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乡下经常能看到花鼓戏。
咚咚咚,咚咚咚,开场的锣鼓响了起来。干活的赶紧停了手,吃饭的马上放下碗,大人喊,孩子叫,都心急火燎往晒谷坪跑。
晒谷坪搭了一个戏台,台下早就黑压压一片人头。有凳子的坐在前面,没凳子的站在后面。大家脚挨着脚,肩碰着肩,鼻子里闻到的是汗味、狐臭味、雪花膏味。这个时候,“人以群分”的含义就显现出来了。大人们坐在一起,唾沫四溅地谈论着即将开演的戏剧;小伙子聚在一堆,大声开着玩笑,眼光却在搜索“心仪对象”;姑娘们到底不同,规规矩矩地或坐或站,偶尔低下头窃窃私语;孩子们是闲不住的,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抓特务”。
开场锣鼓终于停了。员外、书生、小姐……陆续上场。唱的时候摇头晃脑,一本正经;“打”的时候,一路筋斗,上窜下跳,装模作样;“说”的时候很有讲究,有时慢条斯理,有时抑扬顿挫,有时又“语无伦次”。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装扮怪异、言行滑稽的丑角。
台上的人演得卖力,台下的人自然看得起劲:看到精彩处,会情不自禁叫一声“好”;看到有趣处,会捧腹大笑;看到伤心处,会流眼泪;看到坏人作恶,会破口大骂。我记得有一次演《朱买臣卖柴》,当演到朱买臣老婆崔氏逼他写休书时,一个浑小子跑上台,抓住“崔氏”就要打。当时台上台下的人都愣住了:这是演的哪一出?
我那时还小,不会“入戏”,但也特别喜欢“看戏”。因为每当有戏看时,母亲就会炒瓜子,没有瓜子,就会炒豆子、甚至麦子。如果不是看戏,很难有这样的口福。
白天看戏,难免分心:栏里的猪饿了没?田里的水干了没?如果是晚上,就有点诗情画意了:天上,一轮磨盘似的明月高挂,星星眨着眼睛;地上,树木、山峦、庄稼朦朦胧胧,蛙叫、虫鸣、犬吠此起彼伏……这时你会觉得大地就是一个大舞台,我们这些看戏的和唱戏的只不过是大舞台上的一个个小角色。
那时,乡下人对花鼓戏情有独钟,每年要唱很多场戏。过年要唱,过生日要唱,建新房要唱,娶媳妇嫁女要唱;如果心情好,农闲时兴许也能唱上一两场。剧团多如牛毛,省、市、县都有剧团,一些乡村也有自己的“草台班子”。唱的戏无非是《刘海砍樵》《打铁》《补锅》《十五贯》等。这些戏被众多剧团像炒豆子一样一遍一遍地炒,观众则像吃豆子一样越吃越有味。
俗话说:唱戏的癫子,看戏的傻子。戏唱得久了,癫子和傻子都会“入戏”。记得邻村剧团有一位演小生的男子,人长得俊,戏演得好,引得附近村庄的女人像蝴蝶一样扑棱扑棱围着他飞。最终一个姑娘“入戏太深”,不能自拔,发誓非他不嫁。可他是结了婚的人,结果俩人只能“望眼欲穿”,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怜那个姑娘一辈子都没嫁人。“小生”七十多岁的时候,要儿子为他准备两副棺材,其中一副给那个姑娘。生不能做夫妻,死也要在一起,戏里戏外竟是如此相似。
戏唱得久了,有些人就成了“戏迷”。有个叫菊花的女人,只要听说哪里唱花鼓戏,不论多远,不论天晴下雨,她都会去。她男人为这事没少和她淘气,常常说她:“你这样爱看花鼓戏,干脆找个唱花鼓戏的嫁了算了。”她说:“我不会耽搁正事,你骂也好,打也好,不给我饭吃也好,我还是要看花鼓戏。”菊花的男人死得早,男人死后,她真“嫁”给了花鼓戏,再无他念。后来她老了,腿脚不好走不动了,却还是心心念念花鼓戏,要儿子买了一个“随身听”,只听花鼓戏。
很长一段时间,花鼓戏是乡下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走过风风雨雨,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现在,看花鼓戏的人少了,唱花鼓戏的人也少了。“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戏。”梁实秋这句话,我是深信不疑的。但一些东西如果融进了血液里,就会随生命一起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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