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赵向阳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成行？”
赵先生认为英美模式有政府-企业-社会非常不平衡的问题，贫富分化过于严重，所以中国更应该向温和的德国和日本学习。
据赵先生自己介绍，他在索尼公司（应该是中国索尼）工作过两年，而后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在德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他说：“多多少少，我对这两个国家有一些具体感性的认知，比较认同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
老冰不了解德国，听赵先生的介绍似乎和日本挺相像，于是就在以下的讨论中也就以日本来套德国。
老冰基本上同意赵先生对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认识和批评。从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或者平均性来说，德日模式确实更好些，似乎比英美模式要更人性化一些。
但遗憾的是中国既学不了德日，也搞不了德日模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和日本都受到过儒教文化的影响，经常就会有人以为中日很相像，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中日民族性相差甚大，实际上就连日本人也知道中国人在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上更加趋近于英美。
赵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不同意“美国改变了中国”的说法，说这样说太激烈。其实，不但可以说是美国改变了中国，甚至可以说只有美国才能改变中国。
老冰原来经常喜欢说一句话：“民主是宿命”，就是有些东西是无法引进或者学习的。一般人们在说“民主”的时候，是指的西欧北美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什么人在想着印度或者菲律宾。也就是说在制度之外，还要有一个“经济发达”的结果。
把这个定义清楚了之后就很明显了：该成为民主国家的地方自然会成为民主国家，不会成为的地方就是被强加了也只是适得其反。这种例子已经不需要再举了。
这种“宿命”也就是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环境中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印度菲律宾什么的往往被人拿来说事并不是因为那儿的民主制度本身有了什么缺陷，而是因为那儿的民主制度没有导致出来欧美日本那样的经济效果，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根本就不是万能的。
同样的社会制度不一定会导致出同样的效果，即便在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都是这样，本身之所以会出现赵先生所说的所谓“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也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其说应该学那种模式，还不如去认识一下这种模式是怎么来的。
本身就很难说哪个模式更好，即便存在更好的模式也不是就可以学习而成功的。有些东西可以学，有些固有的东西是学不来的。大家可以去学通用的数理化课程，努力提高成绩，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学习李娜拿网球世界冠军而挣更多的钱，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日本甚至在民主国家中也是独特的，除了那些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之外，日本是唯一的没有经过殖民地阶段而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民主国家。
日本历史上在有名义上的统一中央政权的同时一直有地方自治的传统，因为这种地方自治的传统，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能够和从西方引进的以民选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很好地相容。
日本社会的自治程度相当大，哪怕是一个新开发的小区，居民来自各地，互不认识，但很快就会有人出来主持“自治会”的选举，制定管理小区的自治会章程，选出自治会人员，然后就自己开始了小区的管理。不少国内的朋友无法理解这套运作，说没了物业公司怎么管理？而老冰则对于这种“无法理解”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无法管理自己呢？非要养一批外人来管理自己呢？
在这种文化中，“共识”的概念就十分重要了，也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企业管理甚至社会管理的精髓。我们说日本人“团队精神”强，实际上是日本人有在干事之前取得“共识”，一旦得到了共识就会全体一致地去干的习惯。
而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自律、自立、自治”的概念，老冰曾经短期主持过一个由不少著名律师、企业家和教授的群，老冰建议不要搞什么“群规”，但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说是“千万不要相信自律和自立”，当然也就无法自治，一定要被人管着才行。
在中国管理企业绝不需要什么“共识”，需要的只是老板的决断，如果老板的决断正确则企业可能发展，反之则垮台。如果说在英美模式中经营企业是为了股东的利益，那么在中国则有可能连股东的利益也不是那么重要，这种管理模式的文化背景就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日本人是没有这种文化的。
贫富悬殊不大在日本是有传统的。日本人一直以日本社会是一个“一亿总中流”，贫富差别很小的社会而自豪，日本的法律也为其提供保障。日本的各种税法都贯彻了一个宗旨，就是给老板们一个“是交税还是分给员工”的选择，而中华文化中没有这种选择，本身中华文化就没有“选择”这么一说。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曾根康弘内阁之后，日本已经开始逐渐接受美国式的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了。首先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住民税的合计最高税率。中曾根上台是1982年，当时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和住民税的合计最高税率是93%，而到1987年11月竹下登就任自民党总裁的时候这个税率已经降到了78%，现在更是降到了55%。
即便是这个税率下，除了少数大企业和外资系企业之外，日本的中小企业老板的收入一般都不超过员工的5倍。
去过日本的人都无法理解在日本比如西瓜或者水果这样的农产品为什么那么贵的问题，其实那是整个社会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而付出的代价。老冰曾经在一个群里试图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不少所谓“知识分子”群友明确表示无法接受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化中，只有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可能接受为了社会安定而付出一定的牺牲，当然被强迫就没办法了，因此在这种文化下面“强迫”就成了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千万不要抱怨怎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多不讲道理的统治者，那是因为只有不讲道理才能统治。
这样您还能指望中国“与德日共行”？作为一种愿望是好的，但是现实是很无情的。
可不可以使用强迫的手段呢？可以，但没有文化背景的强迫是很不可靠的，只要看到已经是9102年了还有人在为了画人体模特儿而愤怒，而且还有不少同情者这件事就能理解老冰的这句话。
再者说，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神话所谓“德日模式”。所谓“在取得共识之后的全体努力”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时甚至会起完全的反作用。
从大的方面来说，日本和德国之所以会在历史上出现过发动世界大战那么大的失误就是因为取得了错误的共识。共识一旦产生就很难克服，拿日本来说，莫名其妙的“满蒙生命线”共识就促成了9.18事变的发生，为了掩盖以及巩固9.18事变的成果，又进一步扩大和中国的战争，一直走到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不归路上。
从小的方面来说，形成共识的过程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其实这就是日本经济这些年来不景气的很大一个原因。大家应该注意到，日本经济开始停滞和以WINDOWS95为标志的IT革命正好是同步的。因为日本企业的“共识文化”而造成的决策缓慢已经不能适应IT革命之后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德国和日本都没有互联网巨头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文化的使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