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雪明
一张春运期间深圳北站候车大厅的照片,震撼了我。宽敞高大的现代建筑里,密不透风地挤满了旅客,这种人员密度,设计师肯定始料未及。这样高密度的人员聚集,是巨大的安全隐患,任何意外因素,都可能导致灾难。这种堪称灾害性的人口流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过去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把春运潮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习俗,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既是传统习俗,那就和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可比性,同时也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但认真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回家过年并不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习俗。
我没有检索过古籍。从印象中,读过的文章书籍,似乎没有古人非要回家过年的记述。
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从55岁到68岁,凡14年,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有说快到年底了,先回老家过年去。
完成天下一统的秦国,得力于各国的客卿。“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以及后来的张仪、商鞅、范雎,都是来自异国他乡,他们好像也没有回老家过年的问题。
唐代贺知章是浙江绍兴人,36岁中状元,即在长安为官,直到86岁告老还乡,写下了留传千古的绝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见,故乡对他已经相当陌生,他不大可能经常回家过年。
云游天下的李白,只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颠沛流离的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虽然思乡心切,但也都无法回家过年。
道理很简单,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交通太不便利。旅途艰辛,且充满风险。耗费的时间漫长,而且不可控制。即使到了近代,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奉旨从北京去广州,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官方的旅行保障系统,路上都耗时两个月。游子想回家过年,那是一件无法想象的困难工程。
况且,在农耕社会,出门在外的人很少,绝大多数人就老老实实生活在养育他的土地上。对他们来说,和家人一起过年,就和平时过日子一样。
所以,古时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过年不存在回家的问题,对极少数为官者、游历者、经商者来说,在充分准备之后,探家省亲是可能的,但为过个年专跑一趟,客观上无条件,事实上不可能。
既如此,何来回家过年的传统习俗?
现代社会,交通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长途旅行,不再被视为畏途。但仅是旅行的便利,并不足以形成回家过年的习俗。
正常社会,一个人离家谋生,会在定居地娶妻生子,安家落户,这种情况下,他所有的行为,都会围绕着自己的家庭而展开。比如,我的父母都是东北人,他们很早就出来参加了工作,先在北京,1957年落户西安。我小时候,在1962年和1971年,两次跟随父母回老家,但都是夏天。父母从来没有动过回老家过年的念头。
但确有一批人是回家过年的。从五零年代起,计划经济造就了一种社会现象,让农村的劳动力进城,却不让他们在城里安家。如果他在农村娶妻生子,只能两地分居。这就产生了一大批妻儿在农村的城里人,所谓的“一头沉”。还有夫妻不在一地工作,家庭分离的,对这些人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回家探亲。
而当时国家规定的探亲假只有12天(真不知道这个12天是依照什么算出来的),这对于一个长期分离的家庭,显然不够。于是,多攒几天假,利用春节假期,都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改革开放前,国家规定的公众假期每年只有7天,其中春节就有3天。这对于一个探亲者来说,那是太宝贵了。所以利用春节的假期回家探亲,和妻儿团聚,成为许多在厂矿部队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的不二之选。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春运大军的主要成份。
按理说,改革开放应当打破城乡身分界限,消灭夫妻分居、家庭离散的现象。再加上老一辈两地分居的职工,也基本到了退休的年龄,这一代人退出春运大军,春运可以寿终正寝了。但没想到的是,真正的春运,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1980年,“春运”这个词正式进入我们的生活。
成千万乃至上亿的人脱离农村,进城打工。而他们并没有能成为城市一员,没有能在城市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大部分人的妻子、子女在乡下,让他们日夜萦怀。即使是无牵无挂的打工青年,他们在城市里,大多成为一条生产线上的部件,就算做到白领,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的孤独感、焦虑感是我们难以想像的。富士康连续发生青工跳楼,调查一阵,既无欠薪,也无欺凌,其实就与心理压力有关。青工们在这种背景下,回家过年,暂时脱离这种环境,不仅可以放松身心,也能在与家乡亲友和小伙伴的交流中,得到尊重和认可。这种成就感是他在城市无法得到的。
于是乎,有家小在农村的,回家是刚需;没有家小的,精神上也有刚需。而当回乡的人潮滚动起来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没有刚需的人,也会被裹胁着加入春运大潮,以至于不回家过年的人,还会有一些心理失落。
既然必须回去,选择什么时机?当然非春节莫属。这个时间是农闲,不用面对繁忙的农业劳动,更便于休息、访友、叙旧、相亲。而在制度设计上,国家把春节假期延长到了七天,大多数企业也都给出了更长的假期,于是,回家过年顺理成章。据2017年的数据,全国春运40天,运送旅客27亿人次。这样的人口流动,堪称世界奇观。
所以说来说去,回家过年,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纯粹是一个伪民俗。它是特定社会经济与行政管理制度下的现象,不过几十年的历史。
未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人,在常住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信息和物流的便利,也使亲友见面团聚的需求大大降低;那些劳动力输出的不发达地区,把工业、服务业发展起来,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再会为谋生机而抛家舍业、背井离乡——这样,回家过年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生活的现代化,家乡、家族、家庭的观念,将会越来越淡漠。今天城市中,丁克家庭越来越多,更有文章说,以八零后、九零后为主的“空巢青年”已达5800万之巨,他们最亲近的伴侣是小猫小狗,最常见到的人是快递小哥。这种状态下,正常的与人接触都会排斥,更别说回家过年了。八零后、九零后是我们的未来,但愿他们的主流不是这个样子。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观念与形态与父辈不同,已经是明确无误的事情了。
二三十年后,今天令我们头痛的春运潮、烦人的回家过年,只怕都会成为最温馨的回忆。
(201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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