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起先生早年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上海南洋高级商业学校、中央大学商学院，先生所以选读商科，想来是为谋生计，所以从1932—1940年曾先后在当时的交通部国际电信局、国际电台工作。但在业余，他还是神游在一本本、一幢幢的古籍版本之间，鉴别不同版本的区别、真假、优劣。同时，还向张元济、孙毓修等大家请教，尤其在1940—1945年回乡侍母期间，他更有时间畅游在铁琴铜剑宝藏内，古籍宝笈，随意可观。
铁琴铜剑楼历代楼主有一个共识：流通古籍，藏书致用。所以从不将藏书看作私藏秘笈，而是公开藏书，供读书人士阅读、校勘、转抄。甚至特辟休息室和提供茶水、膳食。瞿家还自编藏书目录，精印《铁琴铜剑楼宋金原本书影》以满足海内外人士的要求。
瞿啓甲于1925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提供摄影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古籍珍本81种，为当时《四部丛刊》诸编所采录的私家藏本之冠。1930年，又为商务印书馆出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汉书》提供铁琴铜剑楼藏北宋景祐本影印而成。1936年，为商务印书馆出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旧唐书》提供铁琴铜剑楼宋刊本影印完卷等等。
1940年，瞿啓甲临终留下了谆谆遗言：“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这是他最后的愿望。
凤起先生一生都以古籍版本为专业，在他青年时代，就懂得古籍目录的作用，因而就有一个宏大的愿望，要广收古籍目录，必将收到千种，所以将他的书斋命名为《千目斋》，并写下了一篇《千目斋记》，大谈目录学，他愿以书为友，一刻也不分离。
建国后，瞿氏三兄弟在思想上发生了转折，同时他们父亲的遗言又泛上了心头:“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1950年，凤起先生与其兄、济沧、济旭先生将铁琴铜剑楼所藏善本72种2243册全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这对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和连锁反应，带动了平津地区的藏书家向北图的赠书热。
1950年瞿氏昆仲将家藏宋、元、明善本20种捐赠给北图。1953年瞿氏昆仲又将家藏善本99种、100册捐献给北图。1954年又捐家藏善本书270种、600册。其他古籍版本与古器物分别捐赠与常熟图书馆和常熟文物保管委员会。为照顾瞿家生计，在大量捐赠外，也有小部分属半酬半捐，但“酬”的价格也是低廉的。瞿氏昆仲慷慨捐书既有利于国家，又实现了他们五代的共识“流通古籍，藏书致用”“化私为公”的意愿。
1951年4月，瞿凤起先参与上海图书馆的筹备工作，8月就被安排在上图。他在上图的贡献，首先就在1957年的时段里，由廷龙先生、景郑先生和他共同编辑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科技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后，资料倍增，文革后，又以廷龙先生为主编，景郑先生为顾问，再加凤起先生，三位版本目录学大家联手，和全国各藏书部门诸大家合作，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外，凤起先生还参与编写了《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上海图书馆医书目录》。
风起先生的个人编校主要有195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将钱曾《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敬求记》三者合并《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钱曾:常熟人，晚清著名版本目号遵王，又称述古堂主，也是翁)，有利于读者阅读。
晚年的凤起先生终于和景郑先生完成了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的校注本，此书是研究《明史》和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书，都以明代史为主，旁及宋、辽、金、元，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为《明史》及其他传记中所没有的，和景郑先生、廷龙先生合编的《明代版刻图录初编》相互呼应。此外，凤起先生在病中对《铁琴铜剑楼书目》二十四卷作了补注。两书都是在其逝世后出版的，人不在书在，凤起先生毕生爱书如命，对藏书、编书，对社会、对读者可谓一生无憾了。
上海、江苏、浙江，正是长江三角洲文化的汇合与聚焦点，江南文化的中心上图古籍宝藏蕴含着三老的精神、心血、智慧与学术，吴中人文同样传送着长江优秀传统文化的馨香。这与上图三老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至于三老，他们同样具有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素质，同样深谙版本目录之学，同样坚持不渝地为鉴别版本目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其中廷龙先生还具有一套领导艺术，那就是不居上，不居功，与工作人员共同探索，共同在脏乱的废纸堆中去寻觅珍异。尤其是慧眼识精英，廷龙先生自始至终尊重景郑先生和凤起先生，并且和他们一起培养年青的一代。凡是与上图有关的版本目录学等项目，终是三人联手，他们不计名利，只计成效，所以配合得那么默契。
上图三老是上海图书馆不可多得的“三驾马车”，他们的高足沈津先生说:“他们同样具有高尚的人格，顶尖的业务，又同样是，无声的诗，无弦的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上图三老为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三老的身上，人们总会感觉到别有一股优秀的中华文化的精气神在闪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