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公讳宽疏考

赵永泉

（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07级）

内容摘要： 明王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在避讳上既不及之前的汉、唐、宋等王朝，也不比之后的满清王朝，避讳的规定相对宽松。特别是公讳，更加宽疏，远远不如其他封建王朝，很具有“开明”的风度，这使得明代在我国避讳历史上显得很“另类”。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尝试从外因和内因两个层面上探究明代公讳这种“个性”的缘由何在。

公讳，又称国讳，即避君王的讳，与“私讳”相对。“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郑玄注：‘辟君讳也。’”[1]“於大夫所，有公讳，无私讳。凡祭不讳，庙中不讳，教学临文不讳。郑玄注：‘公讳，若言语所辟先君之名。’”[2]有明一代，公讳相对于我国避讳历史上的汉、唐、宋、清四个高潮时期[3]可称“宽疏”。现根据陈垣《史讳举例》卷八《历朝讳例·明讳例》并补充台湾2005年第5版《异体字字典·附录索引》中的《避讳字参考表》的相关资料作表列出明代公讳各条：

帝号	名讳	避讳字	举例
太祖	元璋初名兴宗 字国瑞	元、璋、国、瑞	胡廷瑞易名胡美
惠帝	允炆
成祖	棣	棣	改沧州之无棣为庆云，乐安之无棣为海丰
仁宗	高炽
宣宗	瞻基
英宗	祁镇	桢	正统丁卯，山西乡试经题“维周之桢”，犯楚王讳，考官罚俸
代宗	祁钰
宪宗	见深初名见濬
孝宗	祐樘
武宗	厚照	照	凡“照”字通用“炤”
世宗	厚熜	璁	张璁正德十六年登第，嘉靖十年改名孚敬
穆宗	载垕
神宗	翊钧	钧	钧州改名禹州
光宗	常洛	常、洛	常作尝，洛作雒
熹宗	由校	由、校	初制不讳由字，后改为繇字；校作较
毅宗	由检	检	检作简

据此表，除去陈垣先生未列出的太祖元璋追封的三祖：德祖朱百六、懿祖朱四九、熙祖朱初一，以及其父仁宗朱世珍，惠帝允炆追封的其父兴宗朱标（懿文太子），世宗厚熜追封的其父睿宗朱祐抁之外，明代16位皇帝，共用公讳字14个。相比之下，唐代自高祖李渊以下有22位皇帝及太子占用公讳字40个[4]；宋代的公讳，根据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颁布的《淳熙重修文书式》[5]中所列的讳字共有326个，涉及宋代自太祖匡胤以下15位皇帝[6]（包括其始祖玄朗)，倘若再加上度宗赵叡（一说讳基，本名禥，初名孟啟，又名孜）的讳字叡、孜、睿、禥[7]，共有330个讳字。这还不包括赵氏祖先黄帝轩辕（“令禁文字指斥援引黄帝名号，经史旧文则不避。从车从干以后字及从车从袁冠以帝字之类合行回避”）、僖祖朓（“从兆之字”）、顺祖珽（“珽、颋”）、翼祖敬（“敬、镜、竟、境”）、宣祖弘殷（“弘、殷、宏”）等讳字[8]；清代自圣祖康熙以下有10位皇帝占用公讳字27个[9]。由数据对照可知，明代公讳宽疏确之凿凿。
明代公讳宽疏的明证还有：据不完全统计，明初李善长、宋濂等人编撰的《元史》中“元”字出现了6753次，“璋”字出现了40次，“瑞”字出现了262次。而且他们的《进元史表》中也出现“元”字4次。《明史》中亦有类似的例证。如《本纪第二十二》记有“朱国桢”、“朱国祚”、“朱燮元”、“八月，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等人物及史事，对明太祖的御名丝毫不避讳。“古来帝王避讳甚严……唯本朝则此禁稍宽。然有极异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谥号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盖当时已改尊称为兴宗康皇帝，犹为有说。而建文年号，音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讳也？至建文二子，长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与“炆“字无少异，又可也？岂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传之二十字耶？似亦宜变而通之。当时方、黄诸大儒在事，纷纷偃武修文，何以不议及此？至后章谥号，又犯太祖御讳，抑更异矣！”[10]“世宗朝，章奏触忌者，例得重谴。至中年，而乡会试录，尤多讳忌。然亦有不尽然者。如初登极时不必论，嘉靖十六年丁酉，顺天乡试，次题为‘天地之道博也’一节，则犯御名上一字。次年戊戌会试，出‘博厚所以载物’一节，又犯御名。十九年庚子，福建出‘至诚无息’五节，凡四犯御名。……三十七年戊午，山西、云南、贵州俱出‘征则悠远’三节，则三犯御名，俱置若不闻。至四十年辛酉，顺天、山东俱出‘久则征至，博厚则高明’，湖广出‘征则悠远’一节，俱两犯御名，以上俱不见诘。”[11]
明代作为一个由汉人所建的封建政权，其公讳如此宽疏，甚至不及满清政权。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这种“宽疏”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本文尝试对此进行一番探究，寻找明代公讳“宽疏”的缘由所在。
第一、继承了元代避讳不严的遗风。蒙元“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缺点画而已，亦不甚以为意也。”[12]明人郎瑛也说：“元主质而无文，讳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众。后虽有讳法之禁，不过临文缺其点画；谥必死而后定，不过一二字，以称生前善恶。要之二事暗合于礼，足见嘉也，岂如宋室一字而有数十字之避。”[13]最关键的一点，元代皇帝的御名都是蒙古语的汉语音译，如顺宗讳答剌麻八剌、仁宗讳爱育拔力八达，字符较长，又不像辽、金、西夏等朝皇帝兼有汉名，避讳起来非常繁琐，不易施行。所以，才有整部《元史》仅“程钜夫本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元臣避讳史惟见文宪一人”[14]的事发生。就程钜夫避讳易名一事，陈垣论道：“钜夫盖生宋世，犹习宋人之遗风，其实元制不全用御名不讳也。元武宗名海山，武宗时以海名者至多，试检武宗纪已得七人……其官名之有海字者四……其他地名及奏章之有海字者……不一而足，皆见于武宗纪。武宗即位诏，开始即有‘以文德洽海内’之言，何曾有讳海之事。”[15]他进一步分析到：“其定制亦只限于全用御名庙讳。……且元帝名皆译音，又不如辽金诸帝之兼有汉名，故元世文书上避讳之例甚少也。”[16]
尽管“元时进贺表文触忌讳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17]，但“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行省准中书省咨……送礼部约会翰林院官议得拟作称贺表章，元禁字样太繁，今拟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应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都省请依上施行”、“延祐三年（1316）八月……中书省劄付礼部呈翰林国史院议得：表章格式除御中庙讳，必合回避，其余字样，似难定拟。都省仰钦施行。”[18]而且，明太祖朱元璋名字中亦有“元”字，按例当讳。但他并没有易名。所以陈垣说：“避讳之繁，至宋金而极，至元则反之。” [19]正因为元代避讳不甚严格，所以他说：“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20]
第二、创“五行”加“字辈”取名法，厘定世系。“洪武中，太祖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21]就是说，明代皇室宗亲的子孙名字皆为双字，上一字取自字辈谱，下一字以五行为序。这样做的优点就在于既可避免重名，又能保证昭穆井然。例如懿文太子朱标一脉以“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为世次，所以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惠帝名朱允炆；成祖朱棣一脉以“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为世次，所以成祖以下的明代皇帝均按字派取名：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 、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 、光宗朱常洛 、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其他诸王也都用二十字作为本系的世次。

但如此规定，就带来一个问题：皇帝的同辈兄弟的名字必有一字与皇帝相同，按照避讳的要求，就必须更改。例如清代康熙帝的四子胤禛即位，其他兄弟名字中的“胤”字就改为“允”字，廉亲王胤祀改名为“允祀”，怡亲王胤祥改名为“允祥”。但是明代仁宗一脉的后世亲王都没有改名。如仁宗朱高炽有个兄弟朱高煦，永乐二年（1404）封为汉王。“宣德元年（1425）……八月壬戌，汉王高煦反。……己巳，亲征高煦……壬午，高煦出降。……至自武定州，锢高煦于西内。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谋者，词连晋王、赵王，诏勿问。”[22]即使避讳略严的天启、崇祯间亦没有更名之事。崇祯三年颁旨令避七宗庙讳，而且崇祯皇帝的御名也必须避讳，“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同，则不讳”。[23]“（熹宗朱由校）乙卯，崩于乾清宫，年二十三。遗诏以皇第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24]信王名字中间的“由”字并没有改。因为如果避讳皇帝的御名而改名，显然有违二十字辈谱，脉系必然混乱，所以既然避无可避，就干脆不避。再者，明代皇族子孙名讳后一字均以五行为偏旁，如朱棣五行为“木”，朱高炽五行为“火”，朱瞻基五行为“土”，朱允炆的两个儿子文奎、文圭五行亦为“土”。而且明代皇族子孙取名使用了很多被称为“不雅之字”[25]的生僻字，如朱高炽的儿子有朱瞻基、朱瞻埈（jun,去声）、朱瞻墉（yong，阴平）、朱瞻垠（yin,阳平）、朱瞻墡（shan，去声）、朱瞻堈（gang，阴平）、朱瞻墺（ao，去声）、朱瞻垲（kai，上声）、朱瞻垍（ji，去声）、朱瞻埏（yan，阳平），朱厚熜的儿子有载基、载壑、载垕（hou，去声 ）、载圳、载、载、载、载。这样的字鲜有认识者，更罕有他人用作名字，如此能将避讳的影响降到最小。这也是明代公讳不严、用例甚少的原因之一。

第三、明代开国者出身卑微。朱元璋出身贫寒，“不阶尺土”[26]，甚至“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27]，得靠乡人施舍的一块地，安葬了亲人。至此“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28]后来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逐步发展私人势力，最后扫荡群雄，建立明朝。朱元璋“起于草莽，于前代的典章制度本就不熟悉”，[29]再加上他采用了诸如特务统治——有明一代，特务统治贯穿始终——等直接、暴力的手段对待臣下，“于是有了乱杀功臣，有了庭杖，君臣关系完全变为了赤裸裸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30]，简单到彻底裸露封建君臣关系的本质。依靠避讳这样的“文明方式”委婉地维护皇权的需求减弱，使得明初的避讳不甚严格。
第四、明代理学与心学的巨大影响。如果说以上三条属于“硬性”因素，那这一条就属于“软性”因素。
避讳本出于民族恐惧、权力崇拜、趋利避害的心理而产生[31]，在被统治者纳入封建宗法制度的规范之后，有利于维护封建秩序，纲纪不紊。因此，避讳特别强调社会阶层的高低、尊卑、强弱的鲜明等级，使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产生敬畏心理。简而言之，就是凡是涉及尊者、强者、高者的一切都不能提及，更不能采用，否则就以“忤逆”论处，以此彰显他们的高贵、庄严与不可冒犯。但是在明代，一部分统治者对避讳的体认发生了变化。比如太祖朝时“表章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书字之际，不必缺其笔画。……（周广业）案明初讳法近古。乐韶凤等于洪武八年定洪武正韵十一先元字七阳璋字皆直书是二名不偏讳也。”[32]又如 “建文元年二月庚戍，追尊皇考（懿文太子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诏曰：‘宗祖庙谥称号，所以褒显功德，非所当讳。今惟庙讳如律回避，庙谥号称勿讳。’”[33]能够认识到庙谥称号是“褒显功德”的，不应当避讳。这种对避讳的体认可说是亘古未有。更有甚者，孝宗时定科场式，“御名、庙讳及亲王名讳仍依旧制，二名不偏讳，不必缺其点画。违者黜落。”[34]也就是说，考生如果在试卷上遇到御讳时“二名偏讳”、讳嫌名、写字缺笔，就不予录取。很显然，明代统治者有意识地恢复了“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临文不讳”、“已祧不讳”等上古的避讳规则。

明代部分统治者为何会有如此的体认呢？原因就在于避讳所强调的“敬畏”意识的逐渐淡化。顾炎武论道：“古之讳也，以敬；今之讳也，以文。以敬则少而不为简，以文则讳日多而敬日衰，故太祖高皇帝之制讳稍阔略于其文，乃所以责臣子之敬也。”[35]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避讳发展到明代敬意减弱的事实。那么这种“敬畏”意识为什么在明代会淡化呢？原因就在于明代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发展。儒学发展到明代，分为两个阶段：明初至正德、嘉靖以前，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正德、嘉靖之后，程朱理学式微，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迅速上升。明太祖有鉴于元末猛虎苛政所导致的农民起义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深知儒学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他说：“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定太平，悉此道也。”[36]“论其思想渊源则植根于他内心深处剪不断理还乱的孔孟情结和由此而接受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经验。”[37]再如明成祖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三部书完成之后所作的御制序里说：“朕惟昔者，圣王继天立极以道治天下。……思帝王之治，一本于道。所谓道者，人伦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也。……六经之道不明，则人之心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寻蠹害，欲求善治，乌可得乎？……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皞之治。” [38]他们所说的“道”，就是儒家的道统、规范。他们认为用“道”的规范治理国家，可以平天下、治天下，恢复到尧舜之治的局面。明成祖的说法最能体现统治者“用儒”的真实内心，“侍读胡广曰：‘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具至，儒道光荣多矣。’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39]所以明王朝立国之初即确立以程朱理学为治国之纲要，推行与民“教化”。基于这种政治需要的前提，元末明初以宋濂、刘基、方孝孺、解缙、胡广等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家，秉承程朱理学之宗旨，先后入仕，对明初统治者的施政思想给予了较大的影响。如宋濂在与明太祖的召对中说：“《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赍，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40]引导统治者采用儒术以施政。“他的思想对于明初的许多经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影响。”[41]再如刘基，明太祖“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也可见他对明太祖的影响之大。再如[42]惠帝朝的大儒方孝孺，强调以治心为核心，“治人之身，不若治人之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治身使人畏威，治心使人畏义”[43]，“先王之为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国、天下行也”[44]。主张为政“知礼、稽古、审时”，政、教、礼、乐、刑并举，不可或缺。[45]
他与惠帝“君臣之间，同于师友”[46]，对惠帝朝的短暂的施政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又如解缙、胡广对明初提倡儒学以及确立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薛瑄、吴与弼作为明初朱学大宗，前者强调“复性”，后者主张“躬行”，在当时影响甚大。明中期以后，程朱理学逐渐僵化，陆王心学乘机发展起来。王守仁发扬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而天理体现于人的本心，是人的一切道德意识的本源。他的“良知”学说在明代中、后期广为接受，一度取代程朱理学。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强调“知道”，治心、致良知都是针对“圣人道德”的，对于明王朝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统治，都是在行政统治之外的坚实的理论支撑，甚至起到了行政手段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明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编撰《宝训》以训诫后代治国以儒“道”。如明太祖有《皇明祖训》，明成祖有《圣学心法》等，都是以儒学精神为指导，阐释治国之术的。他们追求“淳古之风”，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奉行的“明德爱民”的政治标签在避讳上表现出来，就是上述种种关于避讳的规定，所以顾炎武评论说：“此本朝之制所以遠軼漢唐而上同周禮者也。”[47]

[1] 、《礼记·曲礼上》。

[2] 、《礼记·玉藻》。

[3] 、

[4] 、台湾2005年第5版《异体字字典·附录索引》中的《避讳字参考表》。

[5] 、“淳熙文书式中。乃有理宗御名。是则移掇添补之明证也”。该《文书式》讳字列有昀字，系南宋理宗名讳，可知是理宗时补充而作。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之《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纪昀总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6] 、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122页。

[7] 、台湾2005年第5版《异体字字典·附录索引》中的《避讳字参考表》。

[8] 、同上。

[9]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329页。

[1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

[1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二《补遗二》。

[12]、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13页。

[13]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

[14]
、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09页。

[15]
、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119页。

[16]
、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

[17]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18]
、《元典章》卷二十八《礼制一》。

[19] 、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

[20] 、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

[21] 、《明史》卷一百《诸王世系表一》。

[22] 、《明史·本纪第九》。

[23]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

[24] 、《明史·本纪第二十二》。

[2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

[26] 、朱元璋《御制皇陵碑》。

[27] 、《明史·本纪第一》。

[28] 、同上。

[29] 、王新华：《避讳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第300页。

[30] 、同上。

[31] 、周阿根、耿丹：《避讳字的民族文化心理探析》，见《陇东学院学报》2005年8月第3期。

[32] 、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425页-1430页。

[33] 、许相卿《革朝志》。

[34] 、《大明会典》卷七十七。

[35] 、顾炎武：《亭林余集·庙讳御名议》，四部丛刊本，265册，第5页。

[36]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一。

[37] 、滕新才：《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民本政策》，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第2期。

[38] 、《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

[39]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六。

[40] 、《明史·列传第十六》。

[41] 、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14页。

[42] 、《明史·列传第十六》。

[43] 、《明儒学案》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一》。

[44] 、《逊志斋集》卷一七，《身修思永堂记》》。

[45] 、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18页。

[46] 、同上。

[47] 、顾炎武：《亭林余集·庙讳御名议》，四部丛刊本，265册，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