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人这样的追求科学的人，要支持中医，就得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合理性，否则没有理由支持它，没必要颠倒黑白。
人们一直保持回避这方面的考量，往往基于少量样本诉说中医的有效性，或者用哲学医学、经验医学之类的托词来搪塞，或者基于实验室验证（这是危险的）。即是说，整个中华，中医科学性的理论阐述是空缺的，没人愿意碰这样的课题。
本人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思考，终于认识到一些真相，大概写了三章，约5万字。陆续选择适合网络展示的章节，分享给大家。
中医理论是宽泛的
很多追求科学的人都疑惑于中医理论的正确性，很多过于抽象，过于总结，把诸多西医疾病归为一类治疗，比如对西医诊断为“过敏性鼻炎”的病人，中华医学一般不考虑患者对多少种外物过敏的事情，因为“头为诸阳之汇”，“肺开窍于鼻”，只需补养头部阳气，补充肺气就可以治好。
相比西医繁芜的疾病分类，中医确实有失粗疏，比如，以发生原因划分，疾病有四大类，有六淫、疠气、七情、劳逸、痰饮、淤血、结石、外伤、胎传、寄生虫等；以病理变化划分，有三大类；以病伤部位划分，有九大类；以主要临床表现划分，有十二大类。
中医理论往往牵强，比如，口舌糜烂，可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进行治疗，因为中医认为，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治疗或许能起到效果，但我们如何确信，“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因此能成功地祛小肠火？中医痰的概念，中医淤血的概念，都是和解剖学不一致的，基于外围的分析，想当然地遣用一些方子，发现有些确实有效，经验就流传了，相关概念就保留并发展了。
中医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阴阳和中之谓医，这似乎太过宽泛。张介宾更是指出：“人之疾病，无过表里寒热虚实，只此六字业已尽之”。
中医还在泛泛地声称“协同生命”，还号称“治未病”。这样显然不够，追求科学的我们就感受到压力，中医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其治疗又有一定效果，需要思考这些后面的真相。
中医为生命提供了力量
人感知到病变，就会寻找医学处置，吃了中药，身体就恢复正常。这里，中药的作用，不是正确地应答了病理，而是施加了复杂的干扰。中药是复杂系统，此复杂系统影响人体复杂系统，会产生丰富的效果，会制造混沌反应，表现为，即使有些反应很轻微，也会被不断放大，在下游产生巨大的效果。
在生命这边，要挖掘一切可能性，要“因势利导”各种力量，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中药施加的复杂刺激中，就有能被利用的。所以很多中药都能治病，很多不同的病都能用一种方案治疗。
面对任何负面刺激，生命要综合考量，用最小的代价承担它。这个理论和生命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是同样的意思。
生命遇到可行的方案，就会不断围绕着尝试，要在以往的基础上不断尝试改进，形成不断增加的链条，以实现最大可能性。思考这类事实：蛋白质是生命的主力、DNA遗传机制是高级生命的基础、有些基因代码广泛存在、有些分子基团广泛存在、生命有强大的遗传能力、生命内部广泛存在着分形、应激反馈机制等等，都能明白这样的道理：
能得出如此的推论：那些有效的刺激，会被环环相扣的链条不断传播，其他干扰，由于不表现收益，经历很短的环节就消失了。比如，食物从口腔咀嚼开始，到最终变成细胞的物质供给和能量，就是非常复杂的链条，这不是偶然形成的，有其必然性。
中药和银针都会产生丰富的刺激，只要有一类刺激搭上某个长长的链条，就会被不断传递放大，以帮助恢复正常。生命越是先进，这类能力越强。
也可这样理解，有利于生命的刺激能和生命体形成“共振”，发挥重要作用，其他刺激则表现为“噪声”，很快消失了。
协同生命就是广谱的
中医在协同生命（另有章节展开论述），就注定中医是广谱的，支撑理论的宽泛性。
所谓协同，是把痊愈的权杖交给生命，生命会根据自身需要，决定该如何行动。哪个地方不平衡了，发生了偏移，它自身的力量不够，有新的力量加入了，它就能完成目标。所以协同生命的医学是广谱的，理论宽泛也能解决问题。
想象人们资助需要帮助的人，有的给钱有的给物质，给钱的比较简单，对方知道要买什么东西，给物质的，就需要调查清楚对方缺什么。这就是中西医的区别。
有时候不能给钱，比如对方无力决定自己应该买什么，对方会把钱挥霍掉，这时候就得给相应的物质。医学上也是这样，如果生命体不存在，或无力扭转格局，协同的策略就失效了。
中医对很多个性化的疾病更有效，与其说中医是个性化的医学，不如说中医是协同的医学，个性的生命在自己行动。
中医在追求简洁性
分解研究揭示了生命的极度复杂性，西医眼中的疾病各不相同，治疗方法更是迥异，所以我们有庞大的医学体系。这只是西医看到的生命，中医眼中的生命有诸多简洁本质。
我们看到复杂多变的环境，其实后面有某种一致性，生命在利用环境，就会有一致性。世界来自某种本质，生命是世界的高级存在，也会承载这种本质，确切地说，这是生命的方向性。
生命就是少数核心元素之上的演出，氨基酸分子、核酸分子是生命的基础，有些基因代码在生命之树上广泛使用、各种细胞都有诸多一致性……这些都暗示，生命有某些基本规律。这类规律有利于生命的存活，所以它们应当广泛存在。诸多复杂表象后面有简洁的本质。
中医发展了相应的理论来表达这种简洁本质，元气、平衡、天人合一，都是对生命的正确认识。我方思维、正治反治、扶正祛邪，都是对简洁本质的应答。
这些理论看似在各异地言说，其实都来自某种价值观，承载着某种共性，某种程度上重合于生命，所以可能有效。
实践的证明
以上几种假说都能解释中医理论的宽泛性。理论的宽泛，和治疗有效果，是等价的。
就是当下，大街小巷还流传着很多“以不变应万变”的治疗方法，它的主角是祖母这样的老人，通过灸法、火罐、导引等固定的操作，或者服用某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物质，帮助人们走出病痛。这类方法的有效性也支持以上推测的合理性。
历史医案中，由于误打误撞，应用大剂量的猛药而把濒死的人治好的例子很多。可以尽量客观地审查那个多次被判刑，多次惹出人命的所谓“神医”，业内人士认为，他就是让病人服用危险药物，有些超过国家规定剂量的百倍，看似很可怕，但确实有很多身患各类绝症的病人被他治好，这些病人，当下有姓名有联系方式的仍然不少。可以想象，没有一定的成功案例，这个“神医”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施用那些方法，很多人死亡，也有相当比例的人从绝症中存活下来。不是有很多报道，说各种“神医”被处罚后，仍然坚持“不后悔”吗，难道他们都罪大恶极，对大量死亡熟视无睹？很可能，他们治愈过不少病人，所以加强了尝试的冲动。
不是主张中医用猛药，也不主张中医救治危急病人，而是反思其中的机理。那些“猛药”是一些强烈的刺激，正好能被生命利用，以解决艰难的问题。
此类现象并非中国专有，现代西医以前，大量万能药、盖伦药流行于世，只要我们不简单地否定民众智慧，就能明白这些方法有一定效果，不只是心理疗法；放血疗法在西方流行了数千年，也是万能的方法，它没有一点效果，人们就不会如此重复地应用；19世纪，伦敦一位医生醉心于使用金属汞治疗疾病，获得了水银医生的称号，想必他也见证了大量成功案例。
中医在利用生命的能力
想象一片复杂的地形，人们需要把小球滚到某个坑洞，他们展开丰富的讨论，形成诸多观点，结果发现，不论如何扔小球，它都会向正确的方向滚去，只是受到复杂的阻挡而有些无法到达，甚至逆向扔出的小球都能转过头来奔向目的地，人们各自满意于自己的理论。其实，那块地本来就是微微倾斜的，那个坑洞本来就位于低洼地带，地势起的作用更大。
上述描述有助于思考中医合理性，生命仿佛稍微倾斜的地表，健康是低洼之处，西药仿佛扔向相对正确的方向的稍微大一些的球，中药仿佛四处扔开的小一些的球，总有一些能去到最低点。人们感觉疼痛和不适，往往是平衡的轻微失调，身体有限地偏离了正常态，中药可以四两拔千斤，借力生命的高级能力，克服疾病，恢复常态。
真相在完全随机和绝对精准之间，药物产生的刺激并非均匀，对某些疾病要更有效一些，在某些方向的分量强一些，它们被观察到，被赋予了各种特性，如升降沉浮，性味归经，被组合到方剂中，发挥着作用。
很多时候，药物并没有直接影响病态过程，而是作用于其他环节，比如强化免疫系统，补充生命能量，影响人的感知，降低疼痛感，改变腺体壁的物理特性，影响体液的化学状态，机体因为这类间接的干扰，更容易康复。比如，减缓疼痛感，更容易恢复元气。这类影响是泛在的，很多中药都有此类功能，这也是中药能治病的原因。
生命的全向性也制造了认识上的混乱，降低了理论的有效性，让理论变得宽泛。医生认为正确的理论，成功的治疗，或许在造物主看来，完全正确的很少，一些基本正确，一些方向正确，还有一些连方向都不对，甚至逆向而行。甚至有这样的可能：某些方法来自错误的理论，又在错误地执行该理论，负负得正，误打误撞成了治病的正确方法。医生并没有多强的验证心态，更缺乏实证意识，他们的判断基于偶然感知的外在表象，就丢失了很多真相。
不管怎样，成功会赋予医家以某种信心，错误则被不经意地忽略。短期成功的背后，是长期的低效和不易提高。假设医生的每一次错误治疗都会让病人死去，每一次正确的治法都让病人康复，就能帮助筛选出正确的方法，形成精确的理论。可惜身体并不理会人们的目的性，不支持这样的预想。
看《经方实验录》的例子：一个破落而无人信的中医，遇到濒死的人，竟然误打误撞，用“白虎汤”将他救活。别人大惊，以为他是神医，络绎不绝找他看病，但凡看病的人，他都开给白虎汤。不到两个月，医死了十多个人，被别人抓起来打了好几次，从此再不敢行医了，那个被他治愈的人仍然活了二十年。这是极为显著的没有见识的医生，治好了极为困难的疾病，两种极端让真相得以显现，后来又有诸多的人用生命为他低劣的医术做证明，否则，不知道这样的案例会如何被夸耀。
中药大处方的合理性
现在，医生愿意开大处方，十味药以下的很少了，十多味二十多味算主流，三四十味药也屡见不鲜。对比看看，《伤寒论》中4味药以下的方子占一半，8味药以下的方子占到九成。医生虽说没有精确的统计算法，他也在切身地感悟各种模式的治疗效果，他在本能地统计，处方大了，往往更能起效。
我们要从科学上理解其中合理性。根据以上论述，身体是聪明的系统，在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刺激，以恢复正常，处方大了，刺激就多了，哪怕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多刺激，总有能导向正面效果的。换句话说，中医理论的宽泛，和大处方，是硬币的两面。
用西医理论也能获得解释：病态对应某些异常分子状态，大处方里有成千上万的药物分子，总有与之匹配的，或大致匹配的，两者发生结合，就能促进病态的转变。
对很多内源性疾病来说，大处方可能是当下的人类应当使用的策略。比如引发中风、心梗之类危险的动脉粥样硬化，脂质代谢紊乱导致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动脉血管内膜的变化、慢性低度炎症反应、肠道菌群的异常等等都是原因，这每一类原因又由复杂的因素构成，如此不断，牵涉非常复杂的环节。化学药品往往针对一个或少数因素加以调整，头痛医头，效果不明显。大处方中药就可能覆盖更多因素，甚至能解决所有问题，但难度也是巨大的，如何发展有效的测量评估体系是关键。
大处方也会带来麻烦：有些分子会占据结合点位，真正有效的分子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不能一味追求大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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