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安道,号奇翁,又号畸叟和抱独老人,约生于1332年,卒于1391年,少时学医于朱震亨,并尽得其传。后来,又广搜博览,所以在医学方面造诣较深,《古今医统》一书曾称他“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等等。另外,其诗文书画也名噪一时,可算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良才。
一生著作较多,主要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等,只是其中有些书已经流传,实为一大损失。其学术思想方面,由于学宗《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并师承朱丹溪,治学上注重独立思考和实证,而不盲从古人,所著《溯洄集》中对中医生理、病因、疾病的诊治等总是都有其个人的创见。
1、他对《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载述的“亢害承制”的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发。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化的,宇宙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天地万物在无时无刻的变动之中,始终离不开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的规律,正如他论中所述的,“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抑之,弱者举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则万物生机紊乱,对于人而言就会产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另外,他坚信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生理和生命延续,都必须不断运动和随时变化。同时,它们之间都必须平衡协调,这种运动变化和协调平衡毕竟不是神化莫测,而是可测的。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指出亢害承制是对事物趋向协调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事物(包括人体)生成和败乱的关键。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盖造化之常,不能以元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这一观点,已具有明显的辨证法因素。由于亢害承制规律的普遍性,它在于人体有“亢而自制”和“亢而不能自制”的两种情况。“亢而自制”则使“五脏更相平”,即一脏不平,所不胜之五脏更相平之,平则五脏安和不病;但若“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所以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助之。制其亢,除其害。由此可见,他将“亢则害,承乃制”结合人体生理、病理以及治疗进行解释,其论述是颇为精湛的。
2、对《内经》四气所伤的分析。对于《内经》风、寒、暑、湿四气所伤之论,历代医家都从其病因推论其病理变化,只有他认为当从现有病情以剖析其病源,方能与临床相符。他指出,人体被四气所伤,并不是必然发病,即使发病,病性也有差异,这主要取决于邪正双方的具体情况。举伤风为例说明,如,“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敬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耶?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者,人能知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对于过时后发的疾病,其病因往往是由其临床表现逆推而知的,即“因病知源”。他认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心须从临床具体实际情况详加分析,即使“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所以他提倡医为活法,不宜为《内经》的只字片言所拘执,这一点对后世颇有启发。
3、对《难经》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难经·五十八难》,“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则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而后世伤寒医家采其说,其义多被误解。只有他辞简理明,他认为阴盛阳虚皆寒邪外客;阳盛阴虚皆热邪内炽,因表阳虚于外而受寒邪,故助卫阳以解表,汗出而愈,若下之,则适宜足以引邪入里,所以表邪攻里为大忌。阳热盛于内,势必伤阴,所以热盛于里,下不可缓,下其阳热,适足以保其阴津,若汗之,则反助热益炽,所以里热表证则忌汗法。对此,他以阴阳之盛者指寒热病邪,阴阳之虚者指表里精气,不仅症正通达,而且临证可验。另外,他对《难经·七十五难》之“泻南补北”治法也作了切当的阐释,他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既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故补水泻火,要使水胜火,火热退而木气自衰,这就是母能虚子之义,火退则金不受克而制木,土又不受克而生金,因此,虽不补金,而金自受益。
4、论伤寒、温暑治有不同。他在吸取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心得,对伤寒和温病人概念、病因病机、诊疗原则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比较和区别,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认为温病是感天地恶毒之气所致,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学术见解。他突破前人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强调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决 要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指出“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这个时候,治法应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也有治里热而表自解者”,主张治疗伤寒可效法仲景,治疗温病则以清里热为主。在他以前,论温病多与伤寒相混,直至他,伤寒与温病论证治法才开始分野,所以吴鞠通说,“王安道始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他实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5、对中风病的认识。古人论中风,以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多因风所致,故称为中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真中风”与“类中风”的概念,他说,“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以余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这不仅首创了中医的“真中”、“类中风”之说,而且也开拓了把不同学说,融合折中于一说的新趋势。这对明清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确有很大影响。
总之,他在治学方面,虽本于辰亨“一断于经”之要旨,但并不为这一经所囿,总以片诸实践而为“断经”的根据,对前人之说敢于发表新见而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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