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我住在海滨市桥北区一个大杂院里，院子由红砖平房围成，住着十几户人家。张婶住我家隔壁，丈夫去世得早，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和一个病婆婆生活。当年她只有四十来岁，长得人高马大，夏天穿着大背心，前胸两个大奶子走起路来像铜铃般晃来荡去。两个大膀子裸露在外面如碗口粗的树，两条大象腿走起路来砰砰作响。大嗓门儿一喊，我家棚顶直掉灰。
张婶在她家门前盖个煤棚还侵占我家一半，房后垒个鸡窝，夏天臭气熏天。为此我父母没少跟她理论，最后都是被她骂得狼狈而回。
那年国庆节，舅舅从部队回来探亲，送给我一顶军帽，这是我央求他好久的事情了。我戴上它跑到外边向小伙伴们炫耀。他们个个羡慕得不得了，你戴一下，我戴一下……正当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戴时，一个外号“小白狼”的地头蛇戴着一副墨镜领着一帮小混混儿走了过来。小伙伴们如羊见狼一样四处散去。我刚要走，小白狼一把就把军帽抢了过去：“这个军帽不错啊，借我戴几天吧。”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我立马急了，追上去说：“这是我舅舅刚送给我的，你不能拿走啊！”
小白狼转身就是一脚把我踹倒在地，他那几个喽啰立即上前对我拳脚相加，顿时将我打得满脸是血。
正当我抱着头在地上鬼哭狼嚎时，张婶跑了过来。她抡起两个蒲扇般大的巴掌左右开弓，把几个小流氓全都打趴在了地上，并警告说：“都他妈的给我滚，下次再看你们欺负人打死你们这些小兔崽子！”
随后她把军帽给我戴在头上说：“走吧，跟婶回家。”我从地上爬起来，睁眼一看是张婶，再看那几个小流氓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十一”过去，寒潮不断袭来，北方的气温持续走低，飕飕的北风透过衣服钻到骨子里感到浑身拔凉拔凉的。家家户户开始囤积大白菜、大葱，打煤坯，准备过冬了。张婶也在小马路边上打成两排煤坯。
一天早晨，我被张婶的叫骂声惊醒。出去一看，她昨天刚打的煤坯被人踩得稀巴烂。回到屋里，听到父母小声地骂张婶泼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北方进入严冬，天黑得早，小马路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窗玻璃上挂着晶莹的白霜，只有屋里火炕上散发着热气。我早早钻入暖暖的被窝，母亲则在昏暗的灯下边缝补衣服边等姐姐下夜班。
突然胡同里传来嘈杂声，不大工夫，姐姐衣衫不整地跑了进来，她哭诉说有几个流氓把她劫持了，正巧张婶和她儿子推一车纸板回来把几个流氓给打跑了。母亲在旁边感叹说：“平时看你张婶破马张飞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
第二天中午放学回来，我看到张婶坐在院里号啕大哭，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上衣也被扯破了。
我从来没见张婶哭过，吓得赶紧跑回家。吃饭时，母亲告诉我，上午一伙流氓来张婶家找碴儿，张婶跟他们打了起来。后来张婶的儿子回来了，从家里拿出两把菜刀把几个流氓砍伤了，派出所来了几个警察把张婶的儿子和几个流氓都带走了。
恢复高考那年，我考上了江南一所大学。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几个好哥们儿给我饯行。我喝得迷迷糊糊，刚走到胡同口，一个黑影上前把我拉住。我一看是张婶，酒立马醒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把几张十元的票子塞到我手里说：“小民，你是我们这片最出息的一个，我都为你感到自豪。这点儿钱你拿着买点儿肉吃，补补你那小身板。”
我想说“谢谢”，可嘴里像塞了棉花一样说不出话来。
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落在那几张钞票上——这可是张婶几个月来夜以继日地糊纸盒一分一厘攒起来的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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