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农俭
市镇，最初只是作为农村的贸易场所而出现的，《宋史》记:“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遏者谓之镇”。随着市镇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具有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实体。就商业而言，一般地，“市”上商贩和行商居多，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座贾较多，商业规模较大。明清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市镇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市镇的形成，使古老、闭塞的农村出现了活力，它散落于辽阔的近城远乡，通过它的脉络，连结全国各地，从而加速农村这潭清水的激荡和回流。明清太湖地区的经济水平处于全国先导地位，市镇的面貌更有它的特殊性，探索该地区市镇的兴起和经济活动，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太湖地区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
明清之时的太湖地区，市镇林立，遍布各地，大体形成了一个三五里一市、十数里一镇的局面，不仅市镇数量多，而且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其他地方的市镇所不及的。为什么太湖地区的市镇大量兴起于明清时代，市镇的分布又是如此之广，并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市镇要找到这个答案，只能到这些市镇所在的广大农村去寻找。
魏晋以来，北方劳动力大量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利用，经济获得开发。唐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加之这里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多了，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 18 年公元 730 年，吴郡苏州有68000户人家，到元和 5年公元 810 年增至 10万余户。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江东地区，唐时用曲辕犁耕田，这种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铁制木制相结合，已同近代的木犁差不多。灌溉技术方面，发明了利用水流自行旋转的筒车，不用人力，昼夜不息。还有风车、翻车、秧马等，都省力而功倍。肥田方面，分别使用不同的肥料，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上已处于全国的重要地位。而太湖地区，田畴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最宜水稻的种植，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水患，唐宋时，多次疏通太湖水道，置闸调节，使水灾之害大大减少。在这一基础上，劳动人民垦辟了大量圩田，扩大了种植面积，“耕无废圩，刈无遗垄”。[1]并且一年能种二熟。浙西路江苏南部、钱塘江以西地区成为南宋时主要农业区，时人说:“苏湖熟，天下足”。
宋元以后，太湖地区的可耕地，基本上保持定量，应开发的已开发了，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初开始，统治者多次进行移民运动移民的原则是从狭乡迁到宽乡，太湖地区一直被认为人稠田少之地，因而移出之民是最多的。洪武3 年，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 4 000余户到濠州。28 年，徙直隶、浙江民两万户于京师。[2]永乐 6 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3]土地量的稳定，劳动力的增多，要发展生产，只有靠集约经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的对苏松地区的重赋政策，既表现出统治者穷凶极恶的搜刮，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地区经济水平高于其他地方的基本事实。“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4]这种南北差别，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多种经营提供了保证，使农业的商品化成为可能。
棉花这种植物，种植容易，成本较低，特别是更适宜于高旱地区。织成的布，坚固又御寒，光洁柔软，确是一种很理想的衣着原料。松江地区在宋末开始种棉花，由于存在高旱、灌溉困难的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往往难于保障，即使有收获，产量也是很低的，“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5]这种土地对耐旱喜土质松的棉花来说，正是最理想不过了。于是，种棉花之利就远过于种植水稻，“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这是清人高晋多次往来于松江、太仓等地考察为何“种花者有十分之七八”[6]而得出的结论。这样，棉花在松江等地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必须一提的是，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崖州学来了先进的纺织经验，改革了纺织工具，一改过去“无踏车椎弓之制”[7]的落后状态。这一看来很偶然的因素，然而作用非小。当时的棉花种植，几乎遍于全国，然而惟有松江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和棉织品生产中心，成为“衣被天下”的发源地，原因何在正是只有松江把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结合得最好。例如，先进的轧棉工具，有“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8]《天工开物》说:“织造尚松江”。福建、广东也种棉，也有先进的技术，但其土对种棉不是十分理想的，改种其他作物获利更多，因此，没有大面积推广。明末就有广东、福建人到松江买回棉花再织布的现象。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省分布着广大的棉产区，但纺织技术落后，据记载，北方种棉也经过了多次尝试，由于气候干燥，纺纱经常断裂，难以成纱。“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陆，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所以，北方的棉花原料，只能源源不断地运向松江，经过这里加工成布，再散发到各地。
位于太湖之东南的苏杭嘉湖地区，是著名的蚕桑产地，这里的丝绸生产誉满国内外，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三大蚕桑基地之一。为什么明清时代，丝织品在太湖地区十分繁盛，“湖丝遍天下”呢这是同该地区生产力的水平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就日益分离为更多专业性的特殊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社会分工又使农业本身“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9]蚕桑生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地区繁荣起来的。明人张翰说:“总揽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10]徐献忠作过统计，“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桑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个，谋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11]茅坤也说，湖州桑田，“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斛，岁之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斛”，最差的土地种桑也同最好的土地种粮差不多。[12]正是有倍利之获的可能和现实，才导致农业经营的转向。
太湖地区，其田能灌能排，“其土适桑宜蚕”，[13]一般一年能采几次桑叶。当然，南方的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四川也是很合适种桑的，北方的山东、山西、关中也有部分的植桑区，但太湖地区无疑是一块地大产多的主要区域。加之蚕丝质量的优等，丝织技术的先进。元朝开始，政府在杭州设织染局，明代苏州、杭州也有织染局之设，说明这里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出名的“湖丝”，精细光润，成为国内丝绸之冠，畅销海内外。这就决定了太湖地区的丝织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丝织业在中国很古就存在，秦之前，就有布缕之征。汉代，我国被称为“丝国”，历代政府的户调式、租庸调、两税法都有征绢的内容。由于政府的硬性征发，蚕丝在全国普遍存在。唐中期以后，由于统治者以栽桑多少定户等，确定征税额.出现大砍桑柘的现象，一直延至宋代。砍桑最多，破坏最大的是北方。唐以后，北方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地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气候反常，对桑树的栽培，蚕的饲养越来越不利;而南方砍桑并不厉害，战争又较少，蚕桑一直继承下来，终于在宋元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马可波罗行记》说，江南如苏州、吴兴、杭州等地产丝之饶，元朝政府赋税收入之大，为向所未闻。
明代开始，苏松杭嘉湖的农民普遍靠家庭副业为生，养蚕织布深入到家家户户，开始突破旧有的自给性而走向市场。需要指出的是，明初政府规定，以银代赋税，一改传统的实物地租，既是对发展着的商品经济的承认，又反过来加速了农村的商品化进程，其发展速度就远非同在原来作为实物上缴下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相比。有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14]嘉定县“其民独托命于木棉”。[15]这些副业已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重赋下的江南农民，“尚懂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16]一旦“是岁木棉枯槁”，便立即会发生“杼柚为空，民皆束手待毙”。[17]这显然同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作为生活补充已不大相同了。
棉织业和丝织业是太湖地区两大主要行业，其影响也最大，除此之外，如“太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等果品为生。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18]烟草，苏州“向无此种，明季始种植”。[19]无锡的新安、开化等地种上了席草。湖州“归安诸乡统力农，修蚕绩，极东乡业织、南乡业桑菱、西乡业薪竹、北乡负郭东业蔬靛、荻港业藕、湖趺断头业苇、埭溪业苎、善琏业笔、菱湖业蚕，捻棉为绸尤工”。[20]……
总之，至迟在明代，太湖地区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的范畴，在向商品经济叩门，农村田野不再是一概的粮食作物，而是开始了多层次的经济作物种植。这种情况的变化，必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中之一，即是要求有无数小而全，又方便的农村小市镇来满足它的要求。这样，繁星点点的分布于广大乡村的工商业市镇，便应运而生，走上了社会的舞台，担当起它的历史使命。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市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
二、市镇的形成及其类型
太湖地区的市镇，绝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苏松为例，宋元以前，市镇约有十几个，到了明正德以前，据方志记载，有市镇三十七个，清初到鸦片战争前，新增大小市镇达一百五十多个。
从市镇的分布看，既有靠近城市的，如:同里、魏塘、闵行、南翔、塘栖、笕桥、青村港，也有远离城市的，如:盛泽、震泽、南浔、善琏、平望、周庄、庄练塘;既有位于交通要道的:濮院、浒墅、木渎、八斥、乌青、王江泾、唯亭、朱家角、商榻、黄渡等，也有矗立于闭塞的山村小乡的:光福、黎里、菱湖等。
根据大量的资料记载，大体可看到市镇的发展线索，一般地，市镇是从村落发展为市，再上升为镇，“双杨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问始称为市，居民至三百家”。[21]明人归有光说，嘉定新泾，“四十年前为野，今起为市”。[22]嘉靖时又成为镇。市的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经济上引起封建政府的注意，往往升为镇。例如:吴江的盛泽、梅堰、八斥，明嘉靖时都称为市，到康熙年间，相继上升为镇。
随着江浙地区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深入到农村，市镇之数在逐步增加。如苏州府吴江县，明弘治县志记有平望、震泽、黎里、同里四镇，里市、江南、新杭三市。到嘉靖《吴江县志》，则市增到七，为八斥、双杨、严墓、檀丘、梅堰、盛泽、庉村。康熙时，镇也发展到七个。上海县明代有市镇18个，到清康熙年间，又新增了17个市镇，合计市镇达到35 个。
市镇因发展程度和地位不同，大小不一。镇，一般有居民数千家，也有大至万家以上，小至几百家的;市，一般几十家到几百家，也有大至几千家，小至一、二十家的。震泽、平望、黎里、同里、枫泾、王店、王江泾、菱湖、双休、练市、埭头、福山、梅李、河桥等镇，在清初居民都为数千家。嘉兴的新城镇，清初居民达万余家。濮院镇、乌青镇、唯亭镇亦为万家之镇，这是比较大的镇。奉贤县的阮巷镇，清初“居民二百家”。四团镇“居民三百余家”，[23]这算是比较小的镇。双杨、严墓、檀丘、梅堰、陡门、沈荡、法华桥、西新市为几百家的市。吴江的江南市，“明初几及千家”，黄溪市，“康熙中至二千余家”，[24]为较大的市。而奉贤的三官堂市，乾隆时“居民二十余家”，[25]嘉善县的张泾堰，竟是“十家之市”。[26]镇之范围有大至十几里，小至一里、半里的，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27]嘉定县马陆镇，东西不及一里”，[28]奉贤县的四团镇，其街四出，南北亘者半里许，东西亘者只数武”。[29]注，古三尺为武。此仅言其距离之短。引者。市镇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为研究方便起见，不妨将其主要的因素略述于下:
1.因手工业发达而形成的市镇。太湖地区相当一部分市镇的兴起，属于此种情况，如菱湖、双林、王江泾、新城等镇，都是因蚕丝业在本地的兴旺发展而形成的。新泾、朱家角、枫泾等镇，则是棉花的种植与加工达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2.坐落地点正处于通商孔道而成为镇。松江的商榻，处于苏州与松江之间，来往于两地的商人正好在这里投宿、停歇，于是形成商榻镇。黄渡镇是因临近吴淞江，交通方便而成。很多市镇，往往随通道的变故而兴衰，杭州的塘栖镇，“宋时所无”，因为那时并不处于水运要道，“而今清乾隆时为市镇之甲”，原因是“运道改移”，遂致“日益繁盛”。[30]奉贤县的阮巷，曾是街道盘旋，市井栉比，“称为巨镇”，但在清初，“因诸河淤塞，舟楫不通”，而衰落下去。[31]
3.人口因素。大量人口聚居一地，逐渐形成一个居民点，使相互间调剂有无，进行交易活动成为可能，逐渐形成工商业中心。杭州的横塘市，俗称“小金陵”，就是因居民增加，从而使“土物汇聚”。[32]松江的张泽镇，也是因人口增加遂发展起来的。另外，由于世家大族聚居一地，逐渐形成“居民稠密”，进而成为市镇，松江的萧塘镇，因“萧姓居此，渐成市集”。[33]叶谢镇为叶谢两姓世居而得名。
4.政府在军事要地，设置防卫机构，逐渐发展成市镇。松江的亭林、金山卫、张泾堰、青村镇等都处于近海，常常遭海盗侵袭，在政府设巡检司后，工商业也逐渐兴盛起来。
5.某种重要产品的出产地，引起政府注意，常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继而成为市镇。南汇县的新场、航头是海盐产地，政府设盐仓，引来很多商人、居民，而成为镇。特别突出的是，太湖地区出现了很多专业市镇。丝织业专业市镇有:盛泽、震泽、濮院、王江泾、菱湖、南浔;塘栖、双林、王店、新丰、陡门、沈荡等。盛泽镇，居民“以绫绸为业”。[34]它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丝织业，“镇之丰欠，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兴盛，尚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减色矣”。[35]嘉兴王店镇，民以织绸最著名；所织之绸称“王店绸”，闻名远近。[36]
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安亭、魏塘、硖石、新丰塘、新城、娄塘、鹤王、诸翟、盘龙等，则是从事棉花的交易、加工、棉织品的制造和集散的市镇。“朱家角镇，……商贾凑集，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37]嘉兴“有镇曰新丰塘，……民务农贾，专聚棉花及布，而商来贩之”。[38]
苏州的檀丘市、庉村市，湖州炉头镇，嘉兴炉镇，为铁业冶铸为主的市镇。“炉头镇，在县治西七里画溪桥，居民业冶，故名”。[39]
以制陶为主的镇有:余杭县的瓶窑镇，嘉善县的千家窑镇。千家窑镇，“民多业陶”。[40]
苏州的新郭、横塘、嘉兴石门镇以榨油为主。
桐乡县的陈庄镇，“居民以竹器为业”。[41]
湖州的善琏镇，则是制笔中心。
苏州的浒墅关为“草席之市”，[42]“草席之市，席机之匠，惟浒墅有之”。[43]
一些近海市镇，则因鱼盐之利而兴盛。四团镇“多借鱼盐之利，男女并从事于此，其女子壮健者，往往负盐数十里”。[44]
有的市镇虽不以某种产品占统治地位，但商业却极繁盛，成为商业中心，在这里集散着各地的农副业、手工业产品，商人云集，买卖兴旺。吴江的同里，历来为“商贩骈集”之地，镇之地盘一扩再扩，茭苇丛生的荷花荡，可通舟楫的“濠渠”，都填土架屋。[45]位于江浙两省、苏嘉湖三府、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七县交界的乌青镇，“烟火万家”，“人稠商贾四集”。[46]坐落于松江、上海、青浦之交的小镇蒲溪，仅一里见方，但“商贾骈集”。[47]
还有一种市镇，完全是靠本地自然产品支撑市面，如吴江的黎里，“不当孔道”，“四方商贾不至”，上市者多为“乡人”，他们各自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换回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48]农产品统治着市场。这类市镇的工商业及其经济地位，就远不如那些专业市镇。
三、市镇的地位和作用
工商业是明清太湖地区市镇的主要内容，考察市镇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拟从商业和手工业两方面入手。
第一，商业活动在市镇中占着重要地位，市镇成为国内外市场的组成部分，它是城市连结农村的纽带，它成为商品交换、先进技术的传播地之一，成为明清时代整个商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镇一经产生，就同商业有了不解之缘，它受经济发展的推动，成为一个商品流通场所，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量商品，在这里完成交换过程。湖州归安的菱湖镇，“居民担负，咸荟萃于此”，又有“绵绸交易之所”，以集四方居民织品。[49]双林镇也有专收乡民丝绢的收绢所。
明清时代，太湖地区的市镇，商业相当发达，是全国其他地方的市镇难以比拟的。当时出现于北方的大量市镇，称定期市，南方广东、广西等地的墟，数量很多，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少见到天天开市、赶墟的。而太湖地区的市镇，天天开市的不乏其数。震泽的县市，贸易“无虚日”，[50]吴江黎里也是每日“乡人咸集”。[51]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规定一定的日期，四方之民汇集一起，进行商品交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增加集会的日期，而最发达的形式便是日日市。
牙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它的职能是“评估物价”。[52]明清时代的城市中，牙行存在极为普遍，少数镇如震泽乌青、航头等也有牙行活动的记载。特别是盛泽镇，明代牙行竟有千百余家，如果商品经济偶然出现，或并不发达，如此之多的牙行存在就没有必要了。
“商品经济出现时，国内市场就出现了”。[53]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新的否定因素，必须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是在市场上实现的，因此，流通过程是商品实现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流通范围越大，表示商品经济的程度越高。市镇在形成之初，它的商业活动，只是限于本地区小范围、短距离的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必然突破这种樊篱，而与国内外市场相联结。分析市镇上活动着大量商人集团，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商业在市镇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二市镇的交换完全超出了本地区的范围，纳入了国民经济的流通渠道。菱湖镇有江宁商人前来买丝，丝织业中心的盛泽镇，与徽州、山西、山东、宁波、绍兴等大商帮，双林镇有徽州、江宁、镇江、宁波、绍兴等商帮，濮院镇也有宁波、绍兴商帮。他们握有巨量资本，操纵着市镇经济，收购当地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或加工后出卖，或直接转卖各地，大量的是远途贩运，松江“衣被天下”，“湖丝遍天下”，正是通过商人实现的。苏州周庄镇的棉纱，“捆载至浙江硖石镇以售”。[54]乾隆年间，四川米运到双林镇出售。
少数市镇即使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存在着海外贸易，小小市镇竟同国外市场联系了起来。“崇祯癸未1643 年，唯亭钱裕鞠合伙人海贸易，共一百二十人”。[55]双林镇，清初有徐巨镛者，“屡携巨资，行贾海外，智计过人，靡不奇中”，“十数年积资至巨万”。[56]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57]嘉庆《嘉兴府志》卷4记，平湖县的乍浦镇，“番舶凑集，居民成市”。当然，在封建政府长期的海禁政策下，尽管商品经济的发达，迫切需要打破国界的限制。然而，要想广泛地开展海外交流，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些记载可看出，市镇上少量的海外贸易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市镇分布于农村，成为当地农村自然产品的集散地。市镇出现后，就同附近农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工商业程度较低的市镇，还是工商业专业市镇，都存在着大量农村自然产品的交易活动，成为当地人民生活中越来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常熟璜泾镇，“货物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地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58]杭州的蔡家桥，“居民五十余家”，“入市者咸可厌按，厌通餍，满足所求焉”。屠家桥“日用所需不缺”。[59]蒲溪镇，居民和附近乡民都织布，“易钱米以资日用”。当地农 民通过这个市场，互相调剂余缺，便于向更利于自己的专业方面发展，工商业者更是从这里吸取自己的生活需要，从而推动它去发展手工业、商业。
市镇作为农村的商业点，它起着农村同大城市间的中介作用，农村的原料可通过市镇运向城市，城市的很多商品又通过市镇输入广大的农村。因此，市镇同城市共同组成了一个经济网状组织，这一作用在城市与农村相隔较远的情况下，意义更大。
传统的农村封闭、隔绝，即使有城市的存在，也是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而出现。随着商品经济出现于城市，随着一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兴起，人口、商品、信息、先进的技术等等的流动就不再是偶然的或小规模的了，别看这种流动，尽管在表面上农民同市镇的关系仅仅是“上市”、“赶集”罢了，然而其社会性是异常深刻的。流动，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先进技术很快普及，尤其是使人们眼界大开，相互间建立起联系，从而打破农村的闭塞状况，使农民的封建束缚有所减轻。市镇上的流动，虽然大量的表现为近镇地区的短距离交流，然而其量之多，范围之广，是靠少数大城市难以完成的。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农民同大城市的直接联系不是很多的，除了近城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一年之中很少上大城市，大量的交流、交易活动集中在市镇上。
第二，市镇是商品的生产基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镇上出现。市民运动、雇佣工人的罢工运动也随之而来。很多市镇拥有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以市镇为中心，形成一个连同附近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基地。王江泾，居民“多织绸，收缟紵之利”。[60]濮院镇，乾隆时“日出万绸”，“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61]由于手工业分工的发达，镇上的手工业者，按行业分布于不同的地段，如苏州唯亭镇，织夏布毛毯的集中在镇东霖雨桥附近，纺生纱的聚于蔡顾巷。市镇成了商品生产基地，势必集中着大量的手工业生产者。乌青镇有各种手工业者，苏州的檀丘市，“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62]
大量资料说明，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若干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 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不需要很高技艺”的行业中出现。[63]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既已成为附近农村工商业的中心，随着市镇工商业的发展，它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点之一。因此，我认为，市镇应该成为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发生不可忽视的地区。震泽，在“明熙、宣间，邑民始渐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64]乌青镇，万历时有“中人之家，贷钱开油饼坊”，开始雇佣工人。[65]嘉兴石门镇的记载更明确，万历时该镇已有20家大油坊，以榨油生利， 全镇油工有800人，油工雇本镇人已经不够了，于是“辄募旁邑人为佣”，光绪《嘉兴府志》载“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榨油原料油荳亦主要靠“商人从北部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荳来此”，[66]靠本地原料远不能满足了。很明显，这不是与农业结合的一般性市场的榨油业了。盛泽镇施复夫妇从小商品生产者上升为拥有织机三四十张，资本数千金的作坊主，更为大家熟知。从盛泽镇每年七月十四日夜间，“佣织少年与拽花儿集于夜船，汇夹岸，放桌赌唱山歌，此唱彼和，达旦乃止”[67]的盛况看，雇佣工人不是少数了。道光《元和唯亭志》卷 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找’”。这里，工匠“计日受值”，一般都有固定的雇主，又存在劳动力的市场，工匠人身也是自由的。
一些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镇上开设了字号，清人顾公燮于《消夏闲记摘抄》卷中中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 悉从之”。这种布号，同牙行的职能是有区别的，它有自己的资本，开始使染坊、踹坊、商贾从属于自己。到清初，更有“里中(枫泾)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厨匠皆江宁人”。[68]布局则干脆直接经营棉花的加工业了。杭州的塘栖镇，万历时，“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69]这不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绝好例子吗!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棉织业的分工发展在一些镇上进行，染踹从棉加工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行业，并从“踹坊工价钱串，请照苏州之例，每银壹两给钱捌百贰拾文”，“按布匠的长短、大小、阔狭定价”。[70]得知，踹匠工资用货币发放，且实行计件工资制。
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造成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多数人破产，沦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另一方面是少数人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从而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市民运动在镇上兴起。在私有制下，由于残酷的剥削、激烈的竞争，迅速造成两极分化，小部分人通过各种手段，发财致富，震泽镇的“居民以农桑为业”，“近于蚕时，贫者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钱偿息百钱，谓之加一钱”。[71]从蚕到丝，最多不过个把月，而利息率高达10%，可见高利贷剥削之重。常熟唐市，明嘉靖时，居民三四百家，拥资二十余万的有数十家。康熙时，平望镇有翁桂芳、翁芝芳、翁兰芳三兄弟，芝芳“业贾辄至数千金，桂芳、兰芳亦至数十百金”。[72]而大量居民维持温饱还成问题，这样，市民的阶级划分日趋明确，一遇自然灾害，广大贫民生活更苦，往往同“乡民”一起，矛头对准“富户”。苏州府周庄镇，1804年爆发了贫民向“富家”抢米的运动。吴江的庉村，崇祯十三年，因大水遭饥荒，于是“饥民所在作乱，而吾镇亦哗然，群起逼令殷户减价开粜”。[73]也有联合起来，反对官府贪赃枉法、不法之徒横行街道的。周庄，“镇西囤园盛姓，多财好勇，康熙壬申(1692年)，谋占邻人房屋，诬陷系狱，贿通邑令，扬言将置之死地，邻母惧，遂缢死，令来镇检验，盛复夤缘贿属，令欲枉法，镇人不平，群起哗然，争掷以瓦砾，令遁去。”又有王胜者，“膂力过人，无赖棍徒也。康熙辛丑(1721年)
清初苏州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踹匠罢工运动，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是像南翔、枫泾等镇，也在清康熙年间，因字号扣克工价，爆发了“踹匠传单鼓众，停染、歇踹”的罢工运动，迫使官府不得不发布“踹匠工价平色，各字号不得扣克”的告示。[76]这是我们见到的镇上雇佣工人开始同“雇主”(最初的资本家)作斗争的实例。
作为附近农村经济中心的市镇。因社会分工的加强，使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 的生产技术日趋专门化，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提高生产水平，为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创造必须的物质力量。
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一部分人从农村排挤出来，市镇是将众多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工商业人口的有利场所，而“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77]属苏州府的严墓市，明初“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78]光福镇，明嘉靖时居民三百余户，到天启初已达千家。市镇人口的增长，一部分是外地人口的流人，而大量的是本地农业人口的移居。
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市镇的形成，大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市镇数量之多，它的势力波及农村每个角落，同农民的关系十分直接，它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大。市镇同农村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市镇以农村为依托；另一方面，市镇一出现，就反过来促进农村的发展，使农村向商品化前进，成为手工业的原料基地，“震泽镇及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绌之利”。[79]嘉兴府海盐县“比户养蚕为急务”。[80]没有广大的市场，农业的商品化是难以达到的，无怪乎历来为全国产米重要地区的苏松等地，至清初竟要依靠四川、湖广、江西的粮米为生，可见农村的变化之大。这种变化，市镇也起了重要作用。
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市镇大量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并将自己的特色注入到市镇中去。明清太湖地区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市镇，这些市镇的商品经济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作为附近农村工商业集中地的市镇，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农村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只有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大量出现后，才会使广大农村从自然经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由于市镇的封建统治较城市薄弱，因此，它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城市。它一旦成为手工业基地，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先进的技术就会很快产生和传播。总而言之，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市镇，它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于突破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村，它更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市镇，确实有注目的必要，同时也应看到，市镇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纵使经济水平较高的太湖地区，一些市镇手工业发达，商业繁盛，也有一些市镇，工商业还很落后，有的操纵在巨姓大族之手，有的接近于纯自然经济的状况。即使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在各方面仍受着封建政府的种种压制和压榨，它的前进步伐常常遭到扰乱和阻挠，这是为什么市镇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总之，到了明清时代，一些地区的市镇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经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特别是太湖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就全国而言，这类市镇的数量还很少，不足于动摇整个封建统治的根基。
原载《中国农史》2000年0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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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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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乾隆《奉贤县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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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嘉庆《嘉兴府志》卷四。
[61] 民国《濮院志》卷一。
[62]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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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同治《盛湖志》卷三。
[68]《枫泾小志》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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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条46。
[71]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
[72] 道光《平望志》卷七。
[73] 顺治《庉村志》。
[74] 光绪《周庄镇志》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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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列宁全集》卷三，第20页。
[78]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
[79]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五。
[80]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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