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国古代三大思想家。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学。这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融会百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的学说思想影响极为深刻而久远。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约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生率年月一说约前194年至前114年。西汉著名儒家学者,哲学家、经学家、《春秋》“公羊学”大师。
董仲舒少治《春秋》,其师承不明。精心钻研,“三年不窥园”。弟子众多,下帷讲诵,弟子相传,甚至有不能见其面者。以“公羊学”闻名,汉景帝时立为博士。汉武帝即位后,试图改变统治思想,措施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一开始却遭到其祖母、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阻挠,主张更张政治的主要人物王臧、赵绾被下狱处死,权臣田蚣和窦婴被罢免。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这就为“罢黜百家”扫除了障碍。翌年,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即后世所谓的“天人三策”,对“罢黜百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在对策中,董仲舒还提出了“兴太学”的重要建议,认为“养士之大者,莫大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上,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以后在公孙弘等人的具体计划下逐步得到实施。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谓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确立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刘非的“相”。不过,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先是因为上书讲“阴阳灾变”而触怒了汉武帝,险遭杀身之祸;后又遭到善玩权术的公孙弘之排挤,被故意任命为纵恣不法、屡杀大臣而闻名于世的胶西五刘端的“相”。刘端对董仲舒虽尚能礼敬,但董仲舒恐日久获罪,于是就称病辞职,不再为官。朝廷议论事,常派人到他家征询意见。居家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终老,被当时人誉为“群儒首”、“儒者宗”和“王佐之材”。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中围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宽大的影晌。在哲学上,他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命”和“天志”、“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先秦阴阳家、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构造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现、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的“阴阳灾变”理论,为后来兴盛的谶纬神学提供了依据。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善、恶、中二等之分。在道德论上,认为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突出强凋道德的重要性而轻视功利。在社会政治学说上,强调“大一统”,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理论,对后世有极其巨大且有害的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除了有很大负面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正面的作用值得指出。如他的“天人感应”理沦,固然有宣扬“君权”的一而,但还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又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与孔子讲“忠君”,但又并非君主专制的无条件拥护者,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还借“奉大法古”、革除秦朝弊政为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主张,如:限制地主占有土地数量,堵塞土地兼并之路;取消盐铁官营;解放奴婢,剥夺主人滥杀奴婢的权力;“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为官食俸禄的人不得置产业;反对不顾国内重大矛盾而不断对匈奴大举讨伐的做法。如上种种,应该承认都或多或少是减轻人民负担、有益于老百姓生存的建议。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记载有一百二十三篇。今存有《举贤良对策》三篇(保留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另有《春秋决狱》,今存部分;其余遗文后人编辑《董子文集》,严可均《全汉文》辑有“董仲舒文”二卷。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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