个肖姓人家近日收留了一个走失的小女孩，很像是我家三姐。母亲立即叫父亲前往落实，肖家叫出小女孩让父亲辨认，果然是丢失半个多月的三姐。肖家善待和照顾三姐，三姐在他家生活得很好，着实让父亲感激不尽。母亲一见到三姐，母女俩抱头痛哭，引得周围的人也跟着偷偷落泪 。日本侵略者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国恨”，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已经释然了，但给我们家带来的“家仇”，我却难以忘怀。
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母亲身上总是透着一股泥土的气息和质朴。她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为人和善，与人为善，一心向善，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仇人”。她虽然有时候也很刚气，受不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也不是无原则的逆来顺受，但她有话当面说清，从不记仇，从不表面说一套，背后另搞一套。在村里人眼中，她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在长辈们眼中，她是一个孝敬恭顺的媳妇；在妯娌们眼中，她是诸般可为学则的长嫂；在孩子们眼中，她是一个和善可亲的婶婶……
从我记事时起，就见母亲从早到晚忙过不停，喂猪养鸡，缝补浆洗、茶水饭炊，洒扫庭除，田间饷馌，放这桩，做那件，手总是没有停歇过。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在附近的煤窑做事，母亲不仅要把家务做好，而且要到田间去做属于男人们干的庄稼活，雨耨清风送笠，晨采白露沾衣，百般辛劳，酸甜苦辣，瘦弱之躯一身承担。什么早春下田插秧，秋后枷板脱粒，她也总是不违农时，不落人后；后来，情形稍好了一些，我的那些姐姐们渐渐长大，可以给母亲以帮手，减轻了她的一些压力。
母亲的手很巧，初到刘家，上有舅姑，下有两个小叔子，除了大家的每日三餐，最多的活计就是缝补浆洗。在我模糊的记忆里，也总能回想起母亲在阳光下或者昏暗的煤油灯下为全家老少纳鞋底、缝补衣服的身影，回响起她用棒槌捶打衣物发出的清脆的“梆” “梆”声……这些画面和声音依稀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犹如幻影和天籁之音，一次又一次冲击着我的魂灵。在当时哪个简朴单纯的艰苦岁月里，人们穿的鞋都是自家做的布鞋。家里人多的女人最是辛苦。每次做鞋前，母亲都会翻箱倒柜找出家中的旧衣服或破布、碎布，挑选一个阳光灿烂、爽朗清晖的晴天，用面糊一层层将这些布料糊好，粘贴到门板上，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做成“布壳子”。之后，从一个专门的鞋样盒里找出需要的式样，按鞋样子在“布壳子”上面划出形状，逐一剪下来一层一层叠起，每只鞋底要叠五、六层，甚至更多，这就是所谓的“千层底”布鞋。这么厚的鞋底纳起来既辛苦又费时。每当纳鞋底时，母亲的手时常会被针扎破，鲜血直流，而母亲总是忍着疼痛，一针针认真地扎上麻线或棉线。而密密麻麻的线脚，纵横竖直清晰，斜点排列成行，既赏心悦目又结实耐用。在我的印象中，每当过年时，除夕夜母亲必定会将早已准备好的新鞋放到儿女们床头，年年如此，从未间断。新年第一天起床后，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感到格外亲切和幸福。
母亲是个文盲，自己不识字，但却希望子女个个有文化，个个有出息。在哪个艰难的岁月，身处寒门的我居然能够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最后竟能走进全国人人羡慕的名牌大学——北京大学，这首先要归功于慈爱的母亲，除了她节衣宿食为我攒积学费外，更要归功于她的教诲、鼓励和严格的督促，归功于她吃苦耐劳、乐观豁达、永远充满人生希望的身教对我产生的的重大影响。在我小时侯，每学期开始，母亲总是细心周到地为我准备好笔墨纸砚及其它文具，别人有的，我一样也不少，而这些东西，都是她拿家里的鸡蛋从供销社换回的。那个时代，学生中午不在学校吃午饭，也没有谁自带午饭，至少要到下午两点，夏天甚至要到三点才放学，年少的我们常常饿得肚子贴背心。当有气无力回到家里，总能吃到母亲留存的、即使冬天也散发着热气的十分可口的饭菜，虽然大多数时间吃的都是农家最普通不过的时令蔬菜，或者坛子腌制的杂菜、酸菜等等，但一来我们确实饿急了，二来母亲做的实在很用心，烹饪技术又高超，吃得总是十分舒心爽口，所有饭菜，一阵风卷残云之后，立即碗干碟净。现在想来，自从进城以后，就再也没有像孩提时那样，痛快地吃过一顿可心的家乡饭了，再也没有吃到那虽然简单、但却不失风味的农家菜了。这一切，都缘自母亲的真情挚爱，正所谓恩皆阿母施，时蔬赛羔鸡！
在母亲的尽心照料和严格督促下，我顺利读完了小学，随后，就要到外地读初中了，由于离家远，需要住校寄宿。虽然全家人为我能考上中学而兴奋自豪，亲朋戚友都为我祝贺祝福，同龄人为此而羡慕不已，但我自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就要离开我熟悉的家乡，离开爹妈的呵护和那其乐融融的家了，一想到要去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学习生活，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害怕。终于，离家这一天来到了。清早，母亲为我准备好了一切行装，并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讲了许多出门在外要注意的事项，嘱咐了又嘱咐，叮咛了又叮咛。我在嘴上虽然嗯嗯哈哈地答应着，心里却在想着怎样才能逃脱“此劫”。临行时，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家门前池塘边上小路尽头的那一刹那，突然转身，向着自家的方向猛跑。母亲楞了愣，伸手想拦住我，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走，把拦在我面前的母亲挤下了狭窄的小路，扑通一声掉到池塘里。幸亏池塘里水不深，没有淹着母亲，只是她一身完全被水浸透了。我知道自己闯了祸，站在池塘边听母亲数落。母亲很不放心，换了衣服后亲自把我送到离家二十几里地的学校。有了母亲的陪伴，我也觉得心里有底多了，不再感到害怕和茫然。母亲安顿好一切，这才很不放心地回了家。初离家门，非所愿也，实无奈也。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独立生活的锻炼，我很快就适应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恋家的情结也不那么强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母亲的思念反而变得有些淡薄了，终于有一天，我们母子间爆发了一场冲突。那是我在上高中二年级时，部队要在现读高中生中招收一批文化兵，我瞒着家里人报了名。体检、政审一路过关，一切手续搞定，万事俱备，只待走人。可是，好景不长，此事叫母亲知道了，她急匆匆地赶到学校，表示坚决不同意我参军。学校领导犹豫了，但因为我的档案、粮食、户口关系已经从学校办到了部队，他们嫌返办手续麻烦，所以要我陪母亲回家再做做工作，看最终能否得到她的同意。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讲了许多许多“革命的大道理”，以图说服她，但母亲就是不同意，还时不时说我翅膀硬了，不认娘了，不要娘了。听到这些话，我很生气，正在吃饭的我猛然把饭碗摔在地下，破碎的瓷片划破了脚趾，流了不少的血，随后就气冲冲地回学校去了。母亲脚跟脚地再一次赶到学校，以一个农村妇女的全部热情与泼辣，大闹文雅而温情的邵阳地区最著名的重点中学，斩钉截铁地对学校领导说，谁叫我儿子去当兵，我就死在谁面前！学校领导害怕了，退缩了，和部队招兵的一商量，撤销了我的入伍通知。这次出自我内心的想离家寻求另一种生活的愿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如果这次当兵成行，我的人生轨迹将完全是谁也想象不到的另外一副样子。看来人的一生，有许多这样偶然的关键节点，其变化又是那么无常，那么难以确定，简直毫无路径可寻，向左或向右迈出一步，结果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后来，我很为自己的冲动和对母亲发火感到不安，尤其当母亲去世后，一看到脚趾的伤疤，就感到羞愧难当，后悔不已。其实，母亲并不是不愿意让我远离家乡去寻求发展的，而是鉴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不想让我去当兵罢了。因为那时，海峡另一面叫喊反攻的声音甚嚣尘上，大有黒云压城城欲摧、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对一个农村妇女，你能要求她看多远呢？她只不过是“护犊”情急，不想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她是这样认为的）失去自己的独子而已(当时征兵政策也规定不征独子)。所以 ，当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时，她一点儿也没有割舍不下的情绪，她的脸上洋溢的尽是高兴与骄傲。
但是，这次北上求学之行却是长别慈萱，永诀恃屺，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
由于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在大学学习期间，直到大学快要毕业时，每年的寒暑假都是在学校度过的，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从家里的来信中我知道，母亲仍然一如既往辛劳地操持家务，而且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后来到医院检查说是患了肺结核。如果在今天，肺结核应该是不难治的。可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患上肺结核算是大病了，缺医少药，尤其抗生素更是稀缺，所以母亲的病一天一天在加重。对于母亲的病，我完全无能为力，不能给她任何有效的帮助，只是写信讲一些空洞无力的安慰话，嘱咐她保养身体。当时正值文化革命乱得无法收拾之时，母亲很为我的安危担心，家里人写信告诉我，母亲经常为挂念我而日思夜想、寝食难安，担心我会不会在运动中出事，担心我吃的好不好，担心我身体健康………恰在此时，我患上了慢性阑尾炎，腹部经常隐隐作痛。遵照校医的建议，我决定住院动手术割掉阑尾。但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并嘱咐家里人也不要告诉母亲。就在我出院没几天，家里突然给我发来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写着“母死勿归”这样的文字，我猜想一定是我姐夫出的主意，他们担心我刚动完手术出院，身体可能受不了，而且从北京到家里有几千里，坐车、转车至少要三天三夜，紧赶慢赶怎么也赶不上母亲的葬礼（当文革破“四旧”时，人死后开个追悼会，第二天就得下葬），所以干脆叫我暂时别回家了。我一接到电报，立时天旋地转如五雷轰顶，伤心地伏在桌上痛哭起来。待心情稍微冷静下来，决定立刻回家。我向同学借了一些钱，直奔北京火车站，购买了北京至广州的15次特快，恨不得马上飞回去，最后看上母亲一眼。但是一切都已晚了，母亲已经下葬，我连最后看一眼母亲的愿望都未能实现。苍天啊，你为什么要剥夺我这个小小的权利呢！此时，我只能以大声痛哭来表达极度哀戚和内疚的心情。沉痛之中，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未能尽孝，汪为人子。古人云，“孝子之於事亲也，贫则有啜菽之欢，仕则有捧檄之庆，离则有陟屺之叹，殁则有累茵之悲”。回想既往，我平时未在母亲身边端茶送水问一声寒暖，又未能同享几天天伦之乐，没有“啜菽饮水，尽其欢”，是为不孝一也；学而未仕母已逝，何来捧檄之庆，不孝二也；我自小在外读书，和母亲聚少离多，使她为思念而憔悴，为离别而不乐，作为儿子的我，“陟屺之叹”虽有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渐渐变淡，不孝三也；听妹妹说，母亲弥留之际，她一直觉得周身冰冷，只好在她的床边不停地燃烧稻草暖身，但大限之期将至，无论活着的人如何的泣血想挽留住她，她还是走了，作为母亲的唯一儿子，我却不在她身边送终，更没有累茵扶棺，送她一程，此不孝四也。有此四不孝，常常令我哀恸伤心，痛彻心肺，不能自抑，为自己酿下不能原谅的错误而追悔莫及。所以，在母亲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当我想起母亲为我长大成人呕心沥血，为我读书竭尽所能，为我安心上学默默承受超负荷的经济压力……或有人谈论到有关母亲的事情，或看到母亲遗留下的物品，物在人已亡，悲从身心来，立刻泪淋涔，痛恨怨责自己不孝之至。尤其当我工作后，本可以奉养孝敬她老人家了，但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更为未能对母亲稍尽孝道而生出终生挥之不去的遗憾，想到母亲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拉扯我的诸多不易，只有上苍知道这一刻我对母亲是充满怎样的感恩！
但愿母亲在天堂里生活得很好！
【作者简介】刘向晴，号五闲老人。邵东牛马司人。1963届北京大学生。邵东县环保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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