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关通
记下我曾有的极度紧张心理。在特定背景里，难免后怕。回想这四件事，我悟到一个理：“天不绝人”这成语，鞭策人奋起，激励人相救。“天”就是“二”“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我以为“天不绝人”其实就是“人不绝人”。
1958年上半年，苏州新苏师范三年级学生回原籍参加实习。吴江县十几名学生起初都在平望镇搞调研和宣传，后来被分到各个乡镇，有的到小学任教，有的搞扫盲。
作者在八坼实习的五个地点
我被分配到八坼，干了近四个月，先是到运河西、苗圃西南一个片四个大队搞扫盲，后来到运河东“黑龙头”搞单班复式教育。
一个人负责“友好”（虹桥）、“明星”（直港）、“三联”（练聚）、“四联”（联庄）4个大队的扫盲，对刚过18周岁的我来说，够艰难的，但我必须服从，并一定要干好。
我住在明星大队的大队部办公室隔壁的一间，那座建筑原来是庙宇。一天晚上，我到四联大队去参加生产队长会议，在那个会上谈扫盲方面的安排。我等啊等，等到他们研究生产结束，九点多了，才轮到我发言。会议结束后，刚离开四联大队办公室没几分钟，老天突然翻脸，雷响了，漆黑了。
我一个人走在大片农田间、荒野里，周围没有农户，我无法躲避。那段路，到我所住的明星大队很远。
平时胆大的我，被惊吓得砰砰砰心跳，拼命走，拼命走。我知道大树下容易被雷击，我听说过有人在农田里干活被雷击，我不想被霹雳击中！
闪电
闪电一道接一道，已不是远处的闷雷，而是头顶上的响霹。我在田埂上使劲地奔跑着，只想尽快回到住处，也不管会不会跌倒……
等奔回到明星大队大队部，身上湿透了，雷声还没停息。战栗的我边换衣服边喘气，傻笑自己怎敢与霹雳赛跑？
1961年8月起，我在苏州师专教师进修科工作。那还处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副食品严重匮乏。
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教职员工：所有地方粮票必须到总务处调换新版地方粮票。两天后，原用的地方粮票就停止使用。我一想，不得了，我吴江乡下家里还有2斤地方粮票呢！那时，我父亲因营养不良却照常干活而得了黄疸病，那2斤粮票是我从自己每月28斤中省出来给父母的。如果已经用掉，倒也罢了；如果没用掉，作废了，多心疼啊！粮票，已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的宝贝！
怎么办？家里没有电话，联系不上。若乘长途汽车回家，加上赶到车站、等车，至少花半天，但我必须天天上班。思来想去，我决定第二天一早骑自行车打个来回。
于是，我向同事借了一辆自行车，凌晨三点左右，好不容易叫醒传达室的老同志开了校门，我就从学校出发了。天黑黑的，路上没有一个人。在市里还不要紧，有路灯，过了葑门觅渡桥，上了苏嘉公路，眼前一片黑乎乎的。亏得那时的苏嘉公路不是柏油路，而是黄沙路面，让我明白自己是骑在公路上。
我在公路右侧拼命踏。路边一棵棵石灰柏像一个个披着黑斗篷的高个子，向我扑过来。我很紧张，有点怕，因为我简直辨不清扑过来的是树还是人。我儿童时，父亲就明确地告诉我：没有死鬼，要提防活鬼。所以我从来不信世上有什么鬼，我怕的是万一遇上“活鬼”——歹徒。这样，越想就越担心，越担心就越用力踏，好在越踏天越亮……
到了家，父母、弟妹都很惊奇。我说明来意后，母亲拿出了粮票，2斤还没有舍得用！我随便吃了一点粥，马上推了车子就走。父母是爱惜我的，也知道我太累了，但我必须马上赶回苏州上班啊！他们只能叮嘱我不要踏得太快。
那天，我照常上班，没有迟到。
1965年，组织上抽我参加“社教”（即“四清”）运动。我先在昆山陈墓（今称锦溪），第二年转到常熟白茆。在白茆社教分团，我当秘书，住在白茆公社党委的一座小楼上。白天，电话机放在办公桌上，晚上我就把它移到自己的小铺边。
白茆社教分团名单
秋天的一个夜晚，我身边的电话铃响了，一听，是下面一个大队的工作队打来的，报告河里发现一具男尸。我汇报后，团长决定，我同政法组组长老李立即去一趟。
那个大队离白茆镇较远，幸亏老李曾去过，认识那条路。老李是吴县法院副院长，比我大十几岁，工作经验丰富。我紧跟在他后面，在田间穿行，只顾赶路，很少说话。我们不仅都带着手电筒，而且有点月光，所以起初走得很顺利。
然而，意料不到的情况来了，到了一条河面相当宽的河边，我们呆住了！河面上正在建桥。老李上次经过的老桥已经被拆光了，新桥刚刚只架上一道拱形的梁。这桥梁很窄，比独木桥还独木桥，独木桥没有这么长，也不会呈拱形，可能还宽些。大概是施工的需要，有几根毛竹竖在河里，竖着的毛竹之间又横绑着几根毛竹。
怎么办？只能在这道桥梁上走过去。老李叮嘱我千万小心，不要太急。他先走上去了。他走了几小步，我也走上去了。
真要命！我右手捏紧手电筒，左手将横着的毛竹当扶手，“扶手”却不情愿，晃了晃，晃了晃。它越晃，我越紧张。上学时，我在浪木、平衡木上胆子蛮大，从那些玩意儿上掉到地上，至多有点痛。而这刻儿情况不一样。我不会游泳，跌下河也许死不了，因为老李会救我。可是，我真掉到河里，必定耽误我们身上的任务！
我的注意力百分之百地集中，战战兢兢地换脚往前移，汗出来了！老李已在对岸，他手电筒的光束照在我脚前的桥梁上，对我喊“不要慌”……也不知我比老李多花了几分钟才过了河。跟着老李继续往前赶的时候，我庆幸没掉到河里，但后怕的思绪盘旋了好一阵。
到了大队部，去河边看了现场后，就安排人将尸体打捞上来。我们找知情人了解详情，知道情况并不复杂。死者是“s类分子”，工作队、贫下中农代表对死者没有干过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属于恐惧后的自杀。所以我们只商量怎样做好死者家属工作，怎样进一步宣传政策。这种情况，在别的大队也已出现过，有的“s类分子”也许没有什么现行破坏活动，但运动一来，他却害怕了。
社教工作队员离开常熟白茆前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后排右2为作者）
可怕的“来苏尔”
作者妻子病历记录
1972年2月24日（壬子鼠年正月初十），我妻子突然腹痛得厉害，下午，我陪她到吴江人民医院就诊，医生断定是卵巢囊肿扭转，必须立即手术。负责手术的是苏州二院下放的吴医师，我放心地签了字。吴医师本来将轮到春节休假，但她愿意为我妻这个手术而推迟休假，我非常感激。
然而，意外出现了：一位在医院实习的赤脚医生，竟然直接用浸在浓“来苏尔”溶液里的刀片，给我妻作手术前的皮肤准备。结果，我妻腹部的皮肤一块块被腐蚀！吴医生说无法动手术，只能先消炎、止痛。
这是医疗事故，但当时我能说什么呢？赤脚医生是新生事物，我是机关干部，不会同一位赤脚医生闹起来。
我妻的状况越来越差，痛得死去活来。到第三天，吴医师回家了，妇产科负责人杨雪琴医师对我说，非动手术不可了，否则更危险。她说，她会尽量避开被腐蚀的皮肤。我第二次签字。
手术还算顺利，但是，开刀后，杨医师发现囊肿已经坏死，这是手术被耽搁所造成的。让杨医师、更让我心理紧张的是，这双侧卵巢囊肿属畸形瘤，囊肿里已发现毛发等。杨医师说，必须立即到苏州一院去做病理切片检查。
我马上赶乘长途汽车，把要作的切片检查送到苏州一院。第二天，我去取报告时，心里极乱，脚上极重：万一鉴定出是恶性肿瘤，我怎么办？儿子怎么办？家怎么办？
报告捏到手的一刹那，我紧张透了，顿感周围黑沉沉。眨眨眼，定神细看，啊——良性！禁不住默唱着儿时爱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心在唱，脚在飘，飘回吴江，将结果告诉妻子，告诉医师……
又是一个“然而”！手术后，我妻连续痛了5天，挂水，打针，都无济于事。囊肿的坏死已经引发炎症，导致出现严重的弥漫性肠粘连，肠梗阻了！
到3月3日早晨，我妻大概觉得自己不行了，含着泪，无力地对我说“领好顺顺”。岳母边哭边催我赶快想办法。好友老薛的妻子汪老师来看望我妻，抹着眼泪走出了病房。
此时，我儿子才10个月，强迫断奶后，由我母亲看护，吃奶糕，吃米粉……我妻在医院里的凶险状况，我通通瞒着母亲，只希望母亲能安心地护好孙子。
妇产科请了外科几名医师会诊，外科负责医师对我说：要开第二刀。
我能同意开第二刀吗？妇产科医师们要我赶快作决定，说我妻的血压、体温都在低下去，并出现瞳孔放大症状。我难抉择哪！
此时，妇产科有位医师悄悄给我3个字：“快转院！”而正巧，我妻的老师、我苏州的同事詹老师来看望我妻。他一看就走，一会儿又回来了，认真而轻声地对我说：他去问过他岳父（吴江医院副院长），他岳父认为，要赶紧转苏州一院抢救，不能在吴江开第二刀。
刻不容缓，我决定转院。但是，照当时的规定，转院谈何容易！我只得打电话，向我的领导老范求助。老范出面疏通后，吴江医院总算同意转院。可是，偏偏没有救护车！
“天”不绝人哪——在大家为此焦急的时刻，一辆救护车从平望开过来，它要回苏州，因为有事而到吴江医院转一下。这辆车被妇产科的好人们叫住了。尽管车上没有医务人员，没有抢救设备，但毕竟可以将担架放平。靠众人帮忙，我妻被抬上车。我和岳母护在她身旁，我小弟硬是蹲着，用手提起输液瓶。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在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挂好了急诊号。在苏州一院，外科老医师陈易人和中年的徐医师听了我的陈述，迅速对我妻作了检查，陈医师还特地拿了X光片子，去送给看片权威陈王院长看，听取意见。最后，陈、徐两位向我说清楚了抢救的难度，不能开第二刀，只能试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但没有成功的把握，要我签字。
住院病人很多，我妻的病床只能放在并不宽敞的走廊里。之后，她身上每天3根管子，被折腾的痛苦味儿只有她自己明白。我吃不好、睡不好，还担心家里小宝宝，多亏苏州的同窗杨老师给我送来了可垫在走廊地上的席和被。
1974年作者一家三口拍摄于芦墟汾湖边
熬过15天，我妻总算被抢救过来了。我最后只是行了一个秀才人情，认认真真地写了感谢信，感谢苏州一院抢救我妻的医师、护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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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吴江通》微信公众号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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