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1825-1889年),名介康,字冠军,一字贯经,浙江湖州南浔人,因排行第三,人称"刘三东家"。南浔“四象”(巨富)之首,被誉为四象中的"刘家的银子"。祖籍上虞,清康熙初,远祖刘尚迁居吴兴(今湖州)南浔,在大桥湾泰安桥下设小铜匠铺。
刘镛
刘家发家的第一代人叫刘镛,生于1826年,此前,刘家是一家贫苦的庄户人家。刘镛年轻的时候当过铜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为人家修补铜勺铜锅,以贴补家用。南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刘家的家庙里,曾陈放着一副铜匠挑子,即是指此,刘家后人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当然,靠这点小手艺活儿自然是无法安身立命的,后来,他转入了镇上一家棉绸布店当学徒,指望将来能做点生意。
那时学徒什么杂活都得干,寒冬腊月老板叫他到冰冻了的河边洗鱼洗菜,他手已冻裂,鲜血顺着菜叶流到河里,又怕被老板见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声。他早起晚睡,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文钱。他用三四文买点吃的,其余归其母。可是后来得知,店家的管家一年的薪金也才不过百缗(100串铜钱),心想此处非久留之地。后来由亲戚介绍,他进入镇上谈德昌丝行打工,每年也只赚10元银洋。老板认为他勤快能干,年终又奖励他6元银洋回家,全家人已高兴得不得了了,认为是了不起的收入了。不出几年,刘镛凭自己的精明,已经悟出了经营丝业的门道,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是要有资本,只要有资金就能在当地大量收购蚕丝,再转卖给从上海来湖州收丝的洋行买办,这样,一进一出,顿时可赚大钱。湖州历来就是鱼米之乡,老百姓家家植桑养蚕,有的是生丝,货源稳定、充足,只要有收购生丝的钱,生意即可做大。可问题是资本从哪里来呢?四年后,刘镛脱离了谈德昌丝行,与另外两个同乡合作,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丝行,资本由三个人东借西借,凑在一起也才不过200银元,但这毕竟是刘家基业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刘镛整20岁。那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肆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之时,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之一,又离上海市近,交通上有太湖和运河之便,丝市贸易自是盛况空前,所谓"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温丰《南浔丝市行》),正是指此。刘家的发家正是得此天时地利之助。后来人们才明白,除天时地利之外,"人和"也许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刘镛财势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因为自其合伙经商算起,仅仅过了16年,也就是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刘镛36岁的时候,200元的资本已连续翻跟斗,上升到了数十万之巨,而且已从南浔发展到上海,在上海租界内购地造屋。据汤寿潜说其:"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这个"数十万"的概念,如果当20万解的话,那就是资本翻了1000倍;如果是当40万解的话,那便是翻了2000倍!
况且,在此过程之中,其中一个合伙人已撤资离去,另一合伙人不幸去世,丝行的业务,全由刘镛"一手出纳",刘镛何来此"翻天"的本领?那就是官府里有熟人照应,经常跟洋人作生意,打交道。再说刘镛到上海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太平天国的天京的年头,两年后,天京城破,曾国藩在清廷的授意下大办江南盐业,发售盐票(即经营盐业的执照)以充实国库,小票值200银元,大票要500银元。刘镛又不失时机地盐、丝并举,移师淮扬,遂又成为淮扬一带盐业的巨头,同时又投资典当业……最终积累资产2000多万银元,成为"南浔四象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