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蚕桑丝织业重镇——王江泾
黄宗南
王江泾“春秋时属吴越接壤的榜李，秦属会稽郡之长水县。东汉永建(126～131)分隶吴郡，三国时改为禾兴，不久改属嘉兴。元代始称王江泾，现属嘉兴市秀州区。
明宣宗洪熙一年(1425)，始分嘉兴县地，置秀水县。王江泾在县北永乐乡，多织绸，收丝缟之利。明万历时，居民可七千余家(光绪《嘉兴府志》)。因地介吴江、秀水之间，运河所经，为往来要冲。距嘉兴城二十七里，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隔河相望。这两个古老的蚕桑丝织业重镇，虽分属两省，但关系密切，蚕桑丝织业更是源远流长。
（一）
1959年，在江苏吴江县梅堰袁家埭，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罐，陶罐底部有蚕纹。同时出土了陶纺轮、石纺轮和骨针、骨笄。经文物部门考证，该区蚕业生产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有5000余年了。(2000年6月《江苏省志·蚕桑丝绸志》)。
在长江下游，承继马家浜文化至于良渚文化，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1958年，在属于良渚文化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到了绸片，经”C测定，时间为公元前2715_+100年，为迄今世界发现最古老、数量最大的丝绸实物。出现这些蚕纹、丝绸文物的地址，都是王江泾的近邻。
（二）
南宋时，江浙地区成为全国丝绸生产的中心。从明代起，特别是杭嘉湖苏，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温润的气候条件，方便的水陆交通，蚕桑丝织业蓬勃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鼓励发展蚕业。到明代中叶，嘉湖蚕桑丝织业已居全国之首。太湖地区的桑树，叶片大，叶肉厚，叶面光泽，养分丰富，所产蚕茧丝量多。嘉湖一带，多为水网之区，河水澄清，用以煮茧缫丝，丝色洁白，所织之绸，光润明亮，所以湖州、嘉兴所产的生丝，统称湖丝，在丝绸市场上，很受欢迎。
随着丝绸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工商业在工江泾和盛泽镇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作序的一本书，叫天然痴叟《石点头》说：工江泾“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处，西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不从此经过。附近镇、村、坊，悉种桑、养蚕、织绸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
王江泾镇田乐村，历来以耕织为生。丝绸织业不仅为农户解决了生计，还带来了地位。如明清两代，从织机旁走出了四个进士，即名声显赫的明代卜大同、卜大有、卜大顺三=进士。晚清时，又出了浙北地区最大的清官两广总督(官及一品)的陶模。村上妇孺老幼皆知的一句老话“同胞三进士，叔侄两尚书。”(杨金根《一个小村庄，一部厚重的丝绸织造史》2012年第七十一期《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明万历时期，江南最发达的城市要数苏州，城东门为手工业区，居民大半为工技，其中丝织业机户最多。在苏州市场上经常贩卖的织机，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和布机6种，苏州所需丝织原料，大批量地向盛泽和王江泾购买。该两镇可称之谓并蒂莲，或孪生子，是在明代联袂崛起的丝绸市镇，并在发展过程中，自由贸易，相互促进。
明代江浙地区密集的人口，对纺织专业市镇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苏州、嘉兴、湖州、松江四府共有人口约550万，但耕地仅约2543万亩，其中人均耕地数最低的嘉兴府仅3．88亩，农田收入不敷支出，纺织业成了最大的一宗副业。
明代丝绸外贸，比前有所开拓。永乐(1403～1424)年间，在与少数民族贸易的茶马市场，开始用绢绸换取马匹，丝绸开辟了新用途。丝绸与农产品相比，一向有价格优势，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桐乡知县胡舜允说：“地收桑豆每四倍于田。”比胡舜允更早的海盐人正德丙子(1516)举人董谷，看到蚕业生产优于其他产业，认为世人一向歌颂马的功劳，他认为蚕功之大，不在马下，曾写诗6首，赞扬蚕织，现录其一首：
桑叶小如钱，春容淡似烟。
吴姬能致富，不羡挂荆鞭。
(小如钱：指桑叶发芽不久。吴姬：指吴地的养蚕女子。荆鞭：古刑具之一)
这位举人认为，女子通过养蚕、缫织能够富裕，何必去羡慕那些坐在公堂之上，旁边放着刑具的官员呢!
自南宋至明代中叶以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有过曲折和萎缩，由于经过明初以来大约200多年的持续发展，到万历时期，杭嘉湖苏地区，出现一波蚕业生产的高潮，也由此出现了一批因蚕织起家的富豪。“嘉兴秀水永乐里沈氏，织纤起家，郡邑举为万石。”(纤：细纹的绸帛。万石：富豪之意。)
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生于万历二年(1574)，死于清顺治三年(1646)，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出生在蚕桑丝织之乡，生活在蚕织兴旺之时。在盛泽、王江泾一带，传颂着一个颇有名望的织户，引起了冯梦龙的注意，于是在他所编的《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厥遇友”中写道：“嘉靖(1522～1566)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号润泽，浑家喻氏，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不久，施复生了个儿子，因量力而做了一些好事，因此，里中才有长者之名。“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运行，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织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儿子观保，请个先生在家，教他读书，……”
万历时，杭州人张瀚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聍，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张瀚又说其先祖发迹过程：“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各色聍帛，备报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积富至数万金。”(1987年《丝绸史研究》第3期)
以上事例都是由丝织小生产者，经过日积月累，甚至世代相继的努力，上升为大业主，甚至大富豪。由此可见，王江泾、盛泽等丝绸乡镇的形成，是凝聚了千百万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真正是来之不易。明末，江苏吴江人周灿，当他游历至王江泾盛泽之后，作诗说：“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尚利民风薄，多金估客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黄昏”。
（三）
明末清初，蚕业生产因战争而受挫，局部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但由于“清初的蚕丝市价，大抵每斤为一两银子”，当时每亩桑地“可获丝十斤左右，即可换得十两左右的银子。当时每亩田所产粮食约为三石(每石银一两至一两五钱)，可见种桑收益，就比种粮食要增加三倍。”(1980年《浙江蚕业史文集》)因此，弃粮种桑情况逐渐增加。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嘉兴有个书生叫王庭序，看到桑地与农田的比例失调，颇为担忧地说：“若夫在下之患，邑田高水狭而浅，颇不利于田，田多改之为地，种桑植苎，分初禾之半。”(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湖州温丰《南浔丝市行》长诗中说：“……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吾闻荒本(粮)逐末(桑)圣人忧，蚕桑太甚妨田畴。纵然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农历)，爱新觉罗玄烨第一次南巡，沿着运河由水路浩浩荡荡自苏州进入王江泾来到嘉兴，然后至石门往杭州，他亲见两岸桑林如画，作诗《禾中道上》：
两岸人家半种桑，雨中入望尽苍茫。
民间本业惟农桑，爱看山村共水乡。
乾隆三十年(1765)闰二月，爱新觉罗弘历第四次南巡，自苏州吴江县经王江泾到嘉兴，作诗《人浙江境》：
一川不异舟，两省顿分邮。
风俗渐因别，桑麻较更稠。
春晴真是畅，三载匆如流。
祗觉民情切，惠鲜可忘谋。
(三载：指离开第三次南巡——乾隆二十七年的时间。)
自顺治以后到乾隆、嘉庆年间，社会比较稳定，历经一百数十年，杭嘉湖苏的蚕业生产，又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与明代万历年间的高潮，大约相距200年。期间王江泾、盛泽的蚕业得以持续发展。在太平天国以前，南京城内织机3．5万台，城外农村1．5万台，共计5万台。太平天国以后，南京城内城外共计5000台，只剩下十分之一，苏州5500台(此前为1．2万台)，大宜亭500台，盛泽8000台，湖州4000台，杭州3000台。战争的破坏程度，各地不同，城市比乡镇、农村受害要大。战后丝绸年产量：“南京20万，苏州和大宜亭8．7万，盛泽90万，湖州20．4万，杭州7．16万……(《丝绸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上述统计，足见盛泽、王江泾～带，蚕桑丝织业的比重非同寻常。
清后期，一名文官程瑞榆，曾坐船停泊王江泾，作诗说：“舟横野浦卧沙明，玉月惊生景倍清。灯火照波萤乱点，凫鹫隔岸夜无声。千林桑叶留人采，万顷湖田待雨耕。”(凫：野鸭。鹜：即鸥。)昔时镇上有蚕花殿，每当小满时节启动丝车时，业丝者到牲奏曲以飨蚕神，兵燹(指太平天国战争)被毁，后重建正殿，唐佩金手书“重绪经纶”匾额。有金龙四大王庙，后塑蚕神(今为绸业公所)。
明清时期王江泾一带的蚕桑丝织业盛况，在文人们的笔下，呈现出一幅幅艳丽的画卷，这不仅弥补了生产统计数字的缺欠，而且给后人讲述了前辈们创造蚕丝物质文明的艰辛，也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精神文明。
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变化，王江泾和新塍、石门、濮院、王店、硖石、乌镇、南浔、双林(南溪)、菱湖、新市、塘栖，以及江苏吴江的盛泽、震泽等，由原先的一个个村落、小镇，发展成为蚕业重镇。它们像一颗颗灿烂的珍珠，散落在各地熠熠生辉，它们各自的所在地，又是粮畜鱼的富饶之区，如把它们串连起来，这一大片地方，从广义上说，就是我们常常赞誉地称之谓“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也称喻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们促使了农村种植业结构的变化，从而推动着粮食的商业化和粮食业城镇的形成，并推动着自然经济开始走向瓦解，商品经济趋向发展，历史学者认为，在明清时期，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最早产业，就是蚕桑丝织业。
(四)
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侵害严重，浙江受害最深，嘉属各县为患尤烈。嘉靖三十二年(~553)倭寇烧掠慈溪、海盐、又陷乍浦、澉浦等地，劫财杀人，掳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所掳妇女“昼则缫茧，夜则聚而淫之”。所掳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嘉靖三十三年，三陷嘉善，入崇德，掠嘉兴、海盐、平湖、海宁、秀水……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窜至王江泾为害。张经(?～1555)福建候官(今福州)人，历任兵部侍郎总督两广军务等职。嘉靖十年负御倭全责，总督诸军，于嘉靖二十四年四月，在王江泾合围倭寇，设明军斩获1900余首。王江泾大捷，张经立有大功。但得罪权相严嵩的党羽赵文华，受诬陷而被杀害。为纪念其战功，明代王江泾建有平倭大捷山，立碑记功，虽今已湮没。但抗矮功迹，由于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留住了倭墩浜遗址(2014年《岁月秀洲·名胜古迹》：倭墩浜遗址位于王江泾镇南1．
倭寇窜扰王江泾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桑丝织业横遭摧残。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与清军在王江泾多次激战，义遭重创。《闻川志稿》载：王江泾在“乾嘉以后，烟户万家，成丰兵燹，尽付一炬，今乏百家，不及盛时二十分之一。”据同治吴江县《盛湖志》载：“新杭市在盛泽东南五里，二十都槽字圩，与浙江秀水县王江泾接壤。王江泾和新杭绸市吸收盛泽东南一带农村的绸，再经水路外运。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王江泾毁于兵燹，而新杭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存，此后，王江泾一蹶不振。”
从咸丰十年到民国九年，经过五六十年的恢复，吴江县的生丝，除自用和内销外，自宣统元年到民国九年的十二年间，共出口生丝198524担，平均每年出口16543担。光绪四年(1878)，嘉兴城生丝产量9329担，次年10440担。当时嘉兴城内开工织机有2000台，正在恢复之中，但由于每台官抽月课一元(当时每石白米为5元)，织工负担过重，织机大多迁往盛泽镇。
(五)
清末民初，上海、苏州、无锡及杭嘉湖等陆续创办缫丝织绸工厂，茧价每担约10石米。老农回忆那时，有的养蚕大户，如两年蚕茧丰收，能造几间房子。王江泾乡双桥农业社董永春，在1956年的一次养蚕座淡会上说：“我的父亲已70岁，他年轻时养蚕，最多一年茧款收入480块银元”。父亲曾说，这年还清了300多元的债，要不，恐怕我这副老骨头，老早就烂掉了。
1936年，国立浙江大学和嘉兴县政府印行了由冯紫岗先生编写的《嘉兴县农村调查》，1934年在嘉兴共调查了5113户，其中写道：“桑叶因近年跌价，每亩之经济收入超过1O元以上者，仅生姜与除虫菊两种。农民很多以织绸为副业，就中尤以三区王江泾镇、南汇镇、梅湖乡、廉让乡、尖墩阁乡；四区的濮院镇、复礼乡以及五区的泰石乡称霸。”
王江泾地区的梅湖乡，全乡2041户，以织绸为副业的约计1700户，占总户数的70％以上。每户每年平均以出绸90匹计算，全年达153000匹。每户种田仅五六亩，以充饭本。织户自有丝有限，以购土丝为主(厂丝价昂)。南汇镇和梅湖乡所出“双连”，尺3门面，长5丈4尺，每匹重约12—13两，原料为上等丝，丝价每两为1角7分，每匹须织3天，卖于绸行可得2．5元左右，佣金每匹0．42元，织户每匹净赚约0．4元。如织“尺八半”、“二零半”、“二三”、“印度纺”，一般每匹所赚为O．4元到0．9元。当年平均每亩粳稻产值7．77元，籼稻7．58元，蚕豆1．67元(银元)，如除去工本，收人非常有限，所以蚕织这门工艺收入，农户极为重视。织工艰苦耐劳，有时日以继夜，操作之细，远胜农耕。
王江泾的蚕业生产，自咸丰以后，一直处于恢复之中。“20世纪30年代，王江泾工商业有所发展，有丝绸坊7家、米行4家、车行2家、商店200多家，主要集中在一里街。抗战初期日军入侵，放火焚烧三天两夜，镇又成废墟。此后十年间，一里街再也没有大店铺和完好的住房，居民仅剩123户，只有30多家小店和3家丝行。”(《运河名城·嘉兴》)
上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开始崛起，社会上曾流行说，天兵天将搞工业，杨门女将搞农业，虾兵蟹将搞副业。荷花、栖真、澄溪乡，1981年饲养春蚕种1888张，到1984年仅饲养490张，减少74％。南汇、田乐两乡到70年代末就已成为蚕桑空白乡。栖真乡的渔业，七星乡的雪菜、瓜果业的经济效益均大于种桑养蚕业。
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已经退休，在市农林局帮助收集蚕桑历史资料，以编纂《嘉兴市蚕桑志》。为此在
3年后，笔者又了解到1993年王江泾全镇工农业总产值40796万元。镇周围有个体丝织机近3万台。1993年“南方丝绸市场”成交额达5亿元，大量丝织品由王江泾镇销往全国各地。
据《运河名城·嘉兴》说：到2005年，王江泾镇已拥有纺织企业6300多家，各类织机3万余台，全年织造能力均达25亿米，产品多达数千个品种，纺织占据了王江泾镇生产总值的90％左右。2007年又在此基础上，兴建了占地1000多亩的“南方纺织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江泾一方人，千百年来用勤劳、智慧和坚韧，像“蚌病成珠”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孕育成了这颗运河明珠、浙北重镇——王江泾。尽管在历史上曾遭受重创，甚至受到毁灭陛的打击，但王江泾一方的人民，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从来不缺梦想，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善于乘万里春风，破万里浪，稳步踏实，勇往直前，把这颗“明珠”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者原单位：嘉兴市秀洲区农经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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