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科学丛书发刊旨趣
徐蔚南
人间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文化,尤其是科学,战胜一切,克服一切。文化是天天在进展的,尤其是科学,挟其一日千里之势,突破一切的神秘,击碎一切的迷误。我们中国,文化发扬极早,这是我们的光荣。但是到了近代,我国文化却迟迟不进,尤其是科学,全不能和外人相比较。我们应该急起直追,去夺取文化的锦标,尤其是科学,我们应该特别去努力。我们发刊这部文化科学丛书的根本意义,就是建立在上面所说的两点上面的。至于我们这部丛书的目的,举其大者,约有两端:第一,凡百学术,既贵精深研究,复须普遍通俗,文化乃得日益光大。欧美近代文化的发扬,即得力于此。第二,我国中等以上学校缺少各科良好读本,教授与学生均感苦痛。本局所出之ABC丛书,幸得读书界的激赏,赞为各科的基本读物,人手一编,风行全国。因之,各方面要求本局继续编辑一部与ABC丛书相衔接,而内容加深,篇幅加大的丛书,以便教学者,纷至沓来。我们现在这部文化科学丛书,均有朴实而有教授经验者编辑,当可满足读者的要求,作为中等学校以上教本之用。现在本丛书陆续出版了,希望当代的专家们,赐以批评为幸!
笔者注释:
1、文化科学丛书从1930年8月起出版,第二年结束。这篇旨趣印在丛书每一册卷首。丛书书目及作者如下:《西洋文学》1930年 茅盾(署名方璧)(浙江桐乡人,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曾寓居日本《政治学》《法律学》1930年 朱采真(杭州律师、行政法专家)《哲学》1930年 张东逊(浙江钱塘人,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主编《时事新报》,中国公学、燕京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三十年代国家社会党(民盟前身)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当选过政协代表,后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留日《言语学》1930年 王古鲁(常熟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专家,曾任金陵、北京、中央、辅仁等多所大学教授,曾校注《二刻拍案惊奇》)留日《心理学》1931年 金公亮(蔡元培同学,历任杭州艺专讲师,杭州高级师范及杭州高级中学教员,浙江大学教授)《社会科学》1931年 徐逸樵(诸暨人,先后执教浙江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大学、浙江严州中学,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1946年出任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顾问,后脱离国民党集团,定居日本,进行爱国活动。1978年归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留日《地理学》1931年 王益崖(常熟人,教育家、淮安中学校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1933年由罗家伦聘为中央大学理学院教授)《中国文学》1931年 隋树森(原籍山东,1906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学生,入大学前曾当过北京师范附属小学教员)《教育学》1932年 朱兆萃(浙江余姚人,教育家,早年执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任绍兴县立女中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科长)留日共十一位作者,其中六位有留日或寓居日本的经历。
2、《文化科学丛书》是继《ABC丛书》发行后广受读者青睐,“人手一编,风行全国”(世界书局成立十年纪念特刊,1931年),各方面尤其是中学教师强烈要求,继续出版比《ABC丛书》学科更有针对性,而且内容更加纵深、篇幅加大的科学普及读物。于是,徐蔚南又在相当短的时间里筹划了这套《文化科学丛书》,邀请各个学科的学者加紧编译写作,于1930年开始出版发行,到第二年,这套丛书共发行12部,由十一位学者完成。这十一位作者,以丰富教育经验者居多。只有隋树森,是一位当过小学教员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还在求学,名不见经传。徐蔚南在选择作者方面不受政见影响,也不论资排辈,秉持中立民主和开放的态度,倡导在学术和专业上兼容并包,只要能为普及大众科学文化出力出书,他都接纳并配合协作。因此,这套丛书的专业性更强,质量很高。
3、隋树森虽然是一位在校大学生,但文学基础扎实,据他在自传中说:“那时离家最近的小学,就是北城方家胡同的京师公立第十七小学。我在老家既是拿到了一张国民学校的毕业文凭,于是就投考第十七小学的高等小学,从高小一年级读起。入学以后,恰好是学校换了新的校长。新校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作家老舍(舒庆春)先生。那年他刚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任命做公立第十七小学校长。我后来所以走上研究中国文学,做国文教师这条路,主要还是在那时选择的。我进北京师范以后,一年级的国文教师是王浩(然甫)先生,他曾任徐世昌总统的国务院的秘书,据说很得这位水竹村人徐东海的赏识。王先生是江西诗派的诗人,那时他常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旧诗。王先生给我们讲国文,第一篇讲的是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讲完胡文之后,王先生把胡文中所讲到的那些作品,如《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琵琶行》、《长恨歌》、《虬髯客传》、《最后一课》之类,也都讲了。全班同学对王先生很尊敬。”接着,隋树森讲到他写作并发表《中国文学》这本书的经过:“我在师大读书时,用一个暑假的时间,翻译了日本汉学家、文学博士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书稿誊清之后,寄到上海世界书局。该局采用了这部稿子,编入该局的“文化科学丛书”,改书名为《中国文学》与方璧(茅盾)先生的《西洋文学》列为姐妹篇。这当然是我的荣幸,但那时我还不知方璧是谁。”要是真的没有人推荐,徐蔚南采用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学生邮寄来的第一部书稿,“英雄不问出处”,是有极大勇气的,令人敬佩。
4、张东逊不愧是哲学大家,他在《哲学》书中,深入浅出的讲解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讲得极为生动:如讲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本书把哲学比作“老母亲”,把各门科学比作这位老母亲生出来的儿子。有人认为老母既然把她的所有家产分给儿子,所以她就一无所有了,就应该瘦死饿死了,也就是应该消灭了。作者不赞成这种哲学消灭论,因为在他看来,哲学老母并未把所有财产都分给科学儿子。她所留的这一部分,儿子们不是不想要,而是因为能力不济,担当不下。他的结论是:科学打不倒哲学,儿子灭不了母亲。作者还用总账、分账来比喻哲学与科学的职司。哲学是最后的会计师,他核对各门科学的报告,把不调和的地方调和起来,把空隙与漏洞设法补足,把矛盾之处加以矫正,最后得到一个总账。而这个总账已大异于各门分账,因这总账是分账的检讨和审查,又是分账的消化和说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3卷《论著述评》上,华夏出版社1996年12月)张东逊用通俗的语言、浅显的比喻就把深奥的理论讲透,读者很容易明白,充分体现了徐蔚南在《旨趣》中说的“我们这部丛书,就要把各种专门学术,依最新学理与最新方法,用通俗易解的文字,作有系统有组织的介绍,期于专门与通俗两点,双方兼顾,以收宏效。”5、古典小说戏曲专家王古鲁对中国文化有三大贡献:之一是于四十年代孤身一人到日本几家重要的藏书机构,用相机拍摄了海内外孤本小说戏曲全书十种,其他明版小说书影照片一百余种,抄得《二刻拍案惊奇》《隋史遗文》各一种,并辑得小说戏曲辑佚一种。回国后,他将这些已在中国失传的珍贵文献陆续整理出版;之二是翻译并校注了日本青木正儿的名著《中国近世戏曲史》,确立了他在古典戏曲研究领域权威的地位;之三是从日本照相带回已经失传的《水浒志传评林》刻本,并把照相底片全部捐给国家文化部。(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印《水浒研究资料》1980年1月)
1956年王古鲁在一册周作人译《希腊拟曲》藏书中有一段题记,钤“古鲁藏书”印,题记说:一九五六年九月末,应中国文联之邀偕知堂老人作西安之游。偶在竹笆市街澍信书店获见此书。当即购取。其后悉澍信铺中尚有二册。老人亲往购得,复以一册见赠。归后,除留此册外,乃以另一册分赠文怀沙同志以作纪念。常熟王古鲁五六,一○,一二(陈晓维:《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王古鲁之死》,《上海书评》2019年6月)题记中提到的文怀沙是徐蔚南的女婿。
写于202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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