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乡下经常能看到花鼓戏。
咚咚咚，咚咚咚，开场的锣鼓响了起来。干活的赶紧停了手，吃饭的马上放下碗，大人喊，孩子叫，都心急火燎往晒谷坪跑。
晒谷坪搭了一个戏台，台下早就黑压压一片人头。有凳子的坐在前面，没凳子的站在后面。大家脚挨着脚，肩碰着肩，鼻子里闻到的是汗味、狐臭味、雪花膏味。这个时候，“人以群分”的含义就显现出来了。大人们坐在一起，唾沫四溅地谈论着即将开演的戏剧；小伙子聚在一堆，大声开着玩笑，眼光却在搜索“心仪对象”；姑娘们到底不同，规规矩矩地或坐或站，偶尔低下头窃窃私语；孩子们是闲不住的，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抓特务”。
开场锣鼓终于停了。员外、书生、小姐……陆续上场。唱的时候摇头晃脑，一本正经；“打”的时候，一路筋斗，上窜下跳，装模作样；“说”的时候很有讲究，有时慢条斯理，有时抑扬顿挫，有时又“语无伦次”。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装扮怪异、言行滑稽的丑角。
台上的人演得卖力，台下的人自然看得起劲：看到精彩处，会情不自禁叫一声“好”；看到有趣处，会捧腹大笑；看到伤心处，会流眼泪；看到坏人作恶，会破口大骂。我记得有一次演《朱买臣卖柴》，当演到朱买臣老婆崔氏逼他写休书时，一个浑小子跑上台，抓住“崔氏”就要打。当时台上台下的人都愣住了：这是演的哪一出？
我那时还小，不会“入戏”，但也特别喜欢“看戏”。因为每当有戏看时，母亲就会炒瓜子，没有瓜子，就会炒豆子、甚至麦子。如果不是看戏，很难有这样的口福。
白天看戏，难免分心：栏里的猪饿了没？田里的水干了没？如果是晚上，就有点诗情画意了：天上，一轮磨盘似的明月高挂，星星眨着眼睛；地上，树木、山峦、庄稼朦朦胧胧，蛙叫、虫鸣、犬吠此起彼伏……这时你会觉得大地就是一个大舞台，我们这些看戏的和唱戏的只不过是大舞台上的一个个小角色。
那时，乡下人对花鼓戏情有独钟，每年要唱很多场戏。过年要唱，过生日要唱，建新房要唱，娶媳妇嫁女要唱；如果心情好，农闲时兴许也能唱上一两场。剧团多如牛毛，省、市、县都有剧团，一些乡村也有自己的“草台班子”。唱的戏无非是《刘海砍樵》《打铁》《补锅》《十五贯》等。这些戏被众多剧团像炒豆子一样一遍一遍地炒，观众则像吃豆子一样越吃越有味。
俗话说：唱戏的癫子，看戏的傻子。戏唱得久了，癫子和傻子都会“入戏”。记得邻村剧团有一位演小生的男子，人长得俊，戏演得好，引得附近村庄的女人像蝴蝶一样扑棱扑棱围着他飞。最终一个姑娘“入戏太深”，不能自拔，发誓非他不嫁。可他是结了婚的人，结果俩人只能“望眼欲穿”，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怜那个姑娘一辈子都没嫁人。“小生”七十多岁的时候，要儿子为他准备两副棺材，其中一副给那个姑娘。生不能做夫妻，死也要在一起，戏里戏外竟是如此相似。
戏唱得久了，有些人就成了“戏迷”。有个叫菊花的女人，只要听说哪里唱花鼓戏，不论多远，不论天晴下雨，她都会去。她男人为这事没少和她淘气，常常说她：“你这样爱看花鼓戏，干脆找个唱花鼓戏的嫁了算了。”她说：“我不会耽搁正事，你骂也好，打也好，不给我饭吃也好，我还是要看花鼓戏。”菊花的男人死得早，男人死后，她真“嫁”给了花鼓戏，再无他念。后来她老了，腿脚不好走不动了，却还是心心念念花鼓戏，要儿子买了一个“随身听”，只听花鼓戏。
很长一段时间，花鼓戏是乡下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走过风风雨雨，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现在，看花鼓戏的人少了，唱花鼓戏的人也少了。“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戏。”梁实秋这句话，我是深信不疑的。但一些东西如果融进了血液里，就会随生命一起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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