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古都西安，一直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
但你在欣赏完雄浑的大雁塔和雅致的碑林之余，又是否会关注到一处特殊的地方——法门寺博物馆？
在这里，有一块唐代咸通十五年的碑石，名为《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
它的名字很长，但如果将其缩写，它就成了闻名于世的《衣物账》碑。
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的唐朝《衣物账》碑（局部）
这块《衣物帐》碑，长115厘米，宽69厘米。共四十八行，满行四十二字，计一千七百余字，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地宫里2499件绝代珍宝的出处、质地、件数、重量等情况。
唐朝《衣物账》碑拓片（局部）
法门寺里怎会有如此众多的珍宝？今天的我们，还能有幸再目睹实物吗？
翻开厚重的历史卷册，这一切谜团都将随着一代女皇武则天身影的浮现，成为那个故事的开端。
在唐朝以前，始建于东汉恒灵年间的法门寺只能算是一间香火稀少的寺庙，僧众也不足50人。但凭借武则天对法门寺的青睐以及对礼佛的虔诚，法门寺得以香火鼎盛。
西安法门寺近景（资料图）
在唐朝的历史上，唐代帝王给法门寺的赏赐一共有9次，其中高宗武后时期就占4次之多。
而在法门寺举办的重大佛事活动中，由统治者主持的共有10次，武则天所发起的2次毫无疑问是规模最大的，不仅所费甚巨，且其长达3年以上的策划周期，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统治者3倍以上。
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佛像，相传是按照武则天的相貌建造（资料图）
帝王的推崇，使得法门寺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家寺院，也理所应当地收藏了众多精美的纺织物。而当1981年8月23日的那场暴雨降临之后，曾经辉煌的法门寺迎来了自己的终点，但考古学家韩伟在坍塌的法门寺中却发现了埋在石板之下的珍品。
法门寺得以以另一种形式重生。
法门寺地宫在被挖掘之后的内景
法门寺出土宝珠单檐纯金四门塔，分置，中为一枚佛舍利景
当年主持法门寺地宫出土纺织物保护的是王?先生。他在将整理出土的遗物对照《衣物帐》碑后发现，其中由皇家供养的现存丝绸服饰竟达到700余件，纺织物类别包括了锦、绫、罗、绢、缣、纱、绮、绣等8种，采取了反映唐代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手法，堪称古今丝织一绝。
1987在揭取法门寺地宫出土宝函外包裹的丝织品，左起：王亚蓉、王?、韩伟
1987 王?在法门寺地宫发掘中处理丝织品
多年之后，研究人员又对法门寺保存的金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陕西考古研究院的杨军昌博士仔细分析了其中的金线织物，尤其是绫纹织金锦，金锦以捻金线夹织，纹呈菱格形，捻金线又称圆金线，直径0.1毫米左右，最细处仅0.06毫米，比头发丝还细，每米金丝线上绕金箔3000捻回，即使在今天，这也是难以达到的高度。
电子显微镜下的法门寺金线，杨军昌摄
紫红罗地蹙金绣袈裟
紫红罗地蹙金绣裙
但这一切，都让浙江的专家在兴奋之余感到一丝遗憾，直到他们找到了疑似出产于浙江一带的缭绫和越罗。
作为唐代的绫类纺织物，缭绫一直以其精美而备受皇室推崇，而白居易创作的《缭绫》一诗，更用“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这些极美的描述，表达了自己对缭绫“春衣一对价值千金”的无尽感慨，也将其美名传至大江南北。
研究人员同样在法门寺发现了另一种纺织物，它很有可能是产自浙江的越罗。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介绍说，越罗早在唐初就非常有名，比如杜甫《白丝行》中提到“越罗蜀锦金粟尺”，已将越罗与当时最负盛名的蜀锦相提并论。
到晚唐时，越罗的织造水平已有很大提高，成为当时人们首选的罗织物，“舞衣偏尚越罗轻”等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
“杭州雷峰塔地宫也曾出土过越罗。”如何才能对这些纺织品作出准确的判断？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旸将珍贵样品从西安带回了杭州，“我会对这些样品做一些检测，以确认答案。”
在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实验室里，等待这些样品的，是一次包括纤维材质、染料类别、金线元素成分和组织结构等的全方位检测。
报告很快就出来了，周旸和刘剑通过对数十件样品的分析后得出结论：紫色同向绫和另一件红色菱格纹罗的纤维、染料和工艺等信息，都证明了这类织物出自唐代晚期，而这一时期绫和罗的生产中心便是江浙一带。
而通过更进一步比对《衣物帐》碑，周旸欣喜地发现，这也许就是产自杭州、绍兴一带的缭绫和越罗。当然这只是初步判断，要想确定其产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织物体体视显微图（放大十倍）
法门寺出土同向绫组织结构图，王乐绘
纺织物显微图
法门寺出土越罗的结构，王乐绘
“由于魏晋南北朝战乱所导致的丝绸生产中心南移，浙江在当时已然成为了国内丝绸制造的主要产区。”周旸说出了已得到学界证实的结论，“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有浙江丝绸的身影，大量产自浙江的丝绸出现在唐朝的西安，也印证了浙江丝绸在丝绸之路上巨大出口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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