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蔚南序跋集（35）《从上海到重庆》跋尾

《从上海到重庆》跋尾

徐蔚南

这篇跋尾的初版没找到，这是201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新版

当我从上海到达屯溪时，屯溪《中央日报》曾要我写一篇旅程日记，以供读者参考。当时就写了一篇《沪屯骖鸾录》，后来曾由桂林《大公报》所转载。现在作为本书附录。

关于我为什么要回到内陆来，在这本小书中，我只空空洞洞说了几句，我原不想丑表功。李秋生先生在“从奋斗到胜利”的特刊中，有一篇记正论社的，虽则记得并不详尽，但也已划出了一个轮廓。从二十七年起到三十一年十二月我离开上海时为止，总算还日日做一点事体，并没有放弃我的责任。所以我把李先生的大文也作为本书的附录了。

到重庆的一年中，使人高兴的，就是在上海工作的同志陆续安全地回到陪都来了。像吴开先同志死里逃生，终于也来长住大后方。说来笑话,在战后上海,我们只会一次面,一切接洽都是间接的。他到渝后,我送过他一首诗,现在钞录下来,也作为附录的一种。到了去年底申报馆的总主笔赵君豪、副主笔严复周也携手归来。他们在太平洋战后,忠贞不屈,敌人虽欲利用《申报》,却反被《申报》利用了,他们想尽种种方法打击敌伪,直到三十一年十一月下旬《申报》被封闭,改由敌军部派人改组为止。这一段时时间里,赵严二人的艰苦,我是知道的,我即靠他们的协助,还得不时掷出纸上的手榴弹。我听见他们的归来,当然甚为欣喜,在今年一月号《时与潮副刊》上写了一篇《文化战士的归来》,现在也钞录在这里。

一年中最使人伤痛的,便是杜少文同志的殉国。杜同志在屯溪相见时,还是生气勃勃的一个极有为的青年,岂知不到一年,他竟为敌人所惨杀!听到杜同志殉国的消息时,真是说不出的痛苦,还到京中曾口占二绝纪念他道:

传来噩耗已成仁,沪渎同人涕泪频,待到江南歼寇日,黄浦滩上再招魂。

敌后投军誓杀倭,忠党爱国让君名,申江呜咽潮声里,烈士英名永不磨。

《中央日报》上有一篇记述杜同志生平的文章,写得很详细,我也就钞录在这里,以为纪念。

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在上海帮我正论社工作的同志们,没有一个不是意志坚强如铁的。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帮我工作，没有一天间歇，因为一天间歇了，报纸上就没有评论了。可是他们始终也没有受到敌人一点损害。这在我心上觉得很为安逸。

邵力子先生常以“本位救国”四字勖勉人，我在他写给人的信上，不知已看见过多少次。最初，我实在很难了解“本位救国”四个字的真意。直回到上海去工作了，才深刻地体会到了。像正论社这种组织，究竟能算一种机构吗？说经费，最初每个月八百元的经费，到最多时也只有一千三百元一月。工作人员，连工友只有十五六人。说工作，就是天天将评论发送各报去刊载。主持惯庞大机关的人看起来，像正论社真是卑微不足道的，实在小得太可怜了。我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始终不敢也不愿向部中作大言报告，在上海也卑缩到不为同志所重视，不为敌伪所详知。但另一方面，我却没有一日松懈我的工作，我能在上海一天就做一天的事，我做为国为民的事，倒也自己不肯菲薄。不热闹，不伟大，不争权，不夺利，但也不惰怠，不放松打击敌伪，不忘记水深火热的同胞，不忘记后方一日万几的领袖，不忘记火线上流血的战士，我只工作，我只尽我的本分，我做，我做着，我做了！我一点地位也没有，我却占着把握民意的地位。我一点武器也没有，我却握有致敌伪死命的武器，旁人笑我道：“你是个阿Q”！做阿Q的，当然自己不肯承认是阿Q，我只觉得邵力子先生所说的本位救国我真正体验到了，而且体验到其真实与伟大。

不仅体验本位救国的真实意义，在上海工作时并且对于生死的观念，也非常超脱，常常觉得自己个人能算得什么呢！只要死得值得，何妨一死，这种情感，我不认自己的伟大，我觉得环境所逼迫，不得不如此。从来的警句金言，平时当作欺人的大言，不道在一种境地里，一个时候中，竟能体验其真实无欺，像“毁家抒难”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哪，“富贵不能淫”哪，“贫贱不能移”哪，这一类的话决不是欺人的大言，竟句句都是从实践中吐露出来的。没有实践过的人，你不必与他谈，对他谈是对牛弹琴。以大言壮语来装饰地位的人，更不必与他谈，他早已搜集一厨庄严的言语，比你所有的还要多得多，他随时随地作应景文章的辞汇用的，你与他说了，他暗地里笑你是个“呆鸟”。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卖了，把自己的家丢在一旁了，毅然地抛却一切，奔向后方，人人笑嘲为阿 Q ，为呆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目所接的，耳所闻的是发国难财，是发战争财，至多看见被敌机轰炸后的屋倒人亡的惨境，却没有看到被敌人所侮辱，所控制，所玩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形，没有置身于时时刻刻有死亡的袭来的紧张的境地，没有尝味到牢骚也不能发，笑话也不能讲，经常在愁眉不展无言可说的处境。如果他们处在同样的境遇，一年、二年、三年，以至四年，而能始终坚决抗御敌伪的时候，他们就可了解个人的贫穷得失，生死，真算得什么！他们的志气自然会高扬起来，他们的心胸自然会宽展起来，他们的头脑自然会清楚起来，他们会恍然大悟现在竟是还在最激烈的抗战之中，他们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肯紧张工作了，他们的自我会扩大到成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自己就是中国，中国就是自己了。

我很愉快，我在路上收到了无限大的友爱，我能平安回到自由区中，我还能接受了大陪都一切的冷嘲与热讽，我还能咬紧牙齿做我的工作，以工作来争生存，我是憔悴了，我是褴褛了。但我在工作中，我比任何都兴奋，时不我予，我要争取一秒一分的工作时间，我富裕了，在我的精神上。我被嘲笑，我也暗地嘲笑一般行尸走肉。实践本位救国。决不菲薄“本位”，要极力崇高“本位”，要使本位即在救国，救国即在本位，两者没有片刻的分离。

这是重庆独立出版社初版的封面（复印件）

《从上海到重庆》在去年到达重庆后就做完了，现在我要努力做到“从重庆到上海”了，那不是偷偷摸摸赶回去，要同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回去的。什么时候才能浩浩荡荡回去呢？那是要看我自己努力如何了。如果我自己努力，每个我努力，也许下一个月就能动身回去，至迟明年今日已能动身回去了。如果我自己不努力，每个我不努力，那末不知道什么时候可回去了。而这努力不努力，就看能不能实践“本位救国”的主张了。

*徐蔚南著《从上海到重庆》1944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初版，列为“独立文艺丛书”之一。

笔者注释：

《从上海到重庆》最初发表在《时与潮副刊》，署名徐泽人

2、上海《卢湾区志》事略：徐蔚南条记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闭户不出，典卖衣物度日。日伪迫其出任伪职，坚拒。1942年于敌伪严密监视下机智出走重庆。”1942年12月徐蔚南决定摆脱日军的盯梢和监视，前往重庆，继续到后方进行抗日斗争。出发前几天，他先寄住到朋友胡达曾家，10日早上从胡家出发，与友人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桐庐渡过富春江到达游击区。然后经过屯溪，绕道建阳、曲江，到桂林，坐上飞机，然后到达重庆，一路用了两个多月，而期间寻找汽车和渡船则花去大部分时间。

《卢湾区志》事略：徐蔚南条

与徐蔚南结伴同行的除胡达曾外，还有王国栋、陈文政、丁士雄三人，在一路上竟遇到不少从上海转移到后方的同事和朋友。在屯溪遇到中央社的同事胡道静、冯有真、陶樾、王晋琦、胡定安，结识了张宗良、楼望之、吴企云（男，与其妻同名同姓，曾当过吴县县长），遇到上海朋友李南乡、温麟、王超一，屯溪《中央日报》总编李秋生，还有文贯之、陈友琴、杜刚、沈学儒、桂裕等人，徐蔚南喜出望外，写了几幅草书分赠好友。到了建阳，前去拜访暨南大学校长何伯丞，又结识了周宪文，以及刘多荃将军，还见到正在东南联大任职的文友胡寄南、谢海燕、董其勇，到赣州时拜访了《正气日报》总经理、好友曹聚仁。到桂林后见到《中美日报》记者杨继民，得知柳亚子夫妇也在桂林，并被邀请参加广西通志馆编纂朱琴可为柳亚子接风的宴请，更是兴奋异常。徐蔚南记录了当天赴宴的几个人：柳亚子、郑佩宜、田汉、安娥、萨空了、郁风、马国亮、赵家璧、阳太阳、杨秋人、柳无垢、张恒沅等人。

尽管徐蔚南带钱不多，但买书的癖好无法改变，在途中，他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些书，他把书和礼物分赠大家，给柳亚子是最为贵重的明版的尺牍，给表姐郑佩宜一点绿茶，给其妻妹的是兽皮和香菇，其余人则只能分得几张宣纸、茶叶或徽笔若干。离开桂林之前，徐蔚南还见到朋友王新命、洪素野、葛建时、胡道彰、沈秋雁、朱旭善等人。之后徐蔚南终于坐上从桂林到重庆的飞机，在飞机上，又碰到同机的朱经农和蒋纬国。

徐蔚南著/熊飞宇编《从上海到重庆》201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3、2016年4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由熊飞宇教授选编的徐蔚南到重庆前后的有关文章，总共38篇，汇集一书，其中正文的就是徐蔚南的“独立版”《从上海到重庆》，并以此标题作为新版书名，并对每篇文章发表时间、出版发行机构加以注明，同时纠正印刷错误，因为战时重庆所用纸张粗糙低劣，今天来看更加模糊，熊先生都进行了辨识，加括号注明。熊先生在选编说明中说：“近年来，学界对于徐蔚南的关注，日见增多。2014年6月，海豚出版社出版了李军所编的《上海鬼语》，收文六篇。2015年2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将其《龙山梦痕》与陆蠡的《囚绿记》合为一册，列入'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第二辑’影印出版。7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系’，择其所译法郎士《泰绮思》再度出版。8月，南蛮兄弟编《旧日滋味：民国名家美食记》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其中辑有徐蔚南的三篇文章。李军在《上海鬼语》一书的《出版说明》中曾表示：'希冀他在上海出动，而后推行于全国，获得愈来愈多读者的关注。’这一愿望，看来正在逐步实现中。”

写于202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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