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暮年。民国时期令关中人谈之变色的“民国十八年年馑”，老人提起无不摇头闭目，老泪纵横，不堪回首。
大饥荒
民国十八年指的就是1929年，年馑是陕西人对饥荒的一种说法，陕西人把一年当中一料庄稼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指的是民国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也就是(1928— 1930年)，关中连续三年滴雨未下，赤地千里，三年六料庄稼绝收。
关中号称沃壤，当时小麦亩产才100来斤，三年六料庄稼绝收，后果可想而知。粮价暴涨，菜价如金，大锅小灶，蛛网尘封，耕牛骡马，悉数宰杀，护院猫狗争相捕食。死者塞途，白骨蔽野，百姓山穷水尽，关中人称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为“民国十八年年馑”。
大饥荒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咱陕甘百姓的叫法。官方术语叫“北方八省大饥荒”。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震、匪、疫并发的巨灾，灾荒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8省，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省，全国受灾，1093县，波及人口1.2亿，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逃荒人流无法数计，饿死人口将近大约1300多万。
民国志书记载：
山西省：“晋南40县，赤地千里，如入不毛，人食土粉，民吃草木，全省84县，灾民600余万”
绥远省：“全境干旱，田稼多枯，民初以草根树皮充饥，在以捕麻雀野鼠果腹，后已无法搜罗。”
河北省：灾情几遍全省，水、旱、蝗灾三灾并发，蔓延90余县
察哈尔省：旱魃肆虐，耕种之地稼禾全枯，16县俱受灾，极贫民户各县60余万，盟旗30余万，北方早寒，亡者十之三四。
受灾最严重的是陕西、甘肃、河南三省。陕西全省92县全受灾，甘肃全省64个县有58个县受灾，河南全省118个县有106个县受灾。民国政府发赈灾公债，言：“陕西灾情重于甘肃、而甘肃又重于河南，河南又重于其它受灾各省。陕西一省即需300万，甘豫二省非300万不足以救亡。”
逃难
饿殍遍野无鸡鸣,老天杀人不用刀。灾荒所至,十室九空,遍地哀鸿,奄奄垂毙。受灾最严重的就是陕西。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 、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灾报告》中统计，当时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全省92县尽成灾区。
长久大旱，粮价飞涨，灾民卖房卖地，换粮糊口，时一亩地只能换一斗小麦。小麦每斗的价格从5元涨至每斗12元。为了活命卖儿卖女，灾荒初期一人可卖10元，灾荒中期女孩还能卖到5元的高价，尚不及一斗小麦价格。到了灾荒后期父母为了孩子活命，甚至分文不取，直接让人带走，只求保全儿女活命，陕西灾情，以关中最为严重。
长安灾民
民国县志记载：
陇县：斗麦价已涨至十元，县南七新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铁佛寺去年有六十余家，现绝户已十余家。顺八渡以南，本有四十八户，现在仅剩八户，全县6区灾民 8万”。
扶风县：全县原有人口160415人，当年死亡52170人，外逃12337人。
眉县：马家庄原有31户人家，竟有28户因灾死绝。
咸阳县：人口13万，饿死就有3万人，逃亡2万人。
武功县：人口18万，饿死7万，逃亡5万余。
泾阳县：夏村岳氏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勒死小孩，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
耀县：去冬迄今，死万余，逃三千，现灾民五万。
朝邑县：212村，冻死9479人。
蒲城县：赤地千里，饿死21000余人。
华阴县：六料未收，横尸遍野，减少人口18036人。
白水县：县城北马家堡陈氏老者，因饥饿难熬，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关中民谣：民国十八年，人吃人来狗吃狗，饿得麻雀吃石头，饿得老鼠没法走。这些都是当时悲惨的真实写照。
凤翔灾民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民国18年年馑，要说天灾，关中之地，三年大旱，那是百年少见，连年征战，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就是人祸。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实则人祸大于天灾。
古代生产力低下，灾荒连连，陕西人都有存粮备荒的习惯，丰年与灾年交替，倒也无妨。但民国的人祸要大于前朝。在灾情爆发的前两年，陕西一直是河南刘镇华主政，八年督陕，埋下灾荒祸根。民国初年，陕西禁种大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自刘镇华当了陕西省长后，便大开烟禁，委派40多个劝种烟委员分赴各县，强迫老百姓种大烟。宝鸡县种了2万5千亩，眉县1万亩，户县5万亩，周至县竟然种了7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陕西一省的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六分之一。当时陕西全省的农业收入只不过700多万。 但通过大烟的种植贩卖，刘镇华的税收达到了1500万大洋。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庞大数字！
地都种大烟了，粮食哪里来，当时陕西的粮食已经需要外购了，农民家中几乎无任何存粮。民国15年，二虎守长安，刘镇华为了困死西安城，又一把火把城外10万亩小麦化为灰烬，西安城饿死5万人。
镇嵩军围西安
家无存粮，心中发慌，民国17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达到形式上的统一。民国18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陕西灾情爆发，于右任先生积极奔走赈灾，朱庆澜先生奔波募捐，募集善款160万，就连当时的末代皇帝溥仪也捐赠了3000块银元。虽功德无量，但毕竟是杯水车薪。赈灾还需要政府力量。当时陕甘属于冯玉祥的势力范围，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强改“租石捐”为“四倍加征”，相当于一年收了后五年的田赋地丁税，灾荒之年，哪来余粮，老百姓哪来钱粮，真是生不如死。
当时蒋介石组建“西北赈务委员会”，发行赈宰公债，减免陕西税收，后以冯玉祥西北军将赈灾粮款挪作军用为借口，停止赈灾陕甘。阎锡山又趁火打劫，借口山西也有饥荒，禁止粮食出省，扣押陕西购粮人员和粮食赈粮列车，致使大量赈粮堆积车站，发霉变质。冯玉祥为阻止蒋军北上，在河南境内破坏了陇海、平汉铁路，扬言要自行救灾，但各部拨发赈粮，不但未能赈济灾民，反将农商富户施舍赈灾的粥厂米麦搜罗殆尽，屯于潼关长安，以备战时之用。所以说，民国十八年，人祸大于天灾，最终陕西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虎烈拉
常言大灾之后必有瘟疫，到了民国21年，也就是1932年，没有缓过气的老百姓又迎来了一场波及57县的大瘟疫，官方称“霍乱”，音译为“虎烈拉”，老百姓称“胡里拉”，其症状就是上吐下泻，吐的是黄水，泻的是黑水，又称“转筋霍乱泻”。因这种传染病的最大特点是传播快、发病快、死亡快。老百姓闻风丧胆称其为“虎疫”。
民国21年虎烈拉全国大爆发，顺陇海线传入关中，6月19日首先在潼关发现，高峰日一天之内死亡80余人，黄河停渡，举县惊骇！后顺着陇海铁路蔓延东西各府县，7月分疫情从临潼传到西安，后蔓延西府五县，至9月已经蔓延到关中35县，陕北11县，陕南4个县，至11月份疫情消失，全省60个县，患病人数有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死亡率在40%左右。
根据资料记载：
华阴全县统计死1.8万余人，尸横于野无人收。
华县死亡6422人。
大荔县两日之间，城内军民死亡达千人，人人自危。
渭南县全县死5万余人，村户萧条，尸骨遍地。
富平县死亡14697人。
西安城一个多月937人死亡。
长安县第一例发现于终南山下内苑村，本村一个卖小吃的在南五台过会赶集时，发生腹泻，呕吐无治而死，查为“虎列拉”，数日之内波及全县各个村镇。
周至县终南豆村112人患病，死101人，村中全家病死者25户。
泾阳县一人患病，殃及全家，全县死亡2210人。
彬县死亡1500余人。
三原县死亡508人。
礼泉县死亡5000余人。
乾县死近万人。
长武县民间缺医少药，患者坐以待毙，全县死亡800多人。
西府凤翔亡6740余人。
眉县死亡2719人,绝户者达半。
虎烈拉
在民国那个贫穷的年代，染上此病就及以生还，患者早上患病，晚上就一命呜呼了，传染的十分迅速，病人无人探视，死人无人敢埋，连当时医生十之八九,惧怕传染,也拒不出诊。很快就在整个三秦大地肆虐开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不说家庭，很多小一点的村庄都绝户了！
老百姓人人自危，各种谣言屡见报端，富平县通告称：水泉因投毒而变色，百姓饮水恐慌。武功县报告说：发现汉奸投毒数次，已专门制定“已服毒水急救法”。长安县还抓获了一名投毒汉奸，此人姓姜，乞丐打扮，自称同伙有17人之多，因为城市里面不好下手，就到农村来投毒，毒药是一种白而略带红色的粉末。
好在疫情爆发时，是杨虎城主政陕西，随在西安市五岳庙门设立陕西防疫处，全国采购疫苗注射防疫16万人，真是功德无量，防疫处第二年还设立了附属医院，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第八医院。
张新武，笔名“丰镐遗子”，世居沣西周礼之乡，长于长安物华之地，自幼好文笔。弱冠之年入伍从军，退伍归乡，醉心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因地利之便，犹喜故乡沣河两岸丰镐故地乡土人文历史研究。加入长安、西咸作协，西安地名协会，担任宗周文化研究会顾问，入选西安、西咸地名专家库，笔不辍耕，文章多发表于报刊、地方志，多次参与本地人文历史书籍编写、民政局道路桥梁命名、电视台人文节目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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