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勉,既是一位贤相,也曾是一个秘书。年轻时,他在齐朝做过镇军参军、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这些都是古代秘书性职务。萧衍建立梁朝前后,他又担任过管书记、中书侍郎、谘议参军等秘书性职务,可以说是一个老资格秘书工作者。当然,他更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史称他居官清廉、不营产业、勤于政事、家无蓄积。现摘录他在勤政廉政方面的轶闻三则,以飨读者。
(1)群犬惊吠,亦是传中一事
祖籍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的徐勉,从小笃志好学,早励清节。梁天监二年(公元502年),他被梁武帝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此时梁朝建立才一年多些时间,梁武帝又兴师北伐,朝中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徐勉这时虽然已是吏部的重要官员之一,但因为他是秘书出身,极有文才,为了不延误军机,梁武帝于是让他“参掌军书”。徐勉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工作本身也确实繁忙,他因此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他家养了一群狗,因为他回来得少,这些狗都不认得自己的主人了,他每次回来,都要引起它们的狂吠。畜生们完全把主人当成了陌生人,徐勉既感到好笑,又觉得无奈。有一次他感叹说:“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后一句的意思是:“我死了后,如果有人写我的传记,群犬惊吠倒是件值得一记的轶事。”
(2)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
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徐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吏部是古代六部之首,主管全国组织人事工作,其主官便是尚书。跑官现象不仅现代有,古代也有。徐勉做了吏部尚书,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之后,他家可热闹了,有事没事来套近乎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有些脸皮厚的人,甚至干脆伸手要官。徐勉的态度是一律不给。有一个叫虞暠的人,仗着和徐勉的关系比较好,有一次狮子大开口,一次便“求詹事五官”。徐勉正色道:“今夕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虞暠讨了个没趣,只得讪讪地告辞了。史载:“勉居选官,彝伦有序”,“故时人咸服其无私”。一个古代的“中央组织人事部长”,在用人方面能让众人服其无私,是容易做到的吗?手中握有人事任免权的人,对跑官要官者的态度有没有徐勉那样“绝情”呢?《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私仇不入公门”,意谓个人之间的仇怨,不能带到处理公务中来,那么,徐勉在家里要求来客“只可谈风月(清风明月之美景,可理解为朋友私情),不宜及公事”,也就是不在私室拿原则做交易,不是同样值得称道吗?我们如果都能做到不给跑官者以官职,什么“身体靠运动,当官靠活动”之类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没有流传的市场了。
(3)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古代官吏皆贪财的生动写照。其实,古代的贪官虽说比比皆是,但廉吏也是不乏其人的。徐勉就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史书上说他“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这些话绝非溢美之词。看到他家如此清贫,一些好心人便劝他经营产业,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辎和軿都是古代的车名,此处连用意为家产);如其不才,终为他有。”
“遗子孙以清白”这一思想绝非徐勉一时的即兴之言,而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表露。只要读读他给儿子徐崧的一封家书,就可证明这一点。他在这封《诫子书》中说:“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大意是说:我家本来就清廉,因此常常过着贫穷素朴的生活。至于产业的事情,不但从来没有经营过,也从未谈起过。古人所说“将清白遗留给子孙,不也是很丰厚的遗产吗?”古人又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他们一部经书。”详细探求这些话,确实不是虚妄之词。我虽然不聪敏,但实有这样的志向,希望能够遵循、奉行古人这个教诲,从不敢堕落失误。希望你能够理解和体察我的志向,则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和失望的了。
古往今来,多数父母遗留给子女的往往是多多益善的物质财富,这种父母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滋长依赖心理,从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勇气和能力,坐吃山空,因而是愚蠢的、不明智的。徐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要以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是有所启示的。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徐勉少而厉志忘食,发愤修身,慎言行,择交游;及居重任,竭诚事主,动师古始,依则先王,提衡端轨,物无异议,为梁宗臣,盛矣。”《资治通鉴》上也说梁朝称得上贤相的只有范云和徐勉二人。
读了以上三则轶闻,估计人们会相信他们说的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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