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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打压讼师,只因朝廷最怕被戳破谎言

現代社會的律師,在传統王朝社會里被稱为“讼師”。讼師者,即替那些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写狀紙为业的人。传統社會里,由于民众受教育的比例相当低,大多数民众連書信也不能自己書写,“代客書信”一直都是落魄書生的一門糊口手艺,因此,一旦面临讼事,就需要有人能説明自己書写狀紙,点拨应对。因此,讼師在历朝历代都成为民間社會不可或缺的“訴讼代理人”。


但是,在民間社會受到欢迎的“讼師”,在历代官府眼里,卻名声不佳。历代官府多认为讼師“摆弄是非”,又“勢利貪財”,利用他們手中的笔,輕則造謠生事,重則禍乱纲紀,因此貶之謂“刀笔吏”。不仅如此,历代官府从立法上就打压讼師,限制讼師的活动。


例如,在唐朝,《唐律疏议·斗讼》規定,讼師挑唆親属相告(如子告父、父告子),或奴婢告主人,則按所告之罪減一等处罚。即使讼師为親属之間的讼事提供帮助,也視为挑唆親属相告。另外,其中还有兩條罪名是专門針对讼師的,一为“为人作辞牒加狀”,即帮人写狀紙,誇大其詞,“加增其狀”,处罚是笞五十。另一为“教令人告事虛”,即挑唆当事人无中生有,誣告他人,犯了此罪,实行反坐原則,減一等处罚。如誣告他人一个应杖九十,那对讼師的处罚就是杖八十。


再例如,在明朝,《大明律集解附例·訴訟》規定,凡是教所誣告他人,以及在為人写狀詞時誇大或掩盖罪行,誣告他人的,与犯人同罪,也即是“誣告反坐”。清朝時,則干脆規定,訟師若是受雇誣告他人的,視同訟師本人誣告;拿了雇主錢財的,計算財務总額,按枉法罪從重处罚。




传統社會的权力集团之所以會打压訟師,其原因就在於訟師的活動挑戰和威胁了权力集团的权威。由於传統社會的所謂“王法”相比於現代法律而言,往往規定模糊,語焉不詳,因此對官府來說,如何适用法律,以及如何詮釋法律,完全可以凭己之所好,這是一種权力。但是,訟師的活動,首先就挑戰了官府對法律的适用解釋权;同時,訟師对法律的不同的適用和詮釋理解,又威胁了官府的权威,使民众可以輕易看到官府“錯了”。因此,权力集团就需要以严峻的法條來严格限制訟師的活動。


用現代的法律常识來理解,訟師之所以代人写狀紙,幫人出主意,原本就是因為許多時候訟事双方各据一詞,真偽並不那麼清晰易辨。但权力集團動輒以“誣告反坐”的緊箍咒,就使得訟師所代理或説明的訟事一旦敗訴,就面臨“反坐”之刑,因此,訟師在説明或代理訟事活動中,只有以官府的意見為指導,不敢須臾逾越。



从权力心理学的角度來看。从事讼師活动的人,主要集中在三类:仕途不暢的读书人;官府衙役和他們的子弟;依仗家勢能影响官吏的豪民。這些人相比于百姓,无论是因为掌握了更多知识,还是拥有官府的关係,或者家勢淩人,都相当于拥有了普通百姓所沒有的“权力”,這是他們能夠有底氣和資源与权力集团所任命的基层官吏進行博弈。


对掌握了由朝廷所賦予权力的基层官吏來說,他們手里的权力有多大,不仅取決于朝廷的賦予,更取決于百姓有多依賴和敬畏他們手里的权力。即使朝廷賦予其生殺予夺的“权力”,但所轄百姓根本不以为然,那他拥有的权力也就形同虛設。讼師因为相比于普通百姓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事实上也就削弱和制約了基层官吏权力的行使。特別是,讼師代理活动所依仗的仍然是朝廷的同一部“王法”,但只要讼師对“王法”的援引和詮釋与基层官吏不同,其性質也就从根本上質疑和动搖了基层官吏的在百姓心目中的公信力和能力。


特別地,讼師的活动不仅挑战和威胁了基层官吏的权威,而且也會在无形中削弱朝廷的威严。代理讼事不仅仰仗朝廷的“王法”,民間社會也同样有着朴素的基本道义立場。在一个缺乏神权权威的社會里,朝廷的权威本來就十分脆弱,“替天行道”一直以來就是中國王朝政治的双刃劍,一个王朝的建立來源于叛乱;而建立的王朝又严加防范轄下百姓、官吏的叛乱。正是因为朝廷的权威缺乏神权的加持,因此讼師的活动对基层官吏的挑战同時也或多或少是在挑战朝廷本身的权威。所以,历朝历代朝廷和官吏阶层都有着限制和禁錮讼師的共识。


但是,又由于朝廷也好,官府也好有必要維持親民的形象,給民众遭遇不公提供必要的投訴渠道,以避免可能的揭竿而起,因此历朝历代都沒有完全禁絕讼師,即使是对讼師最为苛刻的元朝,也只是規定几种罪行不得由讼師代理,只能当事人自行上堂爭讼,例如,謀反(相当于現時代之煽动顛覆罪)、大逆不道(大体上可以比附現時代之寻衅滋事罪)、子孫不孝,等等。



由此,在权力心理学的框架內,历朝历代官府打压讼師不过是因为传統社會权力結构的特异性而导致的必然結果。不仅是传統社會,只要是一个社會的权力結构不是建立在民众授予权力者以权力,而是依靠权力集团巧取豪夺后勉力維持,那么,打压律師也就是勢在必然。在現代社會里,律師事实上是距离政治最近的一个群体,像在美國,律師出身的总統佔据了历屆总統中的大多数;而中國的台湾地區,曾經在威权時代代理被打压异议集团的律師(阿扁)最終也获任民主化后的“总統”职位。這也同時意味着,越是极权的社會,律師的受到打压的概率和程度也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說,律師是最可能戳破政治謊言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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