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
醉墨莲
一
今年清明节回家扫墓,随手拍了些照片,看着照片里破烂不堪的村小和杂草覆盖的良田,顿时,我的回忆与我混为一体。20年前,按理说我应该写1994年以后的事,但请允许我跨越界限,到达1991年那个秋风习习,天高云淡的秋天。当时我是一个被拒绝入读一年级的男童。因迷恋学校朗朗的读书声,我经常坐在那一排教室前面草坪里的一棵树下掰手指头或用树枝在地上画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图形。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在地上涂鸦。当然偶尔也会趴在教室的窗台上偷听老师上课,但下课铃一响就神速地躲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上课我就出现,下课我就消失。那个秋天我像幽灵一样出没在学校。一天下午放牛,大我们好几岁的刘一手跟我们几个小屁股讲一年级唐姓男老师和二年级陈姓女老师的事。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每天第二节课一下课陈老师就去找唐老师?陈老师马尾辫长到屁股上了,圆圆的脸蛋,红润红润,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下长着一只小巧的嘴巴。只要陈老师一来,唐老师立马下课轰你们出去,一个同学也不准留在教室,想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吗?”我们异口同声答道:“想”。刘一手瞟了瞟远方,说:“单干,你去把牛给我赶回来我就告诉大家,你不去赶我不告诉大家。”没等大家朝我开口说话,我就说:“好,那你要等我回来再讲。”说完我就跑过去赶牛了。
速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问刘一手:“他们在里面干什么?”
“我已经讲了,大家都晓得了。”
“可我没听到。你再讲一遍。”
“不讲。除非你等下给我赶牛回去。”
“不讲就莫讲,我问他们。”我问桑开:“他跟你们怎么讲的?”
桑开不做声。我又问刘能,刘能也不做声。问谁,谁都不做声。我有些气,气冲冲的对着刘一手:“刘一手,你个野崽,你哄起老子去给你赶牛,牛赶回来了,你不讲了。”“我没喊你去,你自己领着去的。”
听到这话我心里愤怒至极,好想去和他搞一架,但他大我几岁,比我高大,搞不过他。“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不得不把怒火压在心底。
不知道是对真相的渴望还是强大好奇心的驱使,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我要找唐老师解恨,是他不让我上学的。到底是哪一种,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或许都有。唐老师的岳父是我们村小的老校长,快退休时候让他去顶职。我们都知道唐老师没进过学校,斗碗大的字不识一个,还教书,这不笑话。可事实,他不但当老师教书了,他一上岗就是我们的校长。他不让我读书的理由是我8月31日前没满6周岁。9月1号去跟他讲好话,就差一个半月,通融通融,可他就是不肯。2号,妈妈带着我又去跟他讲好话,可他还是不让报名。就这样,那年我成了失学儿童。
失学的我每天去树林里找“丫”形的树叉,从找回来的“丫”形的树叉里挑出最大最结实最漂亮的一个,然后用沙布把它磨得细滑而光泽,握上去特有手感,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做工技术的精湛。过了几天,我鼓足勇气跟妈妈要了两毛钱,别小看这两毛钱,可是我一年的零花钱。开口要一年的零花钱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讲需要多大的勇气,你想想。让我内心忐忑不安的是:妈妈二话没说就给了我两毛钱。我拿着钱飞快的跑到村合作社买了12根牛筋(橡皮筋)。回到家,取下叔叔那辆28式自行车后座上挂的自行车内胎,我用剪刀先剪断,再剪下来一块。12根牛筋,“丫”形的树叉,自行车内胎皮一组合就诞生了我人生中第一个自制的无比心爱的玩具——弹弓。后来,小伙伴都学我做弹弓,可无论他们怎么做都比不过我的,无论是弹弓的美观度还是杀伤力。我的弹弓在当时绝对是弹弓界的大哥大。可我为它也付出了极大地代价。那28式自行车是叔叔心爱的“座驾” ,当时有辆28式自行车绝对不亚于现在拥有一辆普通的轿车。可我把他的自行车内胎给剪了。叔叔知道后,被气得火冒三丈,把他那犹如如来佛祖的手掌狠狠的印在了我的脸上,并且还被罚跪半天,跪得我的膝盖跟没了似的。
第二天我带着心爱的弹弓屁颠屁颠的跑到学校,像幽灵一样坐在草坪的那棵树下玩弄弹弓。
第二节课下课,刘一手带着刘双干,刘能,刘计划,桑开走到树下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单干,到了试一试你眼法和弹弓杀伤力的时候了。”听到他这话我心里窃喜。他塞给我一个小石子,手指了指一扇窗户说:“就那扇窗户。”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把弹弓拉到最大,闭上右眼,用左眼瞄准窗户,右手一松,听见“呜……”,紧接着传来“乒……啪……哐当……”玻璃被击碎了,小石子还落在了唐老师的额头上。刘一手见唐老师被打中,赶紧“逃离”,他在学校草坪上一瘸一拐的快跑简直就是一场滑稽表演。
长相决定待遇。刘一手长得不像痞子,但不怎么讨人喜欢。唐老师见他在坪上左右颠簸的奔跑,从内心深处就认定是他干的好事。唐老师冲出来,三两步就追上刘一手,冲上去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大声呵斥:“打烂了东西,你还跑,你跑哪去?你跑啊,跑啊。”刘一手大声的叫喊:“不是我,不是我。”唐老师一听更加怒了,提高了嗓门:“还在狡辩,不是你,不是你,除了你还有谁干得出这事。”在同学们的“注目礼”下,唐老师像掐罪犯一样把刘一手掐进了教室里。
唐老师认定这事是刘一手干的,无论刘一手怎么解释都没用,不信他。因此在里头没少吃巴掌。谢谢刘一手的长相替我背的黑锅是那样的天衣无缝。
二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第二年秋季开学的好日子——9月1号。在这个标志性的日子里,我终于走进了用红砖砌成的高大、宽敞、明亮,全村唯一的窗户镶着锃明发亮的玻璃、最豪华的建筑物——教室,那心里的高兴劲无法用言语表达,真无法用言语表达。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坐在村里最豪华的建筑物里读书。坐在教室里的第一刻我就许下了一个愿望——努力学习,以后要砌像教室一样高大、宽敞、明亮,镶着锃明发亮的玻璃的房子住。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愿望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只可远观。小学6年的学习,我是既不调皮捣乱也不讲话,成绩也不好,属于那种老师还没来得及留下印象就不记得的学生。
第一节课,老师跟我们讲了上课要求,要遵守纪律,按时来上学,不准迟到早退……最后一项是点名,点到名的同学要站起来答到。通过点名我知道我的同桌叫刘珠。其实不点名我也知道她叫刘珠。因为我们都听说了,她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万元户”的女儿。在我们还光脚丫,打赤脚,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上学时,刘珠同学穿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来上学,还有色泽亮丽的红色小皮鞋。这一身绝对是“万元户”的象征。她圆圆的脸蛋,嫩白而红润,水灵灵的眼睛藏在柳叶眉下,樱桃小嘴,精致的鼻子,还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我一直认为她是仙女下凡。当时要是在小学生中选美,她肯定能得全县第一,不对,应该会得全市甚至全省第一。能和这样的小美女坐同桌真是我的荣幸,莫大的荣幸。
当老师点到最后一个——刘一手。我蒙了,刘一手应该去读二年级了。刘计划,刘能,桑开,刘双干他们几个家里比我家里富裕,我失学时他们多读了一年幼儿园。可这刘一手怎么的也是二年级,更何况和他一起上学的同学都读到五年级了。为了确认事实,我悄悄的扭过头,偷偷的往后面瞟了一眼,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牛高马大的刘一手,就是我们生产队里的刘一手。老师点完名后还特意介绍了他是留级生,因成绩跟不上而留级。后来某个有才的同学给他编了个顺口溜:刘一手,留级生,炒花生。到现在我也没能明白留级生和炒花生之间的关系。
在那间教室里我度过了童年学习时光。在村小里读书纯属于扯淡,上课不知道老师讲了什么,就像一具坐在座位上的尸体,回去也从不写作业,也不知道写作业。玩到是事实。每天早上一大早到学校,男生就发手心和手背分成两派打架,你打我,我打你。女同学就三五个一起跳绳。模糊的记得一个跳绳的顺口溜: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八三五六,三八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男生分帮打架,最开始就是正事不做邪事有余的刘一手提出来的。分帮派打架有两件记忆较深的事。一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刘双干亲如亲兄弟,也就是这个时候别人都认为我俩是亲两兄弟。我们俩都分在一个帮,走在一起,一起打别人或一起被别人打。有一次我们俩没分在一帮,那个早上我们就没玩。就从这个游戏起,我们俩除了傍晚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外,其他时间都是穿一条裤子。男生分帮派打架的事就刘计划不玩,其实刘计划没跟我们玩过,他老爸不让他跟我们玩,一放学就把他关屋里写作业,看书,不干活,不出门,只读书。他的童年除了书本还是书本,整个就一傻帽。说他是傻帽吗?他的成绩确实非常好,从没有低于过97分。我们那时的成绩两科加起来与他一科的成绩相比还差一大截。
想出打架似乎不能证明刘一手的“高明”,他真正的“高明”永远是做孽事。有个早上打架,我和双干看见他在一坨牛屎上踩来踩去,踩去踩来,当时还以为这小子疯了,跟牛屎过不去。我们俩一不留神,他冲我们这帮一个小个子同学跑过去跳起来就是一脚,于是一个牛屎印泥的鞋底章盖在了这个同学的衣服上。双干见了这幕自言自语:“太缺德了吧。”双干看到路边一坨正在冒热气的牛屎,扯了扯我衣角说:“单干,走。”我们俩在牛屎上踩去踩来,踩来踩去,见桑开一个人走,我们俩冲过去,一人抓一只手,然后在他的裤子上做死的擦来擦去。双干见他们这帮来人,大喊一声:“单干,快跑。”我俩跑了。但不一会儿传来了桑开的哭声。他说我们用牛屎打他,他哭着跑回家去把他奶奶请到了学校。我和双干自然没好果子吃咯。先是挨骂,然后写保证书。打架就到这个早上终止了,后来我们再也没玩过了。
“旧的不走,新的不来”,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一个游戏结束,另一个游戏就会开始。刘一手整出了新游戏——数姓名笔画,看你与谁最般配。这个确实高明,风靡全校,我不得不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游戏一出来,不到一天就在全校流行了起来,就在第一天,连从来不玩,以读书著称的刘计划把自己的名字跟全班的女生都数了一遍。可想而知这个游戏的魅力。课间,女生不跳绳了,到处可以看到三五个同学围在一起在数谁跟谁姓名的笔画。数完之后,带着结果马上跑去问刘一手那两人的般配指数。那段时间刘一手可风光了,一下课就会被女同学围得水泄不通。后来他可能是实在忙不过来,就歪歪斜斜的手写了个结果表贴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姓名笔画数相差0画,天生一对,地造一双;1画,一生一世不分离;2画,女喜欢男;3画,男喜欢女;……
很多同学对照这个表格把自己的姓名跟全班甚至全校的异性同学都数了一遍。当时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在学校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每天都数,而且数很多遍,但我只拿我的姓名跟我的同桌数。每天都数很多遍,生怕自己数错了。
在这个穷山恶水的山沟沟里,我们没有玩具,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布娃娃、洋娃娃,更不知道什么是音乐。新的学期我们换老师了,这个老师是80年代末黑龙江大学毕业生,戴一副眼镜,长得眉清目秀,出水芙蓉。因为爱情她放弃了在省城的工作,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当时我们村很多大人都说她傻,都说她是书呆子,蠢,省城不呆跑农村来。但她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教育理念。她第一节课就在黑板上写下“音乐课”。现在还记得她教的那首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她一开口,动听的歌声萦绕在教室的上空,沁人心田。余音绕梁、天籁之音都不足以形容她的歌声。
第二节课,她让我们撕一张纸,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理想。她说只有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才会有出息。我们都写好了,交讲台上。老师一张一张念出来给大家听。刘一手:我的理想就是多种田地,多收稻谷。老师当时说他的理想很实在,倘若能把理想定到大城市就更好了。刘计划:我要当科学家。老师表扬了他,说他有远大的理想,肯定会有出息。有写当歌唱家、开飞机、造人间大炮、养100头猪……答案是五花八门。我的是最后一张,空白的,因为我不会写字。
新学期开学这位老师没来了,回到了本就属于她的省城----哈尔滨。
现在回想与那位老师共处的一个学期,她得的教育理念对我的影响很大。
三
1995年的夏天,对于我们这个穷乡僻壤、鸟不拉屎的山沟沟来讲,最大的好事莫过于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白炽灯发出的黄光,结束了煤油灯时代。
家里的灯泡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语文书上的一篇课文:“红灯停,绿灯行,碰到黄灯等等……”心里在想:我家的灯怎么就黄不黄,白不白的,城里怎么还有红灯、绿灯、黄灯,它们都长啥模样?我要努力读书,考城里去看看它们都长啥模样。可每个学期期末通知书上一个个直白白、冷冰冰的分数告诉我,不是《教育法》规定9年义务教育我连镇中学都考不起,还想着考城里去。我天生就是这样一个幻想家。
通电没几天,桑开的爷爷就从县城买了台双峰牌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回来。这可是个宝,绝对的宝。每天晚上他家里是门庭若市,人山人海。全村就这么一台电视机,好几个生产队的人晚上都来看电视,好在当时是室内天线只能收到一个台,大家都不抢台看,因为没得台可抢。这台电视晚上是大人们的,很少有小孩在场。其实啊,当时很多大人来是凑热闹,因为他们听不懂电视里的人在讲什么,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傍晚这台电视是属于我们小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电视没有任何广告,当然节目内容也没现在百分之一丰富。那个时候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开播,五点半之前打开电视,屏幕上就是一个马赛克地球图形。当时播着我们最喜爱看的动画片——《狮子王》,每天播放两集。每天同一时间守在电视机旁边看《狮子王》绝对是最幸福的事。可是,让我们纠结的是,每天下午得放牛,五点半太阳还很高,绝对不能把牛赶回家关起来,然后跑去看电视。不然,那绝对不是骂和打的事,是用绳子掉梁上打,严重时系两个大拇指掉梁上打,那个时候一头牛的重要性绝对超过一个娃。又要看电视又要放牛,二者不可兼得。怎么办?刘一手又出注意了:“我们把牛放山上就回去看电视,看完了就去赶牛回家。”我当时就回了一句:“要是牛跑了找不着怎么办”?刘一手说:“你生了屌没有,怕什么”?桑开说:怕个屌,放山上就放山上。为了准时守候《狮子王》我们不惜铤而走险,把牛往山上一放就溜回去看电视了。可第一天就出事了,看完电视去山上没找到牛。在山里我们学牛叫:“哄古吗……”在地上寻找新鲜的牛脚印。可满山都找不到牛,这可怎么办啊?找不到牛,绝对不能回去啊!牛是贵重的生产资料,受法律保护。回去说牛丢了,不被家里打死去才怪。
太阳下去了,月亮爬上来了。刘一手说:我们分头找吧,你们三个小些一起去西边找,我一个人往东边找。我,双干,桑开,我们三个穿梭在山林里,不只不觉的月光撒满了大地,我们开始害怕起来了。不知道刘一手有没有找到,我们就大声的喊:刘一手……声音在山谷回旋,震得几座小山在打颤,但听不到刘一手的回应。渐渐地我们的脚步越来越慌乱,感觉我们的周围都是鬼,什么“对门鬼”“吊死鬼”“女鬼”“药水鬼”……所有能喊出名字来的鬼都在追赶我们,我们的脚步不仅慌乱,开始快了起来,越来越快,越快越乱,越乱越快。跑着跑着,突然一个新的坟头出现在我们眼前。桑开说:这不就是前些天喝农药死的短命鬼吗?他的话没讲完我们三个就跑散了。我们在山里哭喊着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声音回荡在山间丛林里。
我们在山林里哭喊着乱窜。隐约听到大人们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妈妈的声音,听到妈妈呼唤我的乳名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大声的哭喊着:妈妈,妈妈,妈妈……
回家之后才知道,刘一手早把我们的牛都赶回家了。刘一手在分头寻找的时候看到了牛,是故意整我们。怪不得我们喊他的时候没有回应。这种事也就他干得出。
第二天下午,我们集体献智,终于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好办法来。回去看电视的时候用绳子把牛系在山里的树上,看完电视就来牵牛回家。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的晚上,农村吃晚饭的点,我们听到桑开的爷爷和刘一手的父母在对骂,大吵。走出屋,竖着耳朵一听:原来桑开爷爷的一百块钱不见,认定是刘一手拿了。九五年的100块钱可以换60斤猪肉,400斤稻谷,这可是个大数字。刘一手的父母就怪桑开爷爷败坏了刘一手的名誉。骂战不断升级,战火是一触即发。后来这事就是个糊涂账,谁也不知道真相。
从那以后我们大家再也不敢去看电视了,生怕自己烙下贼名。
九五年,还有件大事说说。这一年是八四年施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第一次调整土地,在八四年的基础上按九五年的人口微微调整。这次调整在我家进行,因为这一年我爸当队长,调整工作也基本由他主持。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每天听到的都是吵架声和打架声。我们家里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桌、凳、椅及锅碗瓢盆全部成了“战斗”的牺牲品。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因土地争吵打斗似乎也正常事,但在调整过程中大家会为一两分田的水利条件的好坏,大打出手,而且每个人的兄弟姐妹都围在我家里或在家门口蹲着,时刻准备着出手,只要自己的亲人不满意,动手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男的女的不分青红皂白一齐上阵大打出手。当时因水利条件或肥力的好坏而大打出手,再看看现在荒废的良田,真是让人觉得好笑。“要是把那打架的阵势用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1942年村里近400老老少少绝对不会被三个日本鬼子吓到山洞里躲三天三夜。”
暑去寒来。在调整土地的打闹声中,我们迎来了除夕之夜。突然一道亮光升入夜空,划破了漆黑的夜,随之而来“轰”的一声巨响,整个夜空宛如姹紫嫣红的百花园。我们看到烟头样的东西一个接一个的直冲云霄,“轰”“轰”“轰”……一个个炸开,夜空出现了像仙女撒花,像金莲开放,像彩蝶飞舞,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烟花让所有人看的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都知道这是桑开在县“衙门”里“当差”的叔叔带回来的花炮。那个时候我们村里还有不少人在冬天里要吃一顿红薯充饥,过年连几个爆竹都是省着放,这样的花炮对农村人来讲是永远的奢侈品。能放得起烟花的人只有吃“国家粮”的人。这夜的花炮不仅装饰了漆黑的夜空,也装饰了整个村庄过年的喜庆,更装饰了我们童年的梦。
新年伊始。“万元户”这个词进入了收藏界。这一年村庄里有八户人家搬离了我爷爷那辈人在六七十年代用大而笨重的泥砖砌成的瓦房,住进了象征富裕阶级的红砖平房。因这些新建的房子都砌在新地基上,比较散。这一年开始,村民们的居住由集中走向了零散。同样是在这一年,有钱的人家把自己的田地租给愿意种地的穷人种,每年每亩的租金是三到四百斤稻谷。开学了,我们穿着大哥穿过留给二哥穿,二哥穿过留给三哥穿,三哥穿过留下来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光着脚丫,背着用饲料袋做成的书包去学校了。新学期过了一大半,天气有些炎热。这炎热的鬼天气使得班主任的头脑也有些发热。他拿着一张报纸走进教室: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不上语文课,也不上数学课,上科学课。这是破哪门子的天荒了!居然不上语文数学课,要上节科学课,头脑肯定是发热了。因为我们的课程里只有语文数学,从来就没有个其他的课。但这节课我确实听的很认真,到现在我还模糊的记得老师上课的内容。老师看着报纸兴致勃勃地说道:“我们国家已经研制出了电脑,以后会进入电脑时代,人人都要会电脑,不会电脑就是新文盲,那文盲跟流氓只差一个字啊。我们哄堂大笑。班主任接着讲:以后这种地,买东西,读书都用电脑,家里装个电脑,在电脑上点击你要买的东西,有人给你送家里来,在家里打开电脑你可以进你想进的学校学你想学的课程,不用走路去学校,还有,以后的书不再是纸做成的一本一本,而是一张小小的卡片,手指一节那么宽,不到一厘米厚的大小卡片可以储存1000本书以上的内容,带那么一张卡片就等于带了1000多本书,多方便,电脑上可以打电话,而且还可以看到对方,当然以后的电话也可以在手上,可以带着到处跑,也可以打可视电话……你们不努力读书,以后不晓得用电脑,你就要被社会淘汰,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努力读书。”
刘一手跟吃了豹子胆似得站起来:老师,你见过电脑吗?
老师:没见过。
刘一手:没见过,你那么晓得?
老师:报纸上讲的。
刘一手:那报纸有没有讲电脑就是带电的脑壳啊.
老师:没讲。
刘一手:没讲,你也不晓得什么是电脑,那么你刚才讲的都是哄起我们的。
老师悖然大怒,一手拍在讲台上:刘一手,你个短命鬼,给我出去。刘一手还真走出去了。
下课铃响了,刘一手手里拿着几只蜥蜴回到教室。我们看着路上的蜥蜴都会躲它三丈远,一些女生看了还会哭。这个刘一手不但不怕还会捉蜥蜴,真的是留了一手。但不知道是他被老师呵斥出去了心里不舒服还是哪根神经搭错了。他把蜥蜴放进一些同学的书包或文具盒里。刚一上课,一个女同学一打开文具盒一条活蜥蜴爬了出来,她立马扔掉文具盒,发出了比嗨C还要高八度的尖叫声:“啊”!紧接着一个男生用嗨C的音高哭喊着在教室乱窜并使劲的甩着被蜥蜴咬着的右手,蜥蜴在课桌底下乱窜,女生们个个都在鬼哭狼嚎,教室里完全失控。
四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逝世。
我们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干旱。为了保收,大家都在自己的稻田里打井,早晚从井里提水上来用瓢一瓢一瓢的浇禾苗。这年的晚稻因干旱没种成。早道的亩产也不到400斤。
村里的一位大伯因病无钱医治而选择了自杀。之前已动过两次手术,家里债台高筑。这次病情复发过来,又碰上几乎没有收成的干旱年份,实在是去不起医院。他选择了有尊严的自我结束。
我们两个生产队有个没有写成纸质条文的规定,谁家有人过世,每户人家得去一个人守灵,直到出殡的前一夜。出殡的那天,一位老者提一篮子的纸钱走在最前面引路,每走一步他就向天空抛一把纸钱,纸钱在空中摇曳着落在地上,孝子面对着灵柩哭诉着父亲悲凉的一生,十六大金刚护着灵柩走在中间,后面是孝女,头上顶着白布帘子在哭诉,孝女后面是打鼓捶锣的乐队。附近几个生产大队前来送他的父老乡亲走在路的两边。大家都不愿迈开沉重的步伐,但又不得不迈开。没过多久,我曾经的同桌,那个姓名笔画和我只相差一画的刘珠同学的妈妈也因意外去世。“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一年起,刘珠成了没妈的孩子了,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了。新年过后的新学期,也就是我们小学毕业的那个学期,我在学校再也没见到刘珠的身影。
一九九八年我们村遭遇了60年难得一遇的洪灾。去年的旱灾还没缓过来,接连而来的洪灾无疑是雪上加霜,加上这一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全村人的日子不是步履维艰而是真的揭不开锅。往年还有红薯吃,今年红薯也变成了山珍海味。这一年大家为了生计,45岁以下的成年人强迫自己忘却“上有老下有小”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五
上初中了,我们没钱在学校寄宿,每天早上天没亮就起床走5公里路去镇上上学,书包里放一两个红薯,这是中餐。下午放学我们一起走路回家。虽有风霜雨雪,挨冻受饿,但我们从没间断过,也没迟过到。因为我们坚信学习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我和双干一个班。桑开和刘一手分在我们隔壁班,我们同一个外语老师。刘一手在外语课留下了他最后的表演。那天外语课,外语老师把两个班的学生集合在我们班一块上。老师给我们的作业就是:两个人一组,轮流上台表演“hello,han meimie. hello,lilei. My name is lilei.what is you namei……”这几句对话。刘一手第一个举起手站起来:老师我第一个来。“好,你先上来。”老师答道。刘一手推开教室后门,走了出去。我们所有人都埋着头屏住呼吸用余光看着刘一手在走廊上一瘸一拐的走路表演,然后等着老师大发雷霆。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心里骂着:刘一手,你不主动上去表演会死,你这跑出去不是害大家跟着你挨骂啊,你个短命鬼尽做短命鬼事。刘一手推开前门:may i coming.老师笑脸相迎: Coming please.大家见老师不会发脾气了,把刚才憋着的气都呼了出来。刘一手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给了他一个特权,他任意点一个同学上去跟他搭档完成对话。顿时大家把刚刚抬起来的头又埋到了课桌下,生怕他点自己。刘一手的眼睛挺好的,点了我们班上一个一等一的美女同学。这个女同学身材高挑,肤色白皙,大美女。刘一手盯着她的脸庞:hello,我的妹妹。话一落音我们在下面笑翻了天,有些男生用双手击着桌子哈哈大笑。
千禧年后,刘一手,刘双干,桑开,刘能相继辍学。小学一年级我们班的37人就只剩我和刘计划两个人在学校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呆在学校,因为成绩不好。对我来讲呆在学校里那绝对是种折磨,比坐牢还要折磨人的折磨。我多次跟父母提出不念书,外出务工的想法。可父母没有同意。我那好赌懒做的父亲说:“任何朝代,任何时候多读点书都不会吃亏。”这可能是他这辈子讲过最有水平的一句话。我拗不过他们只好继续在学校蹲“大牢”。
可接下来的时间见证了奇迹的发生。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搭对了还是我爷爷在天显灵了,我的各科成绩居然逆袭而上。中考满分930,我以876分换来了一张省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六
转眼,大家都而立之年了。小伙伴们,在外还好吗?
2014年4月7日
【作者简介】醉墨莲,湖南邵东人,闲时喜欢码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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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钟石山 主编 何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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