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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镜报》第6期
公正地讲，陈独秀是美术革命的主将，康有为和吕澂都不过是鼓旗呐喊的人。这跟陈独秀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整个社会西化的学术风气是分不开的。
备受德先生和赛先生影响的陈独秀，“本志对医学和美术，久欲详论”，所以一见吕的来信，不仅“不胜大喜欢迎之至”，不仅完全无顾吕澂对洋画末流的鄙弃，而且更刻意把美术革命的矛头专门指向中国传统绘画，以为“首先要革王画的命”，然后“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于是，陈独秀提倡美术革命的司马昭之心，自然不难揭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首先想到的是社会革命，一切讨论都会围绕这个主题开始，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主线。
所以，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是其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完全服务于他彻底打倒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目的。我发现很多美术理论家莫名其妙地分析陈独秀的美术思想，以期能总结出中国美术发展的未来，这个想法未免太幼稚了。
崔新建-春风吹得一树135X66.5cm（艺术镜报藏）
陈独秀故作偏激之见，以哗众取宠之姿态激起文化争论，全盘否定，必欲“打倒”而后快的美术观点可以说在美术本身是简单的、极端的，在社会变革角度上又是有深刻意义的。虽然有人说“考虑到当时中国画坛（尤其是北京画坛）陈陈相因，唯四王为正宗的衰败而沉闷的背景，就会感受到这种尖锐刻薄的呐喊显示出巨大的胆识和魄力。”（郎绍君，〈论中国现代美术〉P21）但是，这个判断从根本上看是不能成立的。以极端反对极端，从来都会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美术界自推崇美术革命之后，浮躁的风气、衰败的迹象相比民国时候，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足以说明问题实质了。
本文不想对陈独秀的幼稚美术观点进行评论，却想说些题外的话。陈独秀家学渊源，家藏丰富，他说：“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并且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这足见他对中国画传统的成见之深，以至多有违心之论，这暂且不谈，我们要知道的是琉璃厂和沈阳的崇古斋都有陈家的股份，而且还是大股东，以至陈独秀出狱之后的生活费用，大多来自画廊销售中国传统绘画的收入。这跟那些骂了一辈子中国画的油画家，最后还是画中国画糊口一样，让人不免再三叹息！
实则讲来，倡言革中国画命的人，其实大多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在有意无意间想革中国文化的命而已。
文化本不在乎交流，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步骤。但陈独秀一心想把“新旧”为标准的科学主义代替中国画传统所认可的“好坏”为标准的道德主义，未免就有些过于激进了。不过，他首倡美术革命之后，不仅在上海、北京引起轰动，而且在杭州、广州、南京等地也得到反响。因为，美术革命被陈本人主要定义在国画领域，因而美术革命在20年代至40年代演化为“国画革命”或“艺术革命”。 吕澂那点微弱的理智呼吁就淹没在滔滔革命浪潮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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