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1958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1987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汪建伟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和装置艺术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具跨学科思考和时间的艺术家,研究领域涉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他曾以首位中国内陆艺术家的身份参加"第10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并多次受邀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等重要国际艺术展事。2008年2月,他荣获国际当代艺术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2008年度艺术家奖金,是目前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艺术家。第一届艺术与设计大奖赛候选人。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公共应该是在数量上面达到并被公众分享的,如果不是有很多人介入的话怎么能成为一个公共的空间呢?
汪建伟:我觉得多元文化会导致一个公共概念的瓦解,现在我们要求公共还是一个量的问题,其实最后它会变成若干个公共群体,如果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在一个社会里,你的那一部分跟你有关系,它就是公共的,不可能要求全国人民都喜欢同样一个艺术。在欧洲是这种情况,娱乐、当代艺术、传统艺术都有它非常固定的群体。在巴黎也一样,古典歌剧的剧场、大剧场、小剧场、实验的剧场都要面对公众,都有一整套自己的观众群,但是他们的公众之间是不分享的。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看它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多元并存。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实验艺术,要求象对明星那样来对待它,让观众来喜欢它,我觉得这是肯定不可能达到的,包括对纪录片,公众不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
"装置"这个词是怎么样改变你的艺术创作的?
汪建伟:我没有把这个词当成判断词,因为这个词在当时根本无法从艺术上去理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尝试从你的经验之外去看事物,所以真正的当代艺术不仅仅是局限在艺术史里的,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我理解当代艺术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上的艺术,它对我的改变就是让我从其他的知识和学科里去寻找我的问题,所以我就去读科学的书,有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影响我,可以说,它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以前,我认为艺术家是可以不了解那个世界的,艺术家只需要对自己尊重一点,相信自己的感觉就够了。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地理解你的整个外部世界,你会觉得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观念。比如福柯让我明白了知识、实践、话语之间的关系。
影像对于建筑空间的人文表达有着独特的优势,你对于影像中的空间与建筑空间的关系有什么独特的视角?
汪建伟:其实,影像对于建筑空间的表达有极强的侵略性,就像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媒体的建筑"有过这方面的描述,既建筑作为"媒介"被表达,或者建筑被"媒介"重新界定。影像所具有的视觉支配性使建筑空间的差异与细节被遮蔽,空间的直接性被转化为景观的表象,我们被迫去讨论景象而不是空间,空间的某种支配性因素被放大,或者说以"独特性"的面孔制造出来,它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景观堆积物。所以,我认为影像中的空间与建筑空间本身就是一种二相性互补的关系,如果我们坚持要区别两者的关系以及它们的位置,并以此作为基本条件,我认为比较危险。
我觉得当代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它是可以被在每个具体行业里来看的。比如说,我的影像既参加电影节,可以从电影的角度去看,同时也参加艺术节,人家就会看VIDEO是怎么回事,我是有意地要混淆这个界线。首先是你有没有兴趣来做这个工作,然后是对你来讲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去想这是艺术品还是文献。
技术的深入和思想的深入不在一个层面上,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按照一种方式去从事自己的技术和艺术。这也许是适用于某一种人、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种问题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解决,但不是所有的,而且有时候技术的深度和这个人的表达也不是那么非常有神话感,就好像你对技术了解得越深,但不一定会对事物认识得很深,这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
我不希望我的作品有过于明显的倾向性,艺术中表现的某种"彻底性"需要警惕,在很多录像的作品中,我提供的是一个"现场",一个彼此有关联的空间与影像,而不是一个观念的线型目标。
我始终警惕在我的作品中出现某种起支配作品的东西,因此我的作品始终"不好看",始终无法被读解,当一种会起支配性的因素,比如说"深刻性"、"悲剧性"、"趣味性",我就非常警惕,我就会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去阻止某种倾向的发展。
我理解当代艺术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上的艺术,它对我的改变就是让我从其他的知识和学科里去寻找我的问题,所以我就去读科学的书,有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影响我,可以说,它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以前,我认为艺术家是可以不了解那个世界的,艺术家只需要对自己尊重一点,相信自己的感觉就够了。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地理解你的整个外部世界,你会觉得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观念。比如福柯让我明白了知识、实践、话语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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