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理上为人文学科提供辩护，是一件极难的事

《银翼杀手2049》剧照

·文/李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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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自由并不是一种必需。有的人甚至认为，自由不过是一种奢侈品，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专利”。然而，历史和现实一再地告诉我们，自由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没有自由，对于真相的揭示就会被认为是“谣言”，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饥荒或病毒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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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由，一种常见的批评意见是：自由不能当饭吃。自由既不是米饭也不是面条，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确不能当饭吃。但是，自由真的和吃饭无关吗？在指令经济时代，许多人都有过饥饿的经历，营养不良更是普遍。可不就是没饭吃吗？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没有自由。今天人们有饭吃，正是自由扩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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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素的生活中，我们在乎各种各样的东西，不仅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在乎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然而，面对新冠病毒，我们会强烈地感知到，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首要的东西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没有了生命，其他所有的好东西犹如梦幻；没有了自由和财产，生命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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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说：“人们的精神应该经常得到鼓舞，以限制政府的野心。对人民的精神的鼓舞就是为了阻止这种野心。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没有什么比出版自由更有效。通过出版自由，一个民族的所有学识、智慧和天才，都会被用于自由的地方。”相反，没有出版自由的地方就只有权力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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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为什么重要？在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是一种内在价值，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终极价值。这个意义上的真似乎是无用的。另一个意义上，在某种实用主义的观念看来，对真相的获取有利于人类的生存：这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族群。与此相反，在某个临界点上，真相的缺失会让我们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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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次随病毒而来的生命劫难，有作家呼吁说，希望青年学生做一个有“记性”的人。我想，这位作家是真诚的，并且对于灾难的个体性记忆也是非常珍贵的。只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那么个体性的记忆将很难转化为一种集体记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性的记忆会面临失真乃至消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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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切尔诺贝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压制性特征的管理体制，这种压制性不仅体现在权力对专业人员的规训之中，也体现在专业人员内部的上下级之间。这种体制在表面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似乎一切都是有序可掌控的。但由于缺乏自由和透明性，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终而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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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学理上为人文学科提供辩护，是一件极难的事。因为自科学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方法论，而人文学科则相对落后。这就要求人文学者必须重视理论研究，为人文学科奠基，而非只是充当某种“道统”或意识形态的辩护者。在我看来，为人文学科辩护，首先要搞清楚“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