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的“书”已经不是“书契”之“书”，而是指书写与语言相对应的文字的书，就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字，或语言化文字。
尽管甲骨文之后，中国的文字开始与语言联系起来，开始成为语言的符号化。但是，直至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改革之前，中国的文字又在刻意与语言之间保持着距离，同时文字的字数要低于语言的词汇量。这就是“书不尽言”。然而，尽管语言的词汇量要比文字的词汇量多，但是对于“意”，语言也是难以表达。这里的“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意图、意念之“意”，而是义理、道义之“意”，同“义”。“立象以尽意”，即用八卦符号，用数学符号，去表达义理、道义。
《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接着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系辞》中，提到的是“书、言、象、意”四者间的关系，而王弼关心的则是“象、言、意”三者间的关系。王弼所关注的对象为何比《系辞》少了一个“书”字？原因可能在于，从《系辞》的成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至王弼所处的时代，三国时期，文字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书、言”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字与语言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不同步。就《五经》来说，文字化的仅仅是经文本身，而且这些文字都诘屈聱牙，与日常语言差距很大，需要经师再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读。而经师的解读则没有文字化，停留于口头语言，是口耳相传。
而到了三国时代，经历了两汉之后，《五经》的《传》也文字化了，实现了经传合体，且文本定型。这意味着文字本身的形态更语言化了，文字与语言的距离大大缩小，可以基本认为文字与语言是一致的、同步的。在《系辞》时代，尚且是“书不尽言”，而到了三国时代，由于文字和语言的同步性大大提升，可以基本认为“书可尽言”了，基本实现了“书言”合一，再无区分书、言的必要。
从中国整部文字史来看，其演化轨迹表现为一个从与语言完全分离，到与语言完全同步的跃进式的发展路径。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中，总共有四次文字向语言靠拢的大跃进。
第一次中国文字语言化大跃进是甲骨文的出现。
在甲骨文之前，中国的文字形态是数字化的，是数字文字，又包括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易经八卦系统，具体就是易经卦象。另一个系统是书契系统，具体就是刻画于书契之上的书契文。书契文与八卦卦象本质上都是由数字或数字组合做构成，是数字的符号化。同时八卦符号与书契文之间存在明显的先后继承关系，在根本上又属于同一系统。由于自西汉以来，又一直把易经卦象称之为“象数”，因此可以将易经卦象和书契文统称为“象数文字”。
象数文字相对于语言是完全独立的，与语言毫无关系，尤其是早期的八卦卦象。象数文字被发明出来是完全用于表达“意”的，即表达道义、义理，根本不会考虑与语言的同步，这就是“立象以尽意”。
但是，秦汉以后的学者们中国却仅仅注意到八卦卦象，而忽略了书契文。因为，书契文被引入后来的甲骨文，成为甲骨文之内核。同时，书契本身也被其他更便利的信用工具的使用，而逐渐边缘化，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后。这两方因素导致书契文作为独立的符号系统逐渐消失了，最终导致人们对其失去历史记忆。
甲骨文是文字与语言结合的第一次跃进，实际上成为象数文字，尤其是书契文到语言化文字转变的重要过渡。保留了大量的书契文信息，同时又具备语言文字的初步特征。
甲骨文不仅直接对书契文进行保留和继承，成为一些甲骨文字体的主要结构。同时，一些甲骨文字形的结构中，也保留了书契时代的重要信息。通过识别释读这些甲骨文所继承的书契文，以及分析字形中所包含的书契时代的信息，可以重构书契时代的历史，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和本质。这些对我们真正理解中国文明，无论理解历史，还是理解当下，都有重要作用。这也是我此次撰写重释甲骨文系列文章的意图所在。
第二次汉字大跃进，是金文的兴起。
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由象数文字向语言文字转变的初始状态，与语言的同步性还非常的差，导致甲骨文仅有简短语句，并无成篇文章，且艰涩难懂。而且，在使用目的上，甲骨文也并非用来服务于实际生活，而是用作献给神的祭品，是祭祀敬神用的；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神看的。下文会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解释。
而周代商之后所兴起的金文，在使用目的和与语言的同步性上都取得了跃进性突破。金文是铸在钟鼎等青铜器材上的文字，那时管铜、青铜也叫金，金文因此得名。在使用目的上，金文已经不是单纯地用于祭祀，不是用书敬神，也是为了给人看。《礼记·祭统》“铭者，……，以祀其祖先也，……，明示后世，教也”。铭就是指金文文献。
事实上，金文是汉字在使用目的上由敬神到完全世俗化的一个过渡。在与语言同步性上的跃进，表现在成篇的文章开始出现。最目前出土的最长的金文文献长达500字，就是著名的《毛公鼎》铭文。
《易经》、《尚书》、《春秋》、《诗经》经文与西周金文文献风格非常接近，尤其是前三者，这意味着这四经的经文的文字化属于金文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尽管与语言的同步性较甲骨文提升了一步，但是，同步性依然交差，依然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而《诗经》的文体高度标准化、整齐化，甚至格律化了，因此它的出现一定是最晚的。
第三次汉字大跃进，是从春秋孔子时代开始直至西汉结束的《传》的文字化，“春秋文”的出现。
现代所看到的《五经》文本，分《经》、《传》两部分，尤其是《周易》和《春秋》。目前所流行的最大误解是，《经》才是元典性的，而《传》则是后人的主观性的解释。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说，《经》和《传》都是经，其差别只是在于文字化时间的早晚。
以《周易》为例，卦爻辞风格与金文文献很接近，其出现一定是在西周，属于金文跃进运动的一部分。所谓文王演周易，其真实内涵可能主要在于易经卦辞的文字化，这正是在西周发生的，后人将其归功于西周的开创者文王。西周之前，易经唯一的文字是作为卦象的象数文字，而没有语言文字。无论是卦爻辞，还是对卦爻辞的解读，都是口耳相传。那时并无经传之分。
而《易传》的文字与语言的同步性则再次飞跃，更通俗，更易懂，很多语句现代人也是一看就懂。好无疑问，《易传》的文字形态与卦爻辞的文字形态有很大不同。卦爻辞的文字属于金文。由于《传》的文字化是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开始的，我们不妨把《传》的文字形态叫“春秋文”。
第四次汉字大跃进，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的出现，至此，汉字彻底与语言同步，成为完全的语言化文字。
《易传》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说明在《易传》文本化时代，尽管“春秋文”已经出现，但人们心目中的书，还更多地是指金文文献，与语言高度不同步，因此“不尽言”。
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与《易传》相比，少了“书”。因为此时，金文已经不再流行，甚至已被人们彻底遗忘。后人是凭借不断出土的钟鼎，才得以逐渐重新认识金文。“春秋文”成为文字的流行形态，语言与文字间的差距已经可以忽略了，已经“书”、“言”合一了。
但是，无论是《易传》的“书、言、象、意”，还是王弼的“言、象、意”，都把“象”和“意”单独列出来了，而且都认为最重要的是“意”，而最能直接和更好地表达“意”的则是“象”。
“象”就是象数文字。但是，由于对文字起源史的彻底遗忘和无知，无论是《易传》，还是王弼，都人为忽视和割裂了象数文字与自甲骨文而起的语言化文字之间的联系，把象数文字看成与语言化文字根本不同的东西。他们看法也构成了此后中国传统的主流观点，直至现在。
这导致现代的人一直把甲骨文当成汉字之源头，而无视其象数文字基础，无视象数文字本身。这就人为地割断了中国的文字史，割断了中国文明本身的历史，让我们即无法准确认知和理解汉字本身，也无法准确认知和理解中国文明本身。
荀子说“文以明道”，后来的周敦颐也说“文以载道”。这貌似出现了一个新关系，“文、道”关系。这里的文，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了，而是由文字所组成的文章。到荀子时代所在的战国末期，由于“春秋文”的推广普及，大量长篇大论的文章开始出现。这个时期也恰恰是“诸子百家”的思想活跃时期。“道”就是“道义”，就是“义”、“意”。
因此，“文、道”关系，实质上就是“文、意”关系，是对《系辞》“书、言、象、意”关系，王弼“言、象、意”关系的一个简化。荀子之“文”实质上对应于《系辞》的“书、言”和王弼的“言”，“道”对应于“意”。因此，荀子忽略了“象”，而在“文、书、言于道、意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无论是《系辞》，还是王弼的论调，都是针对解读周易而发，也正是在易学这个专业领域内，象数文字（卦象）被完美地保留下来。而在日常生活中，象数文字是不存在的，而只有语言化文字，即文和文章。尽管忽略了象，以“意”为核心的传统依然被继承下来。
因此，文以载道的思想源头并非是荀子，而是易经，也是中国文明本身。在易经的起源时代，在中国的一开始，“文以载道”的思想就存在了。在那时，并无语言化文字，而只有象数文字（卦象），被用于被表达“意”。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文、道”关系贯穿于整个中国文明史。（DYH：道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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