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写辩论方面的东西，把其中的一节拿出来研究下吧：
标准问题
貌似挺多辩论队都很关心标准的制定，我记得我第一次使用标准，是在零六年的校赛上面。那次的辩题好像是“高分是不是高能的表现”，我坚决主张设定“表现”的标准，最后辩论队采纳了我的意见。
后来在研究比较型辩题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有了一个比较标准，整个辩题的结构都会变得简单起来。比如说“大学生打工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如果我们通过制定标准“是否有利于完成大学目标”，那么原辩题就可以转换为“大学生打工是否有利于完成大学目标”。
我们来试着分析一下这样做的好处：
原辩题中，你要做的事情是：1、归纳大学生打工的可以获得的好处；2、归纳大学生打工可能遭遇的坏处；3、比较大学生可能拿到的好处与坏处，得出最终结论。
转换后的辩题中，你要研究这几项：1、大学生的身份特征，以及他们要完成哪些目标；2、大学生打工有利于他们完成目标的因素有哪些；3、大学生打工不利于他们完成目标的因素有哪些；4、比较。
猛地一看，似乎转换后的辩题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但好好地想想就会发现，后者更容易把握一些，主要原因如下：
1、原辩题中所谓的利与弊，其本身就很难衡量，大学生的很多才能，大学没有义务给他们。所以从“大学生”这个身份上来说，很难将其推广到所有大学生身上，也就难以得出比较结果。
2、确立标准以后，大学生打工可以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可以在大学目标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点，这样辩题的不确定性就小了很多，可以轻松地理出头绪。
因为以前曾经搞过一个辩论培训，当时为了回答标准的制定方法问题，特地写了一篇《比较型辩题的标准制定》。后来感觉原文中有些讲得不到位的地方，于是又写了一篇《反思比较型辩题的标准》，这样才算是讲明确了。
曾在华语辩论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有位网友问是不是比较型辩题一定要有标准。如果是放在零六或者零七年，我基本上会回答是，但现在却有点犹豫了。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我慢慢地发现客观世界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多标准，但我们并没有去挖掘。
有一次在ＱＱ群里面，有位网友提出了“兔子不吃／应吃窝边草”的辩题，我当时一想，就知道应该转换成比较型辩题，因为这就是在比较窝边草与非窝边草哪个更好一些。
我给那位网友提出了个意见：人们对于事物的观点，往往是认为得不到的东西更为珍贵，而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公开的支持。比如说一个人得到了一大笔遗产，他要么一辈子靠这东西吃喝，要么靠自己的努力挣钱，显然后者更值得我们尊敬。
看看我提的这个意见，里面并没有提什么标准，难道它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吗？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标准”，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比如说前面我提到大学生打工的利弊问题，大学生是不是真的只要完成了大学规定的目标就可以了？事实上，很多成功毕业的大学生，在社会上还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合理吗？
虽然标准只存在于纸面上，但在辩手普遍缺乏社会体验的情况下，它还是能起到些作用的——事实上，如果你看到一个辩手在比赛时不提标准，但仍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那是因为经把生活当成了标准，这个标准融化在他的语言中。
将标准融化在语言中，算是标准的最高境界吧，就像张三丰的太极拳，无招听上去很荒唐，却可以胜过有招的高手。
也许你看过那篇《比较型辩题的标准制定》，实际上可以制定标准的，并不是只有比较型辩题。凡是辩题中有模糊含义，现实生活中又没有明确界限的事物，都是可以通过标准的制定来对其进行界定的。
比如说“成大事不拘／应拘小节”，有辩手就在头疼，到底什么叫成大事啊？是不是一定要像项羽那样灭掉秦朝，或者像诸葛亮一样辅佐刘备建立蜀汉？
如果对这个问题实在认识不清，不妨试着制定一个标准，认真分析一下“大事”的特点，然后再提出几个相关的指标来告诉对方和观众：只要你做的事情符合了这几个指标，就说你是做大事的，要不然就不是——这样的“标准”还有一个名字：定义。
定义也是一种标准。
其实说起标准的制定，我可以提个很简单的方式：
第一步，理解主体的共同特征。如大学生，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找到他们身上的共同点，把拥有这些共同点的人定义为大学生。
第二步，分析主体要做哪些事情，即主体要完成的任务。就像大学生，主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什么的，还有其他学校有规定的东西。
第三步，分析辩题中的双方在主体要做的事情中，各自发挥哪些作用。假定我们认为大学生的任务是完成两百个学分，那么打工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这个任务的完成，就是我们的比较标准。
不过切切注意：只有在现实中找不到合理的比较方法时，才可以使用自己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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