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蔚南资料（56）孜孜以求 征集上海史料

孜孜以求 征集上海史料

上海的史事浩如烟海，相关的资料十分散漫，征集之难可想而知。但并未难倒编纂人员。

徐蔚南进馆之前，筹委会已登报公开向社会征集各种史料，到他进馆时，馆内“参考资料及参考书籍，极为贫乏”，其志书资料征集之难可见一斑。通志馆在确定编志大纲后，又于当年10月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划定征集范围：

(1)凡关于上海之一切史料均在搜罗之列；

(2)本市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工厂各公司及各市区之史料统计图表及照片愈详愈佳；

(3)关于各种记载上海之书籍不论何种文字何种门类均所欢迎；

(4)通志内有人物一编,均采前代人物及已逝世者,望其后裔或知友惠寄传略行述照相，当代人物请寄自撰传记及照片，以便采录；

(5)、天时地理人文风土等种种变迁之记载,均望患寄；

(6)、如有珍贵材料不便惠寄者,可来函通知敞馆,当派人前往抄录。

通志馆发布的征集启事

作为修志机构，欲求充足的资料，不能只靠刊登征集启事，亦无法寄托于外界主动奉上，因此，自己动手去征集、调查是获取资料的主要手段。通志馆成立后不久，即向全市各个机关团体广发信函，包括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公司等，以及历史人物传记，天文、地理、人文、风土等资料。除此之外，在报纸上发布资料征集广告，致函各业公所及同乡会馆征集报告书、统计表、征信录等。调查各个机关团体会所的详细状况，包括其组织成立发展历史及具体工作情况等。

发出征求通志资料时随信附有调查表。调查表分类极细，据通志馆自己统计，共有28种，主要是根据通志的编目来划分，其中仅学校的调查表就有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民众学校等8类，还有学艺团体、中外公司、报社、医院、上海名人等类别，务求精确明了。同时还包括征集其内部印刷出版的章程、期刊、书籍等，如向上海市商会请求惠赐《上海国货厂商名录》《上海进出口贸易商行名录》，请海军部寄予《海军杂志》、《第六周年纪念刊》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从1932年通志馆成立始，到1936年底，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共向不同对象发出征集和调查函近万份。

海军部向通志馆提供资料的函

而在战后初期，通志馆则多向各处征询复业、复员情形及采取的复工措施等。

当时的上海，有两个特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在通志馆编纂通志时不会也不大可能提供多少材料，所以除了发函征询外，通志馆也派员前往各处搜求资料，其中向私人索要材料的次数排在首位。

抗战胜利前，资料的收藏整理花费了通志馆的很大精力，他们把搜集史料的工作看作是和编纂通志一样重要，在馆中经济不充裕、时间不够用的情况下，有些编纂是利用业余时间来为通志馆搜集史料的。编纂们直接去往上海甚至浙江等地的图书馆找寻材料，徐家汇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及旧书店、书摊等亦常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搜集的史料范围也很宽广，包括史志、中外年鉴、乡贤著作、地方文献、报纸杂志等。他们更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如家乘、碑帖、清代县档和各业行规，以及从旧书摊搜购来的会馆公所征信录、图表、照片等。

1935-1936年间，通志馆的编纂们还曾多次往上海郊县地区实地考查，如龙华镇、北桥镇、法华镇等，而在考察前他们总会事先翻阅史志记载，一方面了解历史以便考证，一方面更是为了考订历史记载，改正讹误之处。

例如1936年8月，徐蔚南与胡怀琛、胡道静、吴静山等人在华泾镇实地考查时，在乱葬岗中辨认出了墓基偏高的黄道婆墓，写入《上海研究资料续·华泾访古记》；建国后上海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此书记载确定墓址，出资修复了黄道婆墓，并列为市级文物。又如，徐蔚南在考查了四明公所旧址及遗存的碑帖及文献资料后编著了《上海四明公所研究》等。

四明公所洗衣业同善会石刻碑记拓片

事业单位的征信录，表面看来只是执行人员向公众公布他们经手账款的来龙去脉及出款所获得的结果，以完成手续和职责，通志馆的编纂们从中敏锐地觉察到征信录的史料价值，于是留心搜集、购求，根据搜集到的征信录，分市县行政、学校、公司等12类编写了《上海市通志馆收藏图书目录第一号：征信录目录》；第二号是《三个收藏记述上海的西文书籍的目录》，由《禹贡》在1936年出版，记述上海的西文书目录；第三号为杂志的创刊号目录，收录创刊号杂志目录1131种，分为96类；第四、五、六号分别为《上海地图目录》、《清代上海县署档案目录》和《上海市政府出版图书目录》。为了编纂索引方便，编纂们以通志稿各编目为准，分类编制报纸索引卡4万多张，按学科分类编制杂志索引卡2500张。

通过通志馆全体馆员的努力，截至1936年底，通志馆收藏了1万多种文献：史志1500种，杂志创刊号1400种，报纸2814本，年鉴50种，碑帖143种，家乘35本，图表70种，照片162种，行规35种，征信录950本，机关刊物272种，单行小册203本，乡贤著作131种，其他资料2532种。通志馆还收藏了1632件从清咸丰五年至宣统三年（1855-1911年）的县档，并按行政、民事、刑事三大类划分归类。

这些藏品中，不乏珍贵的文献资料，如上海乡贤著述：《存古堂印谱》二卷，清张智锡撰，所录均闲散印章，共322方，是“未经著录的孤本”（陈乃乾语）；《静安八咏》一卷，元释寿宁辑，红格钞本等。珍贵档案资料：清道光年间所刻《江苏海运全案》、《江苏水利全书图说》，清光绪年间的《浦东塘工善后局经浚寺前浜西新塘河工案》、《塘工善后局辟筑北洋泾马路英商交涉案》、《浦东塘工善后局规画沿浦公渡码头案》等，堪称“绝世孤品”，都传藏至今。

如此孜孜以求地广泛收集，积几年之功，不仅供给编写通志源源不断的资料，丰富了馆藏文献，也给之后出版上海市年鉴和上海史研究资料储备了大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