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办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淞沪会战”日军轰炸上海市区，到11月，日军控制了除租界外的上海全市，通志馆及上海通社成员面对日寇暴行、城市遭劫，个个同仇敌忾，决以书生报国，无奈被战火所阻，通志馆和通社两个“孪生姊妹”只得停止研究工作，前者闭馆，后者解体。
上海市博物馆遭日军轰炸的照片
上海通社成员中，徐蔚南于1935年底随邵力子先生赴南京任职，此时又从南京迁移至武汉。他在前往南京任职前，将通社结余下来的公积金交给代理编辑主任吴静山保管。去南京后，他仍担任上海市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参与上博馆筹备和开馆，南京上海两头跑，直至上海沦陷。
上海沦陷后，徐蘧轩则到盛泽商人在上海经营的绸庄谋事；蒋慎吾与郭孝先去了后方；李纯康回吴江老家；胡怀琛则于1938年1月因病在忧愤中去世。留在上海的有胡道静、吴静山、蒯世勋、席涤尘、顾南农等五人。柳亚子先生患病，在家养病的他仍十分关心留在“孤岛”的部下们。
五人经过商量，决定要用文人的笔杆子进行救亡活动，即筹划办一份抗日报纸，报道抗战消息。在他们团结努力下，1938年4月，由上海通社留沪同人创办的《通报》在“孤岛”诞生了，这是一份用“洋商”名义在香港注册的报纸，由英国商人在上海租界担任发行人。取《通报》这个名称据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祈愿国运强盛，走上通向胜利的大道；二是含有纪念通志馆和上海通社的意思，这一对姊妹都有一个通字，报告给柳亚子先生，柳先生也很赞成。
胡道静回忆说：“由于我们报纸发表的内容是抗日爱国的，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人的欢迎，销路很大，每天可印一万多份，最多时有两万份。记得《通报》创刊时正逢徐州会战的前夕，中国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在临城、台儿庄一线大败日军机谷师团。捷报传来，我们立即将它在《通报》上连续刊载，配上评论，发行量大增，大家都很兴奋。”
这份报纸能够办起来，这五位报人是全身心的投入，他们约定开始创办时不拿工资，等报纸走入正常运转、财务好转以后再考虑薪酬问题。当时这些“穷书生”根本没有钱，那么，《通报》是怎么办起来的呢？说起办报资金，总共一千五百元，真有一段故事，这些资金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来自于上海通社同人积累的公积金。上海通社成员基本上都是通志馆编辑人员，本职工作是编写通志稿，有工资来源；业余时间为上海通社写稿，发表在报纸、广播电台是有稿费的，但大家都表示不要分掉，而是以上海通社的名义存在银行，作为公积金，为将来开展研究的经费作准备。上海通社编辑的第一集《上海掌故丛书》就是用这笔公积金出版的，这套书共十册，采用古代线装书的装帧，非常考究，公积金几乎全部用光，还欠印刷所一点尾款。印成的书一时销不完，没有办法启动第二集。这时，徐蔚南想出一个办法，去跟中华书局他的朋友舒新城商量，把《丛书》第一集的纸型连同销剩下的书都作价给中华书局，由中华书局去出售剩书并获得第二版的版权，这样得到的补偿金来重建上海通社的公积金，正准备出版第二集时，就遭遇了抗战。徐蔚南去南京时交代下来有一千元法币，就是这样积聚起来的，也是全体通社成员的钱。
第二、第三方面则来自于柳亚子先生的南社纪念会。胡道静回忆说：“当吴静山代表我们去看望他（柳先生）并把我们的打算向他讲了以后，他十分高兴，说这是通志馆的人有志气的表现，表示衷心支持。当知道我们的开办费不足时，他想到了由他经管的南社纪念会的基金还有四百五十元，反正目前也不开展活动，于是就把这笔款子借给了我们。这样，加上我们原有的一千元，总共就有了一千五百元左右。于是我们就准备着手干了。”
柳亚子提供的这笔款子中有一百五十多元是原来南社纪念会经常费用项下用剩的钱。其余是柳亚子先生个人在五十岁生日时南社纪念会募集的基金。关于募集经过，柳先生在《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中有如下记述：“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照中国习惯的计算，是我五十岁的生日，我先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做了一篇《辞寿募捐启》，意思是说倘然有人要替我做生日或是送什么礼，不如干折了现钱捐给南社纪念会做基金。在文章内还不免发一些'危言激论’的牢骚。本来，是想把这篇文章印起来，凡是认识我或知道我的人，都送他们一份，要求他们捐钱的。但到三月中间我从南京、无锡、宜兴漫游归来，还到上海．神经的兴奋已经退下去了。所以募捐的计划，并没有积极进行。后来，只有从报纸上看见我这一篇文章的几个穷朋友，送来了一些钱，凑成二百九十余元，存在银行内。”
《通报》就是靠了这些资金创办起来的，虽然英商承担了发行的责任，印刷厂也愿意冒点风险印刷报纸，但这两家索取费用都非常昂贵，通社的书生们虽都是编辑能手，却缺少办报的经验，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就风风火火干了起来。《通报》一开始就连续报道徐州会战，尤其是台儿庄战役，给“孤岛”的读者极大的振奋，报纸的销量猛增，大家非常兴奋。胡道静回忆道：“不久，《国民参政会条例》在汉口公布，这是加强全国人民团结特别是国、共两党团结的一个表征，是民心所向往的，《通报》首获电讯以后，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刊载。这些都使得《通报》的销路蒸蒸日上。但尽管是这样，《通报》的财务危机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这些书生，对于争取广告，特别是巨商大贾的广告，一筹莫展，故而销路愈大，亏耗愈甚。而英商发行人和印刷厂老板见报纸畅销，索取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我们尽到了抗日宣传、传播胜利捷报、鼓舞团结意志的责任，然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苦战到最后，只得作出自动休刊的决定。但是这段短暂的光荣历史，作为上海通社（也是上海市通志馆的）结束，可以说是无愧于在国家民族危难之秋的一群赤胆忠忱的书生们的文化活动的表现。”
笔者郑重声明：本合集“徐蔚南资料”所有内容为原创作品，且还在不断补充修改、订正谬误中，如需引用或转载须经笔者同意，万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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