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著名的思想实验：一个电车司机在轨道分岔上看到将要驶向的轨道上绑着五个人，而另一条轨道上绑着一个人，他是否应该为了这五个人而掉头碾向那一个人。《流浪地球》中牺牲一部分人的情节，既类似“电车难题”，又超越了“电车难题”，因为这是紧急状态下的伦理决断。而电影里刘培强的牺牲，可看作是这一牺牲的自辩和自赎。
电影《流浪地球》在创下春节档票房新高，成为春节期间现象级话题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有意义的争论。争论延伸到原著及电影的价值观层面，而较为集中的一点就是，为了拯救地球和人类，应不应该让几十亿生命为之牺牲。原著小说中，政府根据年龄规定灾难时撤离的先后次序，结婚后的生育权要由抽签决定，影片中，能否获得进入地下城的资格也由抽签决定，这一系列残酷的选择和决断，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审视下是否要得？
较为典型的是署名“漂移周”的文章《〈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类”名义要求“人”的牺牲》。该文指出：
刘慈欣如此彻底地将“人类”放在首位，成为一切牺牲的旨归，而在祭坛上最醒目的是“人”本身。在流浪的时代，“人”将被“人类”取代。……借助极端情境，刘慈欣为这一观念提供了支持：唯有“人”，连同其生命与人性，牺牲于“人类”，“人”才能作为“人类”存活。在二者无法两全之际，“人”与“人类”之间的区别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而是现实的生死存亡。当刘慈欣在“最后的人类”中选择站在人类存续的立场时，这一最后的人类所剩下的仅仅是一具生物性躯体，作为人的身份已然残破无法辨认。[1]
在作者看来，在“人”和“人类”的“电车难题”之间，刘慈欣毅然选择了“人类”，而无视无数个体生命的无助和苦难。作者确实将“人”与“人类”之间的选择视作一道“电车难题”：“这几乎可以看做一个类似‘电车难题’的思想试验，区别在于，这一‘最后的人类’场景既不是在两种不同的道德之间做出选择，也不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做出选择，它完全超出了属人的道德尺度。”[2]
作者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一点：这并不是一道传统的“电车难题”。在《流浪地球》原著里，大刘也似乎在暗示什么：“古代曾有过一个伦理学问题：当洪水到来时，一个只能救走一个人的男人，是去救他的父亲呢，还是去救他的儿子？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3]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不可理解？其实，在刘慈欣那里，在“这个时代的人”那里，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判断题。
“电车难题”预设了现代性伦理的政治正确：个体的生命价值必须得到尊重。个体价值和个体感受无法通过工具理性量化为选择的根据，因为它们拥有质的平等。所以，选择的难处就在于，人们无法毫无亏欠地去牺牲任何个体，去成全哪怕是更多的个体或更高的位格（比如“人类”）。“电车难题”的另一个伦理预设就是建立在共情之上的良心谴责。由于“同情”已成为现代政治伦理的一大基础，相关个体的生命感觉，特别是苦痛感觉，必然要唤起施与者自身的同频共振，因此，电车上任意一方的撕心裂肺都会成为司机或铁道工人的泣血椎心。总而言之，“电车难题”之难，就难在它预设的无法跨越的个体主义原则：就受事方而言，它难在必然要牺牲个体价值，而个体价值无法通过工具理性来判断高下；就施事方而言，它难在任何选择都要引起施事者感同身受的共情体验，以及相伴相生的个体负疚。我们看待“电车难题”，常常聚焦于轨道上的两端无法取舍，其实“电车难题”的要害，毋宁说恰恰是电车司机自己的精神苦刑。
然而，在《流浪地球》原著和电影里，这一伦理困境已经超越了伦理选择，而走向了伦理决断。摆在地球人面前的事实是，牺牲不是选项之一，而是必由之路。联合政府不做出牺牲一部分人的决断就无法保证人类的生存。由于资源的有限和匮乏，它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生存需求。地下城不能延伸到熔岩及以下区域，而尊重并实现每个人的逃跑权就意味着人类的集体灭绝，在让新生儿活活饿死和剥夺生育权之间，准妈妈们恐怕都会赞同“最好的是不要出生”（尼采《悲剧的诞生》）。如果“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剩余时代的奢侈，那么匮乏时代必然是“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荀子·荣辱》）。再加上态势的紧急和时日的无多，公平计算合理分配的时间成本及人类风险由谁来买单？在紧急状态的例外中，斩断情丝的决断便成了必要。尊重个体价值和平等权利的前提是摆脱了生存紧急诉求的闲暇，当这一前提已不存在时，为了安抚弱柳扶风的个体良心而纠结于“电车难题”，岂不是矫情和自私？为了纠结于伦理责任（如果亏欠感也算责任）而放弃决断，岂不是逃避了人类生存的责任？正如刘慈欣所说的，“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现在选择不人性，而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4]。《流浪地球》原著里，“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正是因为洪波涌起，换了人间，人类已经告别了剩余的时代，而进入了匮乏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而不被某种形而上学的类本质框死，那么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主体间性。在地球走向灭亡的紧急状态下，个体原则已经不是第一原则，种的延续才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宪制基础。人类需要的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政治成熟，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决断。“电车难题”立足于本体论的人性人权，而毁灭之际的决断则根植于生存论的人际关系──毁灭之际最基本的关系就是所有人都应该被拯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被拯救。当电车分岔上的徘徊歧路不再适用于这一例外状态时，联合政府便只好担荷人类的罪恶和残酷，而将选择权抛掷给抽签、年龄等非人为因素。决断超越了选择，成为了个人和人类的命运之神。
但在《流浪地球》原著里，联合政府各种带血的决断并非只是以生存的名义和出于技术的安排。联合政府的决断虽然不再纠结于个体权利和个体感受，但依然对道德星空有着最深的敬意，而不是“完全超出了属人的道德尺度”。因为他们的决断取决于他们的伟大动机──保全人类。康德区分了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其中，法权义务是外在的法律对人们课以的责任，而德性义务则是出自内在的道德善意。前者来自法律的立法，后者来自伦理的立法。伦理立法与法律立法的根本区别就是，它使义务变成了动机：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么做是“心之所善”，而不是他者的强制。《流浪地球》原著里带血的决断，和电影中航天员刘培强为了节约资源而放弃妻子的治疗的决定，都是壮士断腕般的伦理立法。它虽然超越了“不可伤人”的法律义务，但为的是实现“拯救人类”的伦理义务。这同样也是一种念念利他，只不过这种利他不能遍及所有，并且要被抵消、被打折扣。但有着利他的宏愿，又没有更好的选择，人类还能怎么样呢？“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吕氏春秋·论威》）问题不在于牺牲不牺牲他者，而在于为什么牺牲，不在于牺牲应不应该，而在于牺牲的意义何在。
牺牲他者的确是带血的原罪。那些逝去的生命，确实如阿甘本笔下的“牲人”，他们的苦痛无人知晓。然而制造牺牲者同样也是痛苦的。这就好比《赵氏孤儿》里的公孙杵臼与程婴，愿挨者痛之于皮肉，愿打者痛之于心。程婴之所以比公孙杵臼更难，就因为他要忍受无穷的精神苦刑，不仅来自丧子之痛，也来自杀人之痛。电影《流浪地球》确实有着和《赵氏孤儿》的微妙相似：结束他人生命的人，最终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实在无法说清楚刘培强在撞向木星的那一刻，究竟是怀着拯救人类的雄心，还是怀着“如可赎兮”的解脱。如果不搞双重标准，那么我们在理解“电车难题”的千古艰难之际，也应该理解决断者的不能承受之重。
电影《流浪地球》比原著的超越之处，就在于将概念化的“为了宏大目标而牺牲个体”这一反政治正确的残酷，还原为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儿子刘启与父亲刘培强之间的相爱相杀，外祖父韩子昂与外孙刘启的相依为命，都源于刘培强的那个带血的决断。如果说小说里联合政府的带血的决断已然背负了沉重的伦理负欠，那么电影似乎是对这一负欠的微弱自辩和伟大自赎。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似乎是对残酷的政治决断做了去政治化的处理，而还原为一个舍小家为大家，从父子反目到“我们天上见”的伦理故事。电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为铁血的决断做出了哪怕是无力的辩护：刘培强正是带血决断者的化身，决断者的痛苦正如刘培强的痛苦，因为他牺牲的是自己的爱妻。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个人的痛苦确实等值于千万人的痛苦。“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当现代哲人们用“电车难题”来审判决断者之际，他们却忘了决断者牺牲的乃是自己的至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刘启一面在情感上怨恨那杀死母亲的父亲，一面又理解着父亲的选择，延续着父亲的事业，比如电影里小刘启念兹在兹着父亲在海边抱着自己仰望星空的童年情景，比如那一串牵动剧情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惊艳担当，而直到父亲选择牺牲的那一刻，他才在撕心裂肺中与父亲和解。刘启是撕裂的，刘培强是撕裂的，联合政府的决断者也是撕裂的，他们在自己心灵最柔软的地方，撕裂着拯救人类而承受的带血的伤口！
正如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注定要让一部分人牺牲，人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人类在担荷拯救使命的同时，也要承负残酷决断的亏欠和撕裂。地球之注定要毁灭如同一个关于有限性的寓言，正如人总是要死的，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索尔·贝娄语）。联合政府的带血的决断，和刘培强的“大义灭亲”，都是在撕裂和亏欠中超越有限性，走向无限之宏愿的伟大努力。虽然星辰大海是走向无限的舞台，但冰封的地球山川楼宇，却如同一座座纪念的墓碑，记录着人类的亏欠，也记录着人类的崇高。
祝福人类！
注释
[1]漂移周：《〈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类”名义要求“人”的牺牲》，澎湃新闻，2019年2月10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67598。
[2]同上。
[3]刘慈欣：《流浪地球》，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4]参见《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刘慈欣VS.江晓原》（王艳主持、记录），《新发现》2007年第11期。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年3月总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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