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南华寺在翁源县拥有一处上等田庄，是谢姓乡民布施的，每年收入白银一百二十两左右。
万历六年，南韶府王郡丞把自己的亲戚、秀才林涣，送到南华寺寓居。这位林涣是个恶秀才，有一次勒索僧人未遂，心中怀恨，就向王郡丞进谗言，说翁源县的这处田庄有厚利，僧人们很发财。郡丞在代理南韶府事务时，便给田庄追加了六十两税粮，以补充曲江蛋户的虚粮缺额，只给南华寺留下六十两的收入。
后来，因为寺中劣僧与佃户联手作弊，拖欠租课，一文不缴，而南华寺仍然得向官府缴纳六十两，负担沉重，欠债累累。南华寺和官府交涉了多年，花了很多钱通关节说人情，希望免掉这笔税粮，但没有结果。
后来有位刘总督，下令到南韶府，重议此事。商量之下，刘总督自己做出牺牲，将原属自己军门兵粮的浛洸厂税款，抽出一部分盈余，抵补南华寺的虚粮。
这样过了许多年，后来，朝廷派税使太监到广东，将浛洸厂税款纳入内监收入，不再给南华寺补缺。憨山找到总督戴耀，说明情况。戴耀批准，仍照以前的方式办理，浛洸厂税款盈余仍缴曲江县，抵补南华寺缺额。但因税使太监李凤，自行委派差官到浛洸厂收税，一毫不留，全部收走，挤不出盈余给南华寺。无奈，憨山再一次面见总督说情。戴总督委托曲江县另想办法抵补。曲江县找了许多地方，想了许多办法，最后决定在各山通江小河中收取船税，每年得二十六两。又在山里找到一块没有征税的蛊毒田，设租三十四两，这才抵补了南华寺的虚粮数额。（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明朝政府的官僚主义，六十两的虚额无法直接免掉，只能拆东补西墙，挖肉补疮。）
翁源县的田庄，离南华寺较远，管理不方便。那里的佃户们也比较奸顽，常常赖租不缴。憨山和寺僧商议过以后，决定把这块田庄变卖成银两，在南华寺附近另买田庄经营。憨山上报戴总督，戴总督下令府县官员商议，最后认为这样做很好，批准卖田。
但是，如果要卖田，原有的佃户们无疑要吃亏。他们耕种已久，视同自家产业，实在不能舍弃。所以，他们到南华寺说情，表示愿意重新丈量土地，增加租课，以后每年缴清，不再拖欠，南华寺同意了。由官府出面，重新丈量，每年增加租银十四两。
这件事妥善处理完毕之后，南华寺不仅能恢复原来的一百二十两收入，还增加了十四两。寺僧商议，认为这项收入，是憨山的功劳，应该归入憨山师徒的“中兴常住”。憨山便将这十四两，以及原先无尽庵的三十两，一并转入禅堂，供养修行的禅僧。
曹溪山后，有个紫笋庄，是六祖游览过的十二花果园之一。以前，住着七房僧人，号称“小南华”。明弘治元年，南韶一带开垦荒田，当地的一些豪门权贵，趁机侵占了一大部分寺产，紫笋庄就在其内。当时，有位满仓和尚，到京城告状，皇帝下旨，由广东抚按两院调查，勘定界线，恢复南华寺的产业，紫笋庄因此回归南华寺。
后来，因为僧人不受戒律，疏于管理，又给附近居民造成侵吞蚕食的机会，僧人们惹不起居民，便弃掉产业，回寺居住。到万历二十年左右，有位豪民江应东，借着购买僧田的机会，趁机全部侵占后山一带，作为江家的风水宝地。随后，江家和其它居民不断砍伐林木，渐渐侵到南华寺界内。
憨山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和寺僧商议，到端州找戴总督告状，总督下令，由肇庆府通判万大人亲自负责勘定界线，立石为记，恢复应有的田庄。并令寺僧出钱，从居民手中赎回卖出去的田庄。
憨山亲自出去，募化了二百两白银，负责将后山一带产业收回，作为禅堂的供赡田。
在这件事情上，憨山和寺僧发生了分歧。寺中一部分僧人，认识不到建立禅堂，培养禅僧的重要意义，认为憨山此举是侵吞“常住”，并伤害了南华寺十房僧人的经济利益，后来因此闹出了官司。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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