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科
记得我小时候，最早的理发是在院子里，理发的人手里拿着响器（唤头），是个铁家伙，宽一寸，长一尺，特别像放大了的镊子，握在手中，另一只手里有个铁棍，在中间用力一推就能发出“嗡嗡”的声响，胡同里的人听到响声就知道理发的来了。理个发花5分钱，用手工推子，经常夹头发，夹一下疼半天。
后来，走街串巷的理发匠消失了。理发只有去国营理发店了，出胡同过马路就是理发店。进门，男士在右边，女士在左边，墙上有个小黑板，每人写个姓，排队叫号，师傅理发的速度都很快，15到20分钟一位；如此这般次数多了，我就选了一位师傅，长得像央视的罗京，我一直找他理发，直到离开北新桥。
插队时，家里每月给汇钱，每次去公社邮政取款时顺带理发。路边有三间北房，门口搭着简易凉棚，有时棚子里拴着牲口，好像是赶车的把式找他们给牲口钉蹄子，同时也理发。
师傅长什么样子不记得了，每次理发快结束时，用刮脸的刀子给我刮脖子上留下来的小头发茬，剃刀不快还要在宽皮带上来回钢（gàng）几下才用，刮得我后脖颈子生疼。
返城后找胡同里的小学同学理发，开始在安定门外大街，之后又追他到报房胡同东口路南。有一次，他说：“我不愿给熟人理发，多花一倍时间……”后来，他辞职到一个工厂去了。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钱粮胡同1号院国槐旁有一溜南房，其中两间是理发室，男同志一三五，隔天为女同志。理发师是王府井鼎新理发馆退休的任师傅，寸头，慈眉善目，戴眼镜，常穿一身深色中式裤褂。当年，我下班后，在单位浴池洗个澡，再找任师傅理个发，花3毛钱。第二天就办喜事做新郎。现在那房子早就没了，老师傅不知身在何处，只有古槐还在……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在四联理发馆理发。“四联”原本在金鱼胡同西口不远处路北，是一座二层建筑，男士一层，女士二层。给我理发的是一位新学徒的小伙子，个不高、大眼睛。时间不长，原址建绿屋大厦（临时建筑），理发馆拆了。我又到王府井大街路东的美白理发馆理发（后改称四联理发），是一位40多岁的师傅，中等个、小眼睛，理发技术很棒！还被抽调到北京市政府机关理发室工作过半年。四联理发让人“三放心”——技术放心；价格放心；卫生放心。理一次发用4块毛巾：进去后先洗头，用一块毛巾；刮脸用两块，理完发再洗头又用一块。所用的白毛巾一尘不染，让客人很是放心。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进入21世纪，我第一次选择私人理发馆理发。
交道口大街十字路口东南角，高台阶一个不足4米宽的小门脸，进深很长，有4位来自广东的师傅，理发要排队等候。给我理发的是一位帅哥，全程不用推子而是用剪子，感觉非常新鲜。
不久，交道口危改，原址拆迁。理发店搬到交道口十字路口北的安定门内大街路东，又理了几次之后，帅哥出国了。我就找其他师傅了。这理发师叫阿良，不高，白净，看着老实巴交。我跟他手里理发10年，期间他换过几次地方，我就随着他走。
阿良曾在交道口十字口路西（寿比胡同东口）独立开店，半年就失败了，估计早回广州了。
近10年，我在小区内理发，安徽小伙子，理了3年，有人给他投资去亦庄开发区开工作室了。后来发展得非常好，娶了媳妇，生了一儿一女。
小区又来了一位湖北的理发师傅，30多岁，我找他理发。3年一过，师傅又搬走，自己去开工作室了，经常接一些大活动，比如模特大赛。他找了位北京姑娘，自带住房，还生了个大胖儿子。
前年开始，我又找了一个离家近的理发店，两位河南师傅都大约30多岁，每人有一个娃，外加一个小工。去年春节前理发后，因为疫情2个月没理发，是有史以来间隔最长的了。
因为要替朋友开会，总不能像长毛匪一样，于是，戴着口罩理发是第一次，以往要先洗，我说免了，理发时，师傅少不了要摸头，他一碰我头，我心里下意识就咯噔一下，很不自在。特殊时期可以理解吧。
几十年来，我只留过3种发型：平头、一边倒、寸头，没染过发、没烫发，更没留过长发、油头。
只有一次例外——2011年春节，单位排练节目，我戴了假发（金黄色的马尾），演一位留美画家，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接下来的岁月，还要找多少位师傅理发我不知道；还要理多少次发？我大致算了一下：一个月理一次，一年12次。假如寿命90岁，一生理发1080次。我已年过花甲，理发720次，还有360次。考虑到物价因素，前10年，按每次50元计算，中期100元，远期200元，合计6000元+12000元+24000元=42000元。
惊人不惊人？！
您要不要也算算？！
插图 王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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