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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听了故事FM的《一个中国母亲的十年卖血记》，光看标题就觉得触目惊心。听完，俨然是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现实版。
讲述者吴小明，家住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村里，因为贫困，因为好强，他妈妈以每周两三次的频率去卖了十年的血浆。
吴小明在这十年里，目睹着母亲的行为，内心的痛苦与恐惧自不必言。直到他大学毕业工作后第一时间带他妈妈去做了血液方面的检测，万幸，他妈妈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压在吴小明身上多年的恐惧才算消失了，他开始与自己和解，并认可了母亲多年的努力。
最早改变吴小明全家金钱观的，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吴小明的大姐在16岁时得了脑瘤，做完手术的话可以活一两年，但是吴小明家拿不出这笔钱，遂放弃了治疗。
吴小明的大姐去世后，父母非常自责和后悔，因为他们当时没去千方百计借钱。因为这个心结，吴小明的父母对金钱变得如饥似渴，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什么都去做。
2003年，吴小明的母亲最早跟着村里的妇女去隔壁的崇仁县卖血浆。卖一次血浆600毫升，可以拿到70块的“营养费”，每周去卖两三次，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蛮可观的数目。
去卖血的都是女人，女人可能觉得男人去卖血更丢人，她们觉得男人还要干重体力活，卖血会把力气卖光。
她们不怕吗？当然害怕。血站的业务员为了能使她们安心，他们的说辞是——卖的是血浆，正常人每天都在造，不会伤身；县城还有些工作体面的老师和公务员也会去卖血。
这套不知真假的说辞无疑给了村里的女人们很多安全感。为了能让自己安心，她们也只能接受和相信这套说辞，以此自我安慰——反正不伤身体，何况连人家“体面人”也去卖血，自己有啥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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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擅长的，就是对看似不合理事情的自我合理化，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合理化中为自己寻求支持和自我安慰。正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在许三观的乡下老家，“没有卖过血的男人是娶不到女人的。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卖一次血能挣到35块钱呢，在田里干半年它也是这么多。”在许三观他们看来，卖血这件事是引以为豪的。卖血证明了人身体好，而且卖血的高收入让人怦然心动，所以人们把卖血当成一种高收入的工作，身上的血变成了他们安全感的来源，他们把身上的血当成天灾人祸的“挡箭牌”——遇到事情了，至少，身上还有血可以卖。
所以当许三观变老以后，有次他卖血被血站拒绝了，当时他已经不缺钱了，孩子也都长大工作了，但是许三观内心非常恐慌——我的血没人要了，再遇到天灾人祸我拿什么去挡呢？
许三观通过卖血一次次地解决家中的天灾人祸，吴小明的母亲也是通过卖血一次次解决吴小明的学费。许三观只是众多中国人中的一个，他的本质被众多中国人悄悄拥有着，像许三观和吴小明母亲这样的人，在阳光照耀不到的角落里，还有很多。
中国农民承载了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苦难，他们为了生存，已经被生活磨砺得粗犷、强悍而坚韧。所以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有多高、要求有多么少的时候，更应当反思造成他们这一切性格的根源，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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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曾在书的序言中表示，《许三观卖血记》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所谓“平等”，就是过上至少不比别人差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很多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许三观是这样，吴小明的母亲，也是这样。正如，在吴小明上大学后，他家里盖起了房子，花了十几万，差不多是妈妈这么多年卖血的钱。
你很难去苛责她，也很难去评判她为啥要用卖血的钱盖房子。因为我们不是她，在她们朴素的世界观里，邻居有的，我也得有。就像许三观那样头脑简单的人所追求的平等，就是像他的邻居一样，无论是一样好或者一样苦。
吴小明村里的女人们习惯了结伴去卖血，她们没有挣钱的活计，发现卖完血身体也没有不适，便逐渐地从抗拒到习惯,从恐惧到坦然，把卖血当成一种“营生”。
都说“钱是人的胆”，有钱的人底气壮，但是，穷人的胆子，难道不是被贫困磨得无敌大吗？
吴小明目睹这一切，内心当然无比撕裂。看到母亲卖完血回来，脸色苍白，他生气又心疼。他阻止过母亲去卖血，但是，母亲的一句“你看，不让我去卖血，哪来的钱交学费呢？”足以击溃那个少年的反抗。
在敏感又脆弱的青春期，这种无形的压力足以让吴小明寝食难安。那种对现状的无力感，对母亲的愧疚感，一直在撕扯着他。
因而在母亲用卖血的钱买肉给吴小明补充营养时，吴小明发火了，他朝母亲大喊，“我这是吃肉吗？我这是吃你的血！”
听到这句话时，我特别心疼。我特别理解那种撕扯与无力感。在沉重的现实里，有多少人拼尽全力，才能勉强活着，才能过上最最普通的生活？
而母亲用自己的血液来供养着吴小明，他怎么能够安心呢？吴小明在后来成长的过程中，他得多么强大才能学会自我疗愈，才能修复内心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及撕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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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经历过家庭贫困的孩子，内心注定会有更多的匮乏感，因为“贫穷”二字早已充斥着他成长过程的全部记忆。不管他多努力，多想摆脱现状，经常会吓得一激灵，害怕自己稍有不慎，生活就会崩塌，就会不小心“跌”回父母曾经的样子。
我记得之前网上看到有个女孩子倾诉说，小时候家里很穷，大学毕业挣钱后，每次自己去看电影，吃昂贵日料或者旅游时，内心都会有愧疚感，觉得父母都没享受过这一些，我怎么可以去享受呢？
哎，又是一个被匮乏感绑架的孩子。
那种早早就被生活欺负的人，被物质的匮乏压榨的人，要成长为内心充盈和与生活和解的人，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啊。
就像，吴小明毕业后稳定下来了，想接父母一起生活，他发现让父母停下来没那么容易。他妈妈看到有人在卖血，“营养费”涨价成270元，她也蠢蠢欲动，想继续卖血；吴小明的爸爸闲不住，跑上海打工去了。吴小明最开始不理解，明明自己很努力了，父母为什么还这么没有安全感？
后来他明白了，“人一旦感受过匮乏，就停不下来了。”这匮乏感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使他们通过不停地攒钱赚钱，获得安全感。
这种匮乏感，不止吴小明的父母有，我们的父母辈，甚至每一个受过穷的人，普遍都或多或少有。
就像，我一个朋友家在厦门岛内拆迁了之后，房子拿了几套，相当于现金几千万，但是他爸妈依然很节俭，舍不得花钱，甚至日常还要出去打零工。因为那代人匮乏过，他们不敢停下来，他们一旦松懈下来，就怕自己会跌回曾经的贫穷里去。
对于穷，我自然也有记忆。犹记得，我家1998年盖完房子后，还欠着外债，我们姐妹又正在上学，我家那几年都非常穷。我记忆里，每到开学季，我妈就带着我，骑着摩托车到人家家里“要债”，也不时有人到我家“要债”。这种经历就自然而然不断驱策着我认真学习，认真对待来之不易的学费。
换个角度想，匮乏感也未必都是坏事。
我妈对别人都很大方，但是对自己特别节俭。除了必要的日常性花费以外，“享受性消费”和“体验性消费”她就会有点舍不得。明明现在家里经济宽裕起来了，但是对自己节俭已经刻进她的生命里了。有一次我请她去电影院看电影，她拒绝了。我开玩笑地说她抠，她很认真地回答，“你没穷过，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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