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鲁公的《祭侄文稿》（758年），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名份早定，天下知晓！他后写的《争座位稿》（764年），名头也不小。从古至今，“二稿” 稳居书法山之巅峰。
几年前，我在评颜书文章里说过一个观点：颜鲁公的行书（含行草、行楷）与楷书，二者共同构成了“颜书体系”，行与楷皆至高境，缺一不可，否则颜的书法宗师地位，就会大打折扣。颜的楷书存世很多，行书相对少，而《祭侄文稿》与《争座位稿》，就代表了他在行书上的最高成就。
鲁公“二稿”皆是第一遍草稿，写时率意，圈点、塗改处多，未计工拙，但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抒胸中之不平，发正义之心声，表忠勇之壮举，泣蒼天之不公……
《祭侄稿》是悲摧哀痛的祭祀之作，为家族一门忠烈惨痛的下场，为英武不屈的父子英灵，一挥而就的文章与墨迹，泣鬼神、抒壮志，墨染千秋悲与愤，笔挥胆魄动天地，试问，书法史上何曾见过如此的雄文壮墨！
同样，他的这封《争座位稿》的书信，为维护朝廷纲常及朝班秩序，挺身而出，秉笔直书，以投枪匕首般的犀利，直戳向把控朝政的两大权臣佞臣郭英乂、鱼朝恩，好一番赤裸裸的揭露与鞭苔，义胆包天，豪气如潮，酣畅淋漓，大快人心！颜鲁公，一个无权无势的外臣，又偌大的年纪，自身几遭贬谪，何来的英雄虎胆！他郭英乂在朝上错排个座位碍着谁了？连功勋卓著的郭子仪老令公都默不作声，满朝文武更缄其口，您却不管不顾，大胆上书，难道您不怕报复？您想到后果了吗？考虑没考虑身家性命呀？所以我说，颜鲁公就是颜鲁公！从古至今，忠勇壮烈，正气凛然，铮臣忠臣能臣，国之干城，何人能及呀！
以上说的大致是作品的书写背景、缘由及其正义、大气、积极向上的情感趋向等，二者有着极为相同之处。虽说前后作书相隔了六年，而季明之殇、郭英乂弄权，两件大事都在鲁公心里激起万丈波涛，情之所至，不得不发，不曾料到，两件作品文、墨双绝，青史留名。
从书法艺术而言，二者因都是激情、悲愤、伤感之作，契合处多矣！譬如，字里行间，精力贯注，神态肃然，似闻雷鸣，骤遇风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章法布局，则随性任意游走，参差错落，如泣如诉，天然天成！当然，字法结构更是高妙绝佳，笔法圆转，锋力内含，篆籀线条，质性遒劲，以及随手的圈点涂抹，无不恰到好处。时颜鲁公正逢壮岁，从秦汉篆隶，从二王、张旭处，从南北朝碑刻，以及民间书法处汲取营养，融1化创新，已完成了“颜书”风格的转变。他五十上下的年龄，笔墨功夫已然了得，技术层面己臻高境，风韵格调完全“颜化”，加上激情挥翰，一举而成神品佳作。
《祭侄文稿》，是在见了侄子季明首级及兄长杲卿的几片残骨后所书。此地此境此时，他心情极度悲伤愤慨，感情大潮难以遏止，手中之笔庄严凝重，入纸如锥画沙，点画纵横捭阖，章法错综参差，结体宽博沉郁，行书融入楷则，既显传统功力，又突破二王隽逸清雅之貌，显示出气魄恢宏、博大雄浑的风格特征，殆出天造。我觉得，字如其人。文字与书法完全反映和贯穿了颜鲁公一生的斗争精神、无畏斗志、冰雪情操。
而《争座名稿》，也是草稿之作，但因是写给权势之人阅看的，思考斟酌亦在所难免。颜鲁公虽不惧权势，敢于抨击官宦权贵，同时又考量了后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文稿中有直笔亦有曲笔，先扬后抑，显然带有某种规劝成分。
反映到书法上，行书兼草，笔势笔意上就比《祭侄文稿》稍显柔和一些，婉转一点，笔锋虽犀利但又有所收敛；言辞凿凿，恳切忠直，然并无谩骂羞辱之词。千余字的书信，洋洋洒洒，有一泻千里之势，而持之有据，字字铿锵，一腔正气溢于纸上。从纯艺术的角度看，写得行云流水，珠圆玉润，枯湿浓淡，尽显其妙。
我觉着吧，这恰似一曲激昂雄浑的交响乐，带给人感官上的强烈冲击，心灵上的巨大鸣响。与他六年前所写《祭侄文稿》时相比，此时颜鲁公书法更加成熟，用笔更多老辣，体势独到，行书已现圆融高蹈。二者比较，我之愚见，《争座位稿》，显然更具艺术的感染力。
古代学者对二稿的某些评价，颇有道理。如宋代陈深跋《祭侄文稿》时说，“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文征明也说出了此意 “ 二帖皆一时稿草，未尝用意，故天真烂漫出于寻常畦径之外…所谓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者也”。这都说明，书法无意于佳乃佳，颜氏“二稿”正是如此，通过笔墨展现了人生和宇宙生命之真，假若正儿八经搞创作，为写字而写字，情感上不起什么波澜，一定会写不好，更甭说写出传世经典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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