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科学丛书发刊旨趣
徐蔚南
人间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文化，尤其是科学，战胜一切，克服一切。文化是天天在进展的，尤其是科学，挟其一日千里之势，突破一切的神秘，击碎一切的迷误。我们中国，文化发扬极早，这是我们的光荣。但是到了近代，我国文化却迟迟不进，尤其是科学，全不能和外人相比较。我们应该急起直追，去夺取文化的锦标，尤其是科学，我们应该特别去努力。我们发刊这部文化科学丛书的根本意义，就是建立在上面所说的两点上面的。至于我们这部丛书的目的，举其大者，约有两端：第一，凡百学术，既贵精深研究，复须普遍通俗，文化乃得日益光大。欧美近代文化的发扬，即得力于此。第二，我国中等以上学校缺少各科良好读本，教授与学生均感苦痛。本局所出之ABC丛书，幸得读书界的激赏，赞为各科的基本读物，人手一编，风行全国。因之，各方面要求本局继续编辑一部与ABC丛书相衔接，而内容加深，篇幅加大的丛书，以便教学者，纷至沓来。我们现在这部文化科学丛书，均有朴实而有教授经验者编辑，当可满足读者的要求，作为中等学校以上教本之用。现在本丛书陆续出版了，希望当代的专家们，赐以批评为幸！
笔者注释：
1、文化科学丛书从1930年8月起出版，第二年结束。这篇旨趣印在丛书每一册卷首。丛书书目及作者如下：《西洋文学》1930年 茅盾（署名方璧）（浙江桐乡人，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曾寓居日本《政治学》《法律学》1930年 朱采真（杭州律师、行政法专家）《哲学》1930年 张东逊（浙江钱塘人，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主编《时事新报》，中国公学、燕京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三十年代国家社会党（民盟前身）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当选过政协代表，后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留日《言语学》1930年 王古鲁（常熟人，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专家，曾任金陵、北京、中央、辅仁等多所大学教授，曾校注《二刻拍案惊奇》）留日《心理学》1931年 金公亮（蔡元培同学，历任杭州艺专讲师，杭州高级师范及杭州高级中学教员，浙江大学教授）《社会科学》1931年 徐逸樵（诸暨人，先后执教浙江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大学、浙江严州中学，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1946年出任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顾问，后脱离国民党集团，定居日本，进行爱国活动。1978年归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留日《地理学》1931年 王益崖（常熟人，教育家、淮安中学校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1933年由罗家伦聘为中央大学理学院教授）《中国文学》1931年 隋树森（原籍山东，1906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学生，入大学前曾当过北京师范附属小学教员）《教育学》1932年 朱兆萃（浙江余姚人，教育家，早年执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任绍兴县立女中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科长）留日共十一位作者，其中六位有留日或寓居日本的经历。
2、《文化科学丛书》是继《ABC丛书》发行后广受读者青睐，“人手一编，风行全国”（世界书局成立十年纪念特刊，1931年），各方面尤其是中学教师强烈要求，继续出版比《ABC丛书》学科更有针对性，而且内容更加纵深、篇幅加大的科学普及读物。于是，徐蔚南又在相当短的时间里筹划了这套《文化科学丛书》，邀请各个学科的学者加紧编译写作，于1930年开始出版发行，到第二年，这套丛书共发行12部，由十一位学者完成。这十一位作者，以丰富教育经验者居多。只有隋树森，是一位当过小学教员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还在求学，名不见经传。徐蔚南在选择作者方面不受政见影响，也不论资排辈，秉持中立民主和开放的态度，倡导在学术和专业上兼容并包，只要能为普及大众科学文化出力出书，他都接纳并配合协作。因此，这套丛书的专业性更强，质量很高。
3、隋树森虽然是一位在校大学生，但文学基础扎实，据他在自传中说：“那时离家最近的小学，就是北城方家胡同的京师公立第十七小学。我在老家既是拿到了一张国民学校的毕业文凭，于是就投考第十七小学的高等小学，从高小一年级读起。入学以后，恰好是学校换了新的校长。新校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作家老舍(舒庆春)先生。那年他刚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任命做公立第十七小学校长。我后来所以走上研究中国文学，做国文教师这条路，主要还是在那时选择的。我进北京师范以后，一年级的国文教师是王浩（然甫）先生，他曾任徐世昌总统的国务院的秘书，据说很得这位水竹村人徐东海的赏识。王先生是江西诗派的诗人，那时他常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旧诗。王先生给我们讲国文，第一篇讲的是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讲完胡文之后，王先生把胡文中所讲到的那些作品，如《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琵琶行》、《长恨歌》、《虬髯客传》、《最后一课》之类，也都讲了。全班同学对王先生很尊敬。”接着，隋树森讲到他写作并发表《中国文学》这本书的经过：“我在师大读书时，用一个暑假的时间，翻译了日本汉学家、文学博士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书稿誊清之后，寄到上海世界书局。该局采用了这部稿子，编入该局的“文化科学丛书”，改书名为《中国文学》与方璧（茅盾）先生的《西洋文学》列为姐妹篇。这当然是我的荣幸，但那时我还不知方璧是谁。”要是真的没有人推荐，徐蔚南采用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学生邮寄来的第一部书稿，“英雄不问出处”，是有极大勇气的，令人敬佩。
4、张东逊不愧是哲学大家，他在《哲学》书中，深入浅出的讲解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讲得极为生动：如讲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本书把哲学比作“老母亲”，把各门科学比作这位老母亲生出来的儿子。有人认为老母既然把她的所有家产分给儿子，所以她就一无所有了，就应该瘦死饿死了，也就是应该消灭了。作者不赞成这种哲学消灭论，因为在他看来，哲学老母并未把所有财产都分给科学儿子。她所留的这一部分，儿子们不是不想要，而是因为能力不济，担当不下。他的结论是：科学打不倒哲学，儿子灭不了母亲。作者还用总账、分账来比喻哲学与科学的职司。哲学是最后的会计师，他核对各门科学的报告，把不调和的地方调和起来，把空隙与漏洞设法补足，把矛盾之处加以矫正，最后得到一个总账。而这个总账已大异于各门分账，因这总账是分账的检讨和审查，又是分账的消化和说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3卷《论著述评》上，华夏出版社1996年12月）张东逊用通俗的语言、浅显的比喻就把深奥的理论讲透，读者很容易明白，充分体现了徐蔚南在《旨趣》中说的“我们这部丛书，就要把各种专门学术，依最新学理与最新方法，用通俗易解的文字，作有系统有组织的介绍，期于专门与通俗两点，双方兼顾，以收宏效。”5、古典小说戏曲专家王古鲁对中国文化有三大贡献：之一是于四十年代孤身一人到日本几家重要的藏书机构，用相机拍摄了海内外孤本小说戏曲全书十种，其他明版小说书影照片一百余种，抄得《二刻拍案惊奇》《隋史遗文》各一种，并辑得小说戏曲辑佚一种。回国后，他将这些已在中国失传的珍贵文献陆续整理出版；之二是翻译并校注了日本青木正儿的名著《中国近世戏曲史》，确立了他在古典戏曲研究领域权威的地位；之三是从日本照相带回已经失传的《水浒志传评林》刻本，并把照相底片全部捐给国家文化部。（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印《水浒研究资料》1980年1月）
1956年王古鲁在一册周作人译《希腊拟曲》藏书中有一段题记，钤“古鲁藏书”印，题记说：一九五六年九月末，应中国文联之邀偕知堂老人作西安之游。偶在竹笆市街澍信书店获见此书。当即购取。其后悉澍信铺中尚有二册。老人亲往购得，复以一册见赠。归后，除留此册外，乃以另一册分赠文怀沙同志以作纪念。常熟王古鲁五六，一○，一二（陈晓维：《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王古鲁之死》，《上海书评》2019年6月）题记中提到的文怀沙是徐蔚南的女婿。
写于202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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