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鲁公的《祭侄文稿》(758年),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名份早定,天下知晓!他后写的《争座位稿》(764年),名头也不小。从古至今,“二稿” 稳居书法山之巅峰。
几年前,我在评颜书文章里说过一个观点:颜鲁公的行书(含行草、行楷)与楷书,二者共同构成了“颜书体系”,行与楷皆至高境,缺一不可,否则颜的书法宗师地位,就会大打折扣。颜的楷书存世很多,行书相对少,而《祭侄文稿》与《争座位稿》,就代表了他在行书上的最高成就。
鲁公“二稿”皆是第一遍草稿,写时率意,圈点、塗改处多,未计工拙,但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抒胸中之不平,发正义之心声,表忠勇之壮举,泣蒼天之不公……
《祭侄稿》是悲摧哀痛的祭祀之作,为家族一门忠烈惨痛的下场,为英武不屈的父子英灵,一挥而就的文章与墨迹,泣鬼神、抒壮志,墨染千秋悲与愤,笔挥胆魄动天地,试问,书法史上何曾见过如此的雄文壮墨!
同样,他的这封《争座位稿》的书信,为维护朝廷纲常及朝班秩序,挺身而出,秉笔直书,以投枪匕首般的犀利,直戳向把控朝政的两大权臣佞臣郭英乂、鱼朝恩,好一番赤裸裸的揭露与鞭苔,义胆包天,豪气如潮,酣畅淋漓,大快人心!颜鲁公,一个无权无势的外臣,又偌大的年纪,自身几遭贬谪,何来的英雄虎胆!他郭英乂在朝上错排个座位碍着谁了?连功勋卓著的郭子仪老令公都默不作声,满朝文武更缄其口,您却不管不顾,大胆上书,难道您不怕报复?您想到后果了吗?考虑没考虑身家性命呀?所以我说,颜鲁公就是颜鲁公!从古至今,忠勇壮烈,正气凛然,铮臣忠臣能臣,国之干城,何人能及呀!
以上说的大致是作品的书写背景、缘由及其正义、大气、积极向上的情感趋向等,二者有着极为相同之处。虽说前后作书相隔了六年,而季明之殇、郭英乂弄权,两件大事都在鲁公心里激起万丈波涛,情之所至,不得不发,不曾料到,两件作品文、墨双绝,青史留名。
从书法艺术而言,二者因都是激情、悲愤、伤感之作,契合处多矣!譬如,字里行间,精力贯注,神态肃然,似闻雷鸣,骤遇风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章法布局,则随性任意游走,参差错落,如泣如诉,天然天成!当然,字法结构更是高妙绝佳,笔法圆转,锋力内含,篆籀线条,质性遒劲,以及随手的圈点涂抹,无不恰到好处。时颜鲁公正逢壮岁,从秦汉篆隶,从二王、张旭处,从南北朝碑刻,以及民间书法处汲取营养,融1化创新,已完成了“颜书”风格的转变。他五十上下的年龄,笔墨功夫已然了得,技术层面己臻高境,风韵格调完全“颜化”,加上激情挥翰,一举而成神品佳作。
《祭侄文稿》,是在见了侄子季明首级及兄长杲卿的几片残骨后所书。此地此境此时,他心情极度悲伤愤慨,感情大潮难以遏止,手中之笔庄严凝重,入纸如锥画沙,点画纵横捭阖,章法错综参差,结体宽博沉郁,行书融入楷则,既显传统功力,又突破二王隽逸清雅之貌,显示出气魄恢宏、博大雄浑的风格特征,殆出天造。我觉得,字如其人。文字与书法完全反映和贯穿了颜鲁公一生的斗争精神、无畏斗志、冰雪情操。
而《争座名稿》,也是草稿之作,但因是写给权势之人阅看的,思考斟酌亦在所难免。颜鲁公虽不惧权势,敢于抨击官宦权贵,同时又考量了后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文稿中有直笔亦有曲笔,先扬后抑,显然带有某种规劝成分。
反映到书法上,行书兼草,笔势笔意上就比《祭侄文稿》稍显柔和一些,婉转一点,笔锋虽犀利但又有所收敛;言辞凿凿,恳切忠直,然并无谩骂羞辱之词。千余字的书信,洋洋洒洒,有一泻千里之势,而持之有据,字字铿锵,一腔正气溢于纸上。从纯艺术的角度看,写得行云流水,珠圆玉润,枯湿浓淡,尽显其妙。
我觉着吧,这恰似一曲激昂雄浑的交响乐,带给人感官上的强烈冲击,心灵上的巨大鸣响。与他六年前所写《祭侄文稿》时相比,此时颜鲁公书法更加成熟,用笔更多老辣,体势独到,行书已现圆融高蹈。二者比较,我之愚见,《争座位稿》,显然更具艺术的感染力。
古代学者对二稿的某些评价,颇有道理。如宋代陈深跋《祭侄文稿》时说,“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文征明也说出了此意 “ 二帖皆一时稿草,未尝用意,故天真烂漫出于寻常畦径之外…所谓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者也”。这都说明,书法无意于佳乃佳,颜氏“二稿”正是如此,通过笔墨展现了人生和宇宙生命之真,假若正儿八经搞创作,为写字而写字,情感上不起什么波澜,一定会写不好,更甭说写出传世经典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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