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扫荡了门阀世族的势力。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北方的契丹族与女真族相继建立了辽、金政权，与宋对峙。蒙古族兴起，兼并金、宋，建立了统一的元政权。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建立了明王朝，恢复了汉族统治。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灭亡了明朝。满族乘机入关，建立了清政权。宋元明清时代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经过斗争而达到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错综，官僚地主掌握着政权，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阶级斗争更趋复杂化。宋元明清时代，科学和艺术都有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辽、金政权
辽（907～1125）始于太祖耶律阿保机。阿保机建辽后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西打到甘州回鹘，东灭渤海国，南占燕云十六州，是宋朝的劲敌。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两国各守旧界，此后不再有大的战事。金（1115～1234）为女真族所建。女真族生活在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以渔猎为生。1115年，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金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太宗即位后，挟灭辽之威，很快席卷而南，1127年灭亡北宋。
理学
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创始人为北宋的周郭颐、邵雍和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的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的朱熹集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及以后朝代中都被作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他们各自形成学派，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如理气、道器、形而上形而下、心性、性情、理欲、人心道心等。他们自称其道为“圣人之道”，其学为“圣人之学”。
宋元明清哲学是以理学为特征的。理学思潮兴起于北宋中期，南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逐渐衰落。理学以儒家孔孟学说和《周易》的哲学为基础，吸取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普遍讨论“形而上”同“形而下”的相互关系一类理论问题，同时又很重视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它在总结以往哲学，特别是玄学和佛学理论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方式更加深入广泛地讨论了各种哲学问题，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哲学，除了理学外，还有其他潮流。各学派之间既有对立和斗争，又有相互影响和渗透，主要是围绕理气、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的。
理气、道器
理与气，是宋代哲学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范畴。张载以“气”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王安石以“元气”为体，以“冲气”为用。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朱熹兼采张、程，以理为第一本原、气为第二本原，形成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明代罗钦顺、王廷相对程朱理学有所批判，强调“理在气中”。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及后来的戴震都肯定气是第一性的，理不能脱离气而独立存在。
朱熹（1130～1200）
南宋哲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年少时便苦读“四书”、“五经”，熟悉诸子百家和佛老思想。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逐渐发现了佛、道之学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朱熹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和文学，他的哲学思想以太极论、理气论、心性论为核心。还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在漳州他首次刊刻《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他继承了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理气范畴导源于宋初易学的发展。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提出了天地万物生成演化的图式，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他以无极为世界的最高本原，认为“无极而太极”（另一版本作“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相互作用而生五行，阴阳五行生成万物，人是万物中最灵者。无极指无形无象，太极指最高最大。无极与太极的关系，因原文语意不明，后人有不同的解释。周敦颐以阴阳为“二气”，以五行为“五气”，太极是不是气，他没有说明。朱熹作《太极图说解》，把太极解释为“理”。而周氏在所著《通书》中谈到理时，未说理即太极。但朱熹的解释却产生了深远影响。邵雍也从易学入手，建立其哲学体系。提出“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又说“道为太极”、“心为太极”，把心与道统一起来。他的观点对程朱都有一定影响。
《太极图说》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一篇说明。太极图是以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圆形图案，俗称阴阳鱼。太极图形象化地表达了它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根源的哲理。它以后发展成中国民族图案所特有的“美”的结构。如“鸾凤和鸣”、“龙凤呈祥”等都是这种以一上一下、一正一反的形式组成生动优美的吉祥图案。道教原有《无极图》，用来表示修炼长生不老之术，宋初陈抟将其刻在了华山石壁上，后又通过种放、穆修传给周敦颐，周敦颐加以改造成为《太极图》。周敦颐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原，以为人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太极图说》全文只有249字，但对后世影响很大。
无极
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原指无穷、无限之意，指派生万物的本体。以其无味、无臭、无声、无色、无始、无终，无可指名，故曰无极。周敦颐《太极图说》提出“无极而太极”，以太极为最原始的本原。太极又叫无极，无极是指太极的无边无际，不可言说；万物产生后，变化无穷。
邵雍（1011～1077）
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号康节，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幼年随父徙居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于苏门山百源之上，胸怀大志，发愤刻苦读书，潜心学问。当时有高人李挺之见他好学不倦，就传授给他《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易学秘奥。中年后，他淡泊名利，隐居洛阳，著书教学。当时的名流学士，如司马光等人都很敬重他，曾集资为他买了一所园宅，题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为“安乐先生”。
张载以“气”的变化说明世界的万事万象。他在《正蒙》中批判了道家“有生于无”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佛教否认客观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肯定“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把气看成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认为气具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即运动变化的功能；气的聚散变化过程谓之道；还认为气的变化有一定法则，称之为“理”。理是“物之理”，“理不在人皆在物”。张载哲学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性质。
张载（1020～1077）
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因久居横渠镇讲学，又被称为横渠先生。弟子多为关中人，后人称他的学派为“关学”。张载任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关心民间疾苦，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戒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能知道。《正蒙》是其重要哲学著作。约成书于熙宁九年（1076）。“蒙”是《周易》的一个卦名，该卦彖辞中有“蒙以养正”语。蒙，即蒙昧未明;正，即订正。意思是从蒙童起就应加以培养。张载著《正蒙》的主要目的，是用儒家学说批判佛、道思想，建立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
程颢、程颐继承并改造了先秦哲学中“理”的范畴，认为天地万物统一之“理”是宇宙的本原。二程所说的理具有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的双重涵义，认为二者是同一的。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指出“道”与“器”的区别，承认二者的统一关系。程颐严格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认为“气”是“形而下”的，不是世界的最高本原，“理”或“道”是“形而上”的，是天地万物的最后根据。朱熹更明确地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认为从形而上下的关系来说，应说“理是本”。朱熹又宣扬“理在事先”、“理在物先”，肯定理对于客观事物的第一性。程朱的理气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才学为一些士大夫所赞叹。曾在洛阳讲学，当时的很多博学之士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专程到河南来求学于程颐。后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他的“天理”说以及“格物致知”说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嵩阳书院就是为纪念“二程”所立的。
二程
程颢和程颐为同胞兄弟，他们共创立了理学，被称为“二程”。程颢（1032～1085），河南洛阳人，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早年从学于周敦颐，并立志于孔孟之道。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上元县主簿。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程颢非常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后人在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他的才学为一些士大夫所赞叹。曾在洛阳讲学，当时的很多博学之士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专程到河南来求学于程颐。后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他的“ 天理” 说以及“格物致知”说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嵩阳书院就是为纪念“二程”所立的。
罗钦顺对程朱理学提出了批评，肯定理在气中，指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认为气有动静、往来、阖辟、升降的变化，形成万物万事，气的运动变化有一定秩序，这就是理。理不是气外的另一个实体。与罗钦顺同时的王廷相肯定气是唯一的实体，认为“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他提出“理载于气”的命题，反对“理可离气而论”的观点。程朱强调“万物一理”，而王廷相认为“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肯定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理。王廷相推崇张载之学，他的理气学说是张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王夫之把张载学说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他提出，“气者理之依也”，“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认为理依凭于气，不能脱离气而存在。王夫之还提出“天下惟器”的命题，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他明确地把道归结为具体事物的规律，从属于客观事物。
颜元（1635～1704）
清初哲学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少年时曾学炼丹，想当神仙，后又习武。19岁中秀才，后在村塾教书，靠教书、行医为生，一生不仕，晚年主持漳州学院，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著作主要有《四存编》等。
清代颜元、戴震是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说“理气俱是天道”，认为理与气是道的不能分离的两个方面。戴震肯定张载以气化为道的观点，认为气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这就是理，就是道。他强调理是事物之间的区别，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不承认超越一切事物的形而上的理。
理气、道器问题，以中国特有的形式表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气”、“器”指物质存在，“理”、“道”指客观规律，气、器是理、道的物质基础，理、道是气、器的运动规律。程朱学派颠倒了物质与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同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样，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思维路线。罗钦顺、王廷相，特别是王夫之等，不承认有脱离物质存在的规律，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维路线。
程朱学派
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二程，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是理学中最大的学派。二程以理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并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道德之理。朱熹集前人之大成，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系统论述了理气的关系，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
心性、心物
宋明理学继承孟子的观点，又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注重研究心性以及心物关系的问题。张载首先提出关于心性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有统一的本性，此性就是变易，说“性与天道云者，易而已矣”。人禀受这统一的性，叫作“天地之性”；人由于身体结构而形成的性，叫作“气质之性”。张载认为人有性又有心，心的特点就是知觉，知觉是“内外之合”，即主体与客体的结合，是外物引起的，说“人本无心”，“因物为心”。张载又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认为心包括性与情；从一方面说，心包括性，从另一方面说，性又是心的来源。
程颢也区别“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以为“天命之性”就是理。程颐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他认为“性之有形者谓之心”，心是性的具体化；心有体、用两个方面。朱熹继承张、程的学说，也把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张载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是气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不同，朱熹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则是理与气的不同。朱熹详细论述了心与性的关系，认为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有理有气然后有心；心是人的知觉，“有知觉谓之心”；心的存在有待于气，“理与气合，便能知觉”。他否认心即理，认为心与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心中有性，性才是理，所以说心中含具万理，“理具于心”。
心统性情
北宋哲学家张载关于人性论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确定了心、性、情三者的关系。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心指精神作用，性指普通的理性，情指普通的情操。“心统性情”是指人的精神作用包括理性和情操。
陆九渊（1139～1193）
宋代哲学家。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临川）人。因常讲学于江西贵溪象山，所以人称象山先生。在朱学初具规模时，陆九渊的心学还在草创阶段，但他的理论倾向正与朱熹相反，还与朱熹发生了论争。
心学
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陆九渊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心性非二，心即是性，性即是理，所以心亦是理。他进一步推论说：宇宙只是一理，而此理即在吾心之中，所以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之心即是本心，主张“发明本心”。以其主观唯心主义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相抗衡。明代王守仁继承陆氏学说，更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否认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
戴震（1723～1777）
清代思想家、哲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屯溪区）人。进士出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戴震擅长考据、训诂、音韵，为清代考据学大师。对经学、语言学、哲学等均有重要贡献。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多方面内容。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阴阳、五行、道都是物质性的气，而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等思想。
明清之际主张“理在气中”的思想家，反对程、朱所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王夫之说：“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颜元强调“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戴震还提出关于性的新定义，说“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别焉是也”，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他既不承认程、朱所谓“性即理”，也不承认陆、王所谓“心即理”，而认为理是外在的、客观的，存在于事物之中，不存在于心中；但心具有认识作用，能辨识客观事物中的理。他说“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这是关于心的新观点，是对心性学说的唯物主义总结。
闻见、知行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知”，即是指认识，包括对一般事物的认识和对道德的认识。所谓“行”是指行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和道德行为。张载论知，分别了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认为见闻之知是“耳目内外之合”，是关于事物的认识;“德性所知”是“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关于天道的认识。他没有直接谈到知行问题，而是强调认识与道德的联系;强调“德性所知”来自道德修养，否定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的联系，陷入神秘的直觉主义。程颐也区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他所说的“德性之知”主要是对“理”的认识，同张载所谓“德性所知”有一定区别。程颐论求知方法，强调格物，说“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认为只要研究了自己身心和天地万物之理，就能觉悟最高本原之理了。程颐着重讨论了知行关系，认为行“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继程颐后，也认为致知方法在于“即物而穷其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然后“一旦豁然贯通”，就达到最高认识了。朱熹注意了知行的关系，认为知在行先。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陆九渊认为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过于烦琐，主张直接求理于心。他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能反省内求，此“理”自然明白起来。陆九渊也主张知先行后说。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强调知行不是二事，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实际上是抹煞知与行的界限，以知为行。王夫之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认为“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是“销行以为知”。他指出：知行“相资以互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二者之中，行是基础，“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他肯定行先知后。这是宋元明清时代对于知行问题的唯物主义总结。
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认识论概念。见闻之知即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德性之知即依赖心的作用而获得的知识。张载认为，见闻之知是人的认识所不可缺少的，但它也是有局限的，它不能穷尽所有的事物，“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属于表层的认识，不能认识道，“耳不可闻道”。相反，德性之知是关于世界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关于“性与天道”和神化的认识，这类知识只有依靠道德的修养，发挥心的作用才能取得。
即物穷理
中国宋明理学中的认识论观点，指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源于《礼记·大学》的“致知在格物”。朱熹认为理派生万物，天下万物又体现着理，有一事物便有一理。因而，穷理便是通过接触各种事物而穷究其中的理，从而体认本体的理。
知行合一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工夫不能分作两截去做；其次，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认为传统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
两一、变化
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宋元明清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说，认为气是对立的统一体。由于对立，所以产生变化；由于统一，所以变化神妙不测。他还认为，由对立统一引起的变化有两种形式：一是显著的，称之为变；一是细微的，称之为化。变与化相互转化，构成事物的发展过程。程颢强调“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又说：“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肯定对立是变化的根源。程颐强调“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认为事物的发展，达到一定限度，必然转向反面。朱熹更提出“一中有对”之说，认为东西、上下、寒暑、昼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对”。“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他所说的一中之对即是内在矛盾。朱熹所举事例主要是静止状态的对立，但也承认对立是变化的根源，他说：“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这是对于张载学说的发挥。王夫之以“大辨”与“至密”说明一切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认为对立面一定是有根本区别的，可谓“大辨”；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可谓“至密”。他又指出，“两端”的统一是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并非另有一个统一体把两者结合起来，“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
一物两体
北宋哲学家张载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两体”指阴阳两个对立面，“一”指对立面的统一；“神”指气化运动的潜能，“化”指阴阳相互作用引起的变化。“一故神”是说，有对立面的统一，才有运动的性能；“两故化”是说，有对立面才有运动变化的过程。即对立和统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具有对立面，对立面又存在统一体之中。
古今、理势
朱熹和陈亮就三代与汉唐的历史评价问题展开论辨。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他认为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朱熹尊古卑今，宣扬历史退化观点，是错误的，但在其中含有批评现实政治的意义。程朱认为三代先王之道有永恒的价值。明代王廷相提出“道有变化”的新观点。他指出，道是气中之道，“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他举例说：“揖让 [1] 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众古者不能宜于今。”认为道是因时而变的，肯定了古今制度变化的必然性。王夫之也肯定道是随时代而改变的，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其必然的趋势和内在的规律。他提出理与势统一的观点，认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已”，“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肯定了历史规律即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最深刻的思想。
陈亮（1143～1194）
南宋思想家，永康学派的代表。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人称龙川先生。陈亮在文学、历史、哲学及政论方面皆有成就。他注重功利，批评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之说，主张农商并重。在政治上，他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还批评朝廷的苟安政策和士人中空谈性命的风气。绍熙四年（1193）参加进士试，获第一名，授佥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未等任职就辞世了。
宋元明清时期最主要的哲学范畴是气、理、心。张载、王安石、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以气为最高范畴；程颢、程颐、朱熹及其弟子以理为最高范畴；陆九渊、王守仁及其弟子以心为最高范畴。以气为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义，以理为世界本原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以心为世界本原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此外还有注重功利的学派，主要代表是陈亮、叶適、颜元、戴震等，他们强调“事功”、“实用”，是反理学的思想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相对而言，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
理与势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历史哲学的范畴。用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其中，“势”标志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向。“理”与“势”相对，标志历史客观进程中所表现的规律性。王夫之认为人们的历史活动形成了历史的现实过程，历史的必然规律也就体现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之中。例如，周文王“以百里而兴”，宋太祖“统一天下”，他们的成功，正体现了“得理自然成势”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顺势自然合理，凡是现实的趋势，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曹操以权谋武力统一北中国，“乘势以处乎尊”，似乎“非理”，但从旁旷观，在当时的条件下曹操这样做也是“合理”的。
[1] 揖让：一指古代宾主相见的礼节。二指禅让，即让位于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此处指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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