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是伪民俗

文/颜雪明

一张春运期间深圳北站候车大厅的照片，震撼了我。宽敞高大的现代建筑里，密不透风地挤满了旅客，这种人员密度，设计师肯定始料未及。这样高密度的人员聚集，是巨大的安全隐患，任何意外因素，都可能导致灾难。这种堪称灾害性的人口流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过去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把春运潮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习俗，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既是传统习俗，那就和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可比性，同时也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但认真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回家过年并不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习俗。

我没有检索过古籍。从印象中，读过的文章书籍，似乎没有古人非要回家过年的记述。

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从55岁到68岁，凡14年，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有说快到年底了，先回老家过年去。

完成天下一统的秦国，得力于各国的客卿。“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以及后来的张仪、商鞅、范雎，都是来自异国他乡，他们好像也没有回老家过年的问题。

唐代贺知章是浙江绍兴人，36岁中状元，即在长安为官，直到86岁告老还乡，写下了留传千古的绝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见，故乡对他已经相当陌生，他不大可能经常回家过年。

云游天下的李白，只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颠沛流离的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虽然思乡心切，但也都无法回家过年。

道理很简单，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交通太不便利。旅途艰辛，且充满风险。耗费的时间漫长，而且不可控制。即使到了近代，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奉旨从北京去广州，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官方的旅行保障系统，路上都耗时两个月。游子想回家过年，那是一件无法想象的困难工程。

况且，在农耕社会，出门在外的人很少，绝大多数人就老老实实生活在养育他的土地上。对他们来说，和家人一起过年，就和平时过日子一样。

所以，古时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过年不存在回家的问题，对极少数为官者、游历者、经商者来说，在充分准备之后，探家省亲是可能的，但为过个年专跑一趟，客观上无条件，事实上不可能。

既如此，何来回家过年的传统习俗？

现代社会，交通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长途旅行，不再被视为畏途。但仅是旅行的便利，并不足以形成回家过年的习俗。

正常社会，一个人离家谋生，会在定居地娶妻生子，安家落户，这种情况下，他所有的行为，都会围绕着自己的家庭而展开。比如，我的父母都是东北人，他们很早就出来参加了工作，先在北京，1957年落户西安。我小时候，在1962年和1971年，两次跟随父母回老家，但都是夏天。父母从来没有动过回老家过年的念头。

但确有一批人是回家过年的。从五零年代起，计划经济造就了一种社会现象，让农村的劳动力进城，却不让他们在城里安家。如果他在农村娶妻生子，只能两地分居。这就产生了一大批妻儿在农村的城里人，所谓的“一头沉”。还有夫妻不在一地工作，家庭分离的，对这些人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回家探亲。

而当时国家规定的探亲假只有12天（真不知道这个12天是依照什么算出来的），这对于一个长期分离的家庭，显然不够。于是，多攒几天假，利用春节假期，都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改革开放前，国家规定的公众假期每年只有7天，其中春节就有3天。这对于一个探亲者来说，那是太宝贵了。所以利用春节的假期回家探亲，和妻儿团聚，成为许多在厂矿部队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的不二之选。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时春运大军的主要成份。

按理说，改革开放应当打破城乡身分界限，消灭夫妻分居、家庭离散的现象。再加上老一辈两地分居的职工，也基本到了退休的年龄，这一代人退出春运大军，春运可以寿终正寝了。但没想到的是，真正的春运，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1980年，“春运”这个词正式进入我们的生活。

成千万乃至上亿的人脱离农村，进城打工。而他们并没有能成为城市一员，没有能在城市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大部分人的妻子、子女在乡下，让他们日夜萦怀。即使是无牵无挂的打工青年，他们在城市里，大多成为一条生产线上的部件，就算做到白领，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的孤独感、焦虑感是我们难以想像的。富士康连续发生青工跳楼，调查一阵，既无欠薪，也无欺凌，其实就与心理压力有关。青工们在这种背景下，回家过年，暂时脱离这种环境，不仅可以放松身心，也能在与家乡亲友和小伙伴的交流中，得到尊重和认可。这种成就感是他在城市无法得到的。

于是乎，有家小在农村的，回家是刚需；没有家小的，精神上也有刚需。而当回乡的人潮滚动起来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没有刚需的人，也会被裹胁着加入春运大潮，以至于不回家过年的人，还会有一些心理失落。

既然必须回去，选择什么时机？当然非春节莫属。这个时间是农闲，不用面对繁忙的农业劳动，更便于休息、访友、叙旧、相亲。而在制度设计上，国家把春节假期延长到了七天，大多数企业也都给出了更长的假期，于是，回家过年顺理成章。据2017年的数据，全国春运40天，运送旅客27亿人次。这样的人口流动，堪称世界奇观。

所以说来说去，回家过年，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纯粹是一个伪民俗。它是特定社会经济与行政管理制度下的现象，不过几十年的历史。

未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人，在常住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信息和物流的便利，也使亲友见面团聚的需求大大降低；那些劳动力输出的不发达地区，把工业、服务业发展起来，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再会为谋生机而抛家舍业、背井离乡——这样，回家过年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生活的现代化，家乡、家族、家庭的观念，将会越来越淡漠。今天城市中，丁克家庭越来越多，更有文章说，以八零后、九零后为主的“空巢青年”已达5800万之巨，他们最亲近的伴侣是小猫小狗，最常见到的人是快递小哥。这种状态下，正常的与人接触都会排斥，更别说回家过年了。八零后、九零后是我们的未来，但愿他们的主流不是这个样子。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观念与形态与父辈不同，已经是明确无误的事情了。

二三十年后，今天令我们头痛的春运潮、烦人的回家过年，只怕都会成为最温馨的回忆。

（201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