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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贵族”袍子下的跳蚤 | 刘三解

上期文章谈了“六国旧贵族”,只是蜻蜓点水地点了点项羽,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要给他留够版面,好好说说他的故事。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里,项羽是贵族阶层的代表,刘邦是市井无赖的代表,哪个谈“六国旧贵族”,也不可能不把项羽拎出来当典型,更有甚者还将他的失败归结于贵族阶级的骄傲或是某种“贵族精神”。

是耶非耶?

正如三解在《六国旧贵族复辟摧毁大秦帝国?一个流毒甚广的谣言》一文中谈及的,战国、秦、汉之际的“贵族”固然有大、小之分,其界定仍以血脉、爵位为基准,其外在表现,自然也就包括一系列的身份待遇。

比如文中提到的“得带剑者”,在大秦治下,至少有两位名人曾有与“剑”相关的故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一般来说,这是“贵族”教育的例子,那么,《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

两条记载都说明,韩信有剑,且招摇过市许久,他人在淮阴,为秦朝“新黔首”无疑,又“不得推择为吏”,也“不能治生商贾”却“得带剑”,漂母也曾对他说: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对这“王孙”二字,注家早有关注:

《集解》:苏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隐》:刘德曰:“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苏林亦同。张晏云“字王孙”,非也。

王孙、公子,都是针对“贵族血统”的尊称,无论是真事儿,还是客气,都说明,韩信本人也是个“旧贵族”,只是不知其所来的“贵族”,这一贵族身份,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和收入,却肯定给予了他在新朝的“爵位”,否则,他与南昌亭长非亲非故,也没见秦朝的亭长有社会保障的职能,何以能够:

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注意,“南昌亭长”本人没有反应,而是“亭长妻”,其拒绝韩信的方式也与刘邦之嫂刮羹类似,也就是不撕破脸面,让你自去,若韩信真是一介贫民,又无家人义务,何必如此费事?

而在秦始皇陵营造者墓地出土的瓦文,其实也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秦朝治下,“军功爵位”已经不等于经济地位,哪怕是第四等士爵“不更”,一样可能因为“居赀”,也就是欠公家债务而“输作”,那么,哪怕韩信身有“高爵”,未必就不能衣食无着。

只不过,项羽家和韩信情况不同,韩信早年经历虽无详细记载,《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却有如此一句: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说,司马迁亲自访谈得知,韩信母死时,韩信应已成年,而其母葬地为“行营高敞地”,那么,韩信之父的坟墓何在?其自选“母冢”,说明母亲并未与父亲“合葬”,故此可知,韩信或许连父亲葬地也不知晓,自然也就不会有宗族之助,也就是说,韩信出身至多至多,是有身份而无势力。

反观项羽家族,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梁尝有栎阳逮,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简单翻译下,项梁曾经在秦国旧都栎阳被逮捕,曹咎,按照应劭的注释,应为蕲县狱掾,也就是蕲县狱曹史,与沛县曹参同职,给当时的栎阳狱曹史司马欣写了一封信,案子就平了!

竟然,没事儿了!那么,这个罪有多大呢?注家有说是“坐事”,“有罪相连及”,也就是被连坐了,但看后面这句,“项梁杀人”,注意,接下来说的是“避仇于吴中”,而不是像陈余、张耳一样的“逃亡”、“藏匿”,说明什么?

说明项梁当时被抹平的案子极有可能就是这桩“杀人案”,因为秦法不治他这个杀人犯,仇人才要追杀他,他只好从老家逃奔了“吴中”,要知道,此时秦始皇尚在,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游会稽之前。

也就意味着,在秦朝的“大治”时代,一个“杀人犯”靠着他的社会关系,可以牵动“蕲”这个旧楚地,“栎阳”这个旧秦地的两个中级司法官员,帮他把命案抹平!

所以,项梁在秦朝,照样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只是不再有“世代为楚将”的高官显爵罢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堂而皇之地主持“大徭役”和“丧事”,更说明他并没有受到秦帝国的压制和打击。

或许有人要问了,项梁混得不错,为什么一直想反秦呢?

那么三解要反问了,谁告诉你“他一直想”呢?

事实上,看《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一直到秦始皇游会稽: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画面感很强吧?看到秦始皇的煌煌天威,项羽和叔叔家人一起看热闹,来了一句“敢把皇帝拉下马”,项梁的反应是捂他的嘴,告诫他,不许胡说八道,会死全家的,但是因此高看项羽一眼,觉得这孩子有大志向。

这说明什么?

说明项梁在此之前,从未对家族内部的“年轻成员”提及过要反秦的事儿,否则,家族内的老话题,被项羽掀出来,就不应该是“奇”了,而是骂他蠢货了,项羽此时不过23虚岁,能有这个大见识,或许还有其他项氏宗族的子弟被威慑的样子作对比,这才“奇”。

注意,此时距离项梁反秦不到两年时间,也就是说,他之前都没有宣扬“反秦”之志,但是有一系列被人联系到“反秦”的行为,如《楚汉春秋》记载:

项梁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御览》三百八十六)

项梁阴养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御览》八百三十五)

两条记载都说明项梁养士,《史记·项羽本纪》也提到他用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不算新闻,其中有“大力士”能拔树砸地,那也就是鲁智深一样的人物,而后一条则说了数字,就是九十人,其中一位还假装得病,在家中铸造大钱,以购置甲兵。

这里说句题外话,“大钱”,三解将在后文中重点讨论,而购置甲兵,从里耶秦简的记录来看,至少秦洞庭郡迁陵县市场是有武器出售的,也就是说,虽然秦朝政府有武器禁令,却不代表没有武器交易,其中一部分肯定是合法的。

毫无疑问,项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养死士、私铸钱、具甲兵等等,但是结合他之前杀人脱罪的前史,又有包揽徭役、丧事的行为,“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这些行径在汉武帝时代,有一个专门的说法——“横行不法,武断乡曲”,归类就是,游侠豪强。

如果说项梁干这些事儿是“为了反秦”,那么,汉景帝、汉武帝时代动辄屠灭数百、数千家的豪强、游侠,也都是“为了反汉”?

当然不是,这种模式恰恰是战国时代以来豪强巨室习惯的生存方式,富贵则养士,养士则武断乡曲,与基层政权分庭抗礼,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待经济力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再通过朝廷“赀选”的制度,让优秀的子弟进入朝廷,获得更大的特权和富贵,说得直白点,通过侵夺、窃取基层政府的暴力权限,“求财”。

当然,项氏比《史记·酷吏列传》里被诛灭的长长家族名单幸运的是,积攒够力量后赶上了大时代。

而这也就涉及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项梁起兵时,打得是谁的旗子?

答案出人意料——秦朝。

见《史记·项羽本纪》: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

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

……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这段很长,也得翻译。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义,两个月后,秦朝任命的会稽郡代理郡守殷通就把项梁叫过去说,长江以西的秦地都造反了,秦也灭亡了,我想先发制人,派你和桓楚为将军起兵。

此时的桓楚在“泽中”,也就是大湖间逃亡,类似于刘邦率众在芒砀山为盗,会稽郡守的想法和沛县县令的想法差不多,集合“反贼”一起反秦,没想到项梁要“吃独食”,直接让项羽把他杀了,接着才是重点。

项梁拿着郡守的头颅,身上配着太守的印绶,来到郡守府众人面前,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秦吏”,按照编制应该有一群“卒史”、“属”都在,还有吏的“养”,也就是刑徒服务员,人数是不少的,项羽击杀了近百人,郡府全部吓怕了,都趴在地上不敢起来。

于是,项梁召集“故所知”豪吏,也就是老熟人们,告知他们自己要“起大事”,又征发“吴中兵”,也就是会稽郡驻地县的县兵,并派人到属县征兵,得到精兵八千人,于是项梁任命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也就是各级军官。

做完这些事儿,项梁自称“楚将”项燕之后,复楚建国了吗?

没有,他仍旧拿着秦朝下发的“会稽郡守印”,以“会稽守”的名义,任命项羽为裨将,也就是副手,抚徇属县。

依性质论,项梁这是在“反秦”吗?当然不是,历史上有一位与他的行径非常类似的人物——赵佗,见《史记·南越列传》:

(任嚣)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要知道,赵佗的本职就是龙川县令,按照服虔的注释,任嚣在死前伪造诏书,任命赵佗为南海郡尉,才得以下公文以防备北方群盗的名义封闭关口,之后,他又以“秦法”的名义把秦朝正式任命的“长吏”,也就是令、丞、尉之类的正印官杀掉,任命自己的党羽代理守卫。

可以说,项梁、赵佗的行径如出一辙,都是诈称“秦吏”统御部众,而非举大旗立六国后反秦建国,可谓首鼠两端中的典范。

他真正走向“反秦”其实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人,甚至只是一张纸。

这张纸是一个叫“召平”的人送来的,也正是项梁急需的。

见《史记·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於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也就是说,广陵人召平遵照陈胜分兵掠地的指令回老家打天下,没想到没搞定,又听说陈王大败,秦兵东来,就从京口渡江至吴地,假传圣旨任命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对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涉将召平矫拜项梁为楚柱国,急西击秦。

可知,《项羽本纪》中的“楚王”指的就是“张楚”,因为这个时候只有这一个“楚政权”,所以,实际上“召平”是把项梁视为“张楚”的救命稻草,用“上柱国”这个执政的职位诱惑项梁西征增援。

项梁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谎言”,毕竟“张楚”起兵之初就诈称“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作为“旗号”的家族,被任命为大将、执政完全在情理之中,就算是他明知是假的,反秦共主“张楚”政权的二号人物,完全值得冒险了。

所以,江东的猛虎出山了。

那么,为什么“张楚”的号召力如此之大呢?难道不应该是“六国后更有吸引力吗?

这就得看下“六国后”的国家到底是怎么来的,见《史记·陈涉世家》: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这是陈胜起兵之后的一大举措,就是一路以吴广为“假王”,也就是代理之王,监,也就是统帅众将进攻荥阳,命令武臣、张耳、陈余进攻赵地,邓宗攻九江郡,其实就是以陈县为中心拓地。

很有意思的是他对葛婴的态度:

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

两条记载连起来看,葛婴是他在攻克陈县之前派出掠地的方面将领,先立了襄强为楚王,打出了“楚国”的旗号,得知陈胜为王,又杀掉了襄强,回来又被陈胜杀了。

这是死的第一个“复国国王”,是陈胜部将立的。

接下来,是“赵王”: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

武臣干脆是“陈人”,也就是“旧楚人”自立为赵王,也是陈胜派出的部将,他最开始时带着陈余、张耳等三千人渡黄河,至诸县,说服当地豪杰,收兵数万,号为武信君。

接下来就面临挫折:

下赵十城,余皆城守,莫肯下。

也就是说,人家不买他账,等到他赦免了秦朝的范阳令之后,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

说明,此时赵地,仍是秦吏说了算,保障了人身安全后,才投降他。

进了邯郸之后,武臣自立为赵王。不想,他自己的部将李良又投了秦朝,把他杀了。

此后,陈余、张耳才立了赵歇做赵王, 问题是,这个赵歇除了姓赵,连“诸公子”都没提,与赵王室有什么血缘关系,没人知道。

而死鬼武臣在之前派出了部下韩广去进攻燕地,却制造了一个“燕王”:

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原将军立为燕王。”

前上谷郡卒史,自然是秦吏,到了燕地,被人怂恿一下,就成了“燕王”了。

至于魏国,本来是派遣周市去掠地,很顺利,又去进攻狄县,被自立为齐王的田儋给打败了,退回魏地,脑子也活泛了。

魏王豹的哥哥魏咎在魏国时候被封为宁陵君,秦灭魏他被免为庶人,等到陈胜起兵,他就跑过去投奔了,也就是说,他是陈胜的部下。等到周市把魏国地盘打下来,手下人要立他为魏王,他不干,要求必须立魏国后人,五反,就是往返五次,才让陈胜允许魏咎当魏王,那么,主持魏国军政实权的是谁呢?是魏咎?当然不是,是魏相周市。

六个国家恢复了四个了,都算是“张楚”的人,而齐国却不在治下,因为田氏自有人才:

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

这一句话说了仨齐王,而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族也”,也就是族人,田氏族可大了,一个祖宗生一堆儿孙,和正统王室可能还不如韩王信关系近呢,起码人家还有个可以确知的祖宗,当然,这一家子本来就是豪强,还杀了“狄令”,和项梁的举动如出一辙。

剩下就一个韩国,一直没有“复国”,直到项梁说了算的时候:

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

这里涉及了俩韩王,一个是之前的韩王成,身份清晰,韩国诸公子,另一个是韩王信,他是韩襄王的后裔,韩襄王何许人呢?与秦武王同辈会盟的韩王,秦武王和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是兄弟,也就是说,韩王信这个“六国宗室”跟正统韩王血脉,都快出五服了。

至于陈胜之后的两位楚王,一位是秦嘉所立的景驹,景氏,连楚王的熊氏都不是,要知道,屈、景、昭是楚国公族三大姓,但就类似于鲁国三桓,也就是某代楚王的非继承人子孙,这距离楚王正统,都差着春秋和战国了

之后,项梁立了熊心,这位是什么角色?楚怀王之孙。

楚怀王之后是: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负刍。

寻访了一下, 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就算他是真的,血缘差了多远?

更重要的是,这里面的各位“六国王”,要么是陈胜部将,要么就是陈胜部将的傀儡。


扶立他们的理由,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

项羽的解释非常直白,为了反秦的大目标,所以才“假立诸侯后”,“假”就是“权宜”、“代理”的意思,类似于韩信在楚汉之争中要求刘邦封自己“假齐王”,被“假立”的“诸侯后”,其实就是个旗号,给地方“豪吏、豪杰”们一个投降的理由,类似于“公子扶苏”、“楚将项燕”,活得不行,死得也成。

对于这两面自相矛盾的旗子,李开元教授解释为“公子扶苏”的楚人血统,其实,对照下项梁、赵佗的“两面派”打法,就可得出另一个更合理的解释,那就是陈胜、吴广初起时,在蕲县这个项氏颇有名声地方,见到项氏同情者就喊“楚将项燕”,见到秦朝的支持者就喊“公子扶苏”,哪面旗子管用就用哪面,都不管用就提着剑砍他。


正因为如此,如非必要,没人把“六国后”当回事。

而扶立“楚怀王”就是一个“必要”的时候。

见《史记·陈涉世家》: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於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嘉这个不听陈胜号令的“大司马”听说陈胜战败跑了,就立刻立“景驹”为楚王,同时派出公孙庆出使齐国,招起兵共同击秦,可见秦嘉本身对“张楚”法统根本不认同,只是迫于无奈,这抓到机会了,自然自己“立王”。当然,秦嘉这个“楚”的势力和影响力不小,连丢失了丰邑的刘邦都来投奔了。

注意,重点在下文的辩论,齐王指责楚国不应该没请示齐国就“立王”,这个逻辑实际上是说,陈王就算是死了,臣下也无权私下立王,应该请示一下比他们地位高的“齐王”,而公孙庆的反驳是:齐国不向楚国请示而自立,楚国立王又有什么道理请示齐国?

况且,楚国是牵头起义的国家,理所应当号令天下。

结果,齐王杀了公孙庆。

也就是说,在“张楚”的体系之中,往往认为“张楚”和其继承者“楚”具有号令天下资格,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时代,就是“楚朝”,“六国后的诸侯国是低一等的,完全和“张楚”没有瓜葛,反倒打过仗的齐人当然不会认这个账。

再看《史记·项羽本纪》:

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这两句话,可见项梁对陈胜的重视,先以秦嘉背叛陈胜立景驹为名,打垮它,又在得到陈胜确定的死讯后召集众将到薛会议。这才有了: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

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於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注意范增的措辞,他两次提起“陈胜”,都不以“陈王”相称,而且两次说他失败是理所应当的,实际上是抹除了“张楚”政权的合法性,为什么之前对“张楚”和“陈王”大旗那么看重的项梁却“然其言”,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范增的这段话给项梁“解套”了。

陈胜作为“首事”之君,几个月就败亡,到底是不是“反秦”就反错了?是逆天而行?这是所有与会的“诸将”必然思考的问题,如果都觉得这是大势所趋,章邯大兵压境,人心散了队伍没法带。

而范增将“反秦”各战场的失败解释为陈胜个人“逆天意民心”的失败,就为所有人提供了“免责”的理由,只要扶立“楚之后”,我们就走回正确的“路线”了嘛。

这就是“反秦事业胜利”必然性与“陈胜个人失败”偶然性的关系。

所以,项梁“从民所望”,立楚怀王,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楚怀王真的“民心所向”,而是这个特殊的时期,他“必须民心所向”,也就是前文中说到的“必要的时候”。

之所以这么说,而不认为是项梁“真信了”,在于他立楚怀王之后的举措,以陈婴为“楚上柱国”,“与怀王都盱台”,也就是把“楚上柱国”这个职位“让给”陈婴,并把陈婴留在了楚怀王身边,而他自己呢?

“自号武信君”,注意,不是楚怀王封的,而是自己“称”的,参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这个名号,为秦二世元年九月杀殷通之后自立,秦二世二年二月项梁任楚“上柱国渡江,至此,将“楚上柱国”职位交给陈婴,自己仍以“武信君”为号,不担任任何“楚国”的职务,项梁真的将自己视为楚怀王之臣吗?

这种行为方式与之前的“两面派”手法,完全如出一辙,立楚后,不听楚令,反而以独立的身份号令“楚军”,手法与陈胜诸将扶立“六国后”完全如出一辙,甚至更加超然,这也就无怪乎项羽入咸阳之后,根本不把楚怀王当一回事。

更有意思的是,这么想的,不止项梁、项梁,也包括口口声声“怀王之约”、风风火火为“义帝”发丧的刘邦。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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