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2049》剧照
·文/李文倩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自由并不是一种必需。有的人甚至认为,自由不过是一种奢侈品,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专利”。然而,历史和现实一再地告诉我们,自由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没有自由,对于真相的揭示就会被认为是“谣言”,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饥荒或病毒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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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由,一种常见的批评意见是:自由不能当饭吃。自由既不是米饭也不是面条,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确不能当饭吃。但是,自由真的和吃饭无关吗?在指令经济时代,许多人都有过饥饿的经历,营养不良更是普遍。可不就是没饭吃吗?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没有自由。今天人们有饭吃,正是自由扩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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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素的生活中,我们在乎各种各样的东西,不仅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在乎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然而,面对新冠病毒,我们会强烈地感知到,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首要的东西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没有了生命,其他所有的好东西犹如梦幻;没有了自由和财产,生命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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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说:“人们的精神应该经常得到鼓舞,以限制政府的野心。对人民的精神的鼓舞就是为了阻止这种野心。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没有什么比出版自由更有效。通过出版自由,一个民族的所有学识、智慧和天才,都会被用于自由的地方。”相反,没有出版自由的地方就只有权力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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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为什么重要?在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是一种内在价值,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终极价值。这个意义上的真似乎是无用的。另一个意义上,在某种实用主义的观念看来,对真相的获取有利于人类的生存:这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族群。与此相反,在某个临界点上,真相的缺失会让我们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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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次随病毒而来的生命劫难,有作家呼吁说,希望青年学生做一个有“记性”的人。我想,这位作家是真诚的,并且对于灾难的个体性记忆也是非常珍贵的。只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那么个体性的记忆将很难转化为一种集体记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性的记忆会面临失真乃至消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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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切尔诺贝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压制性特征的管理体制,这种压制性不仅体现在权力对专业人员的规训之中,也体现在专业人员内部的上下级之间。这种体制在表面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似乎一切都是有序可掌控的。但由于缺乏自由和透明性,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终而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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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学理上为人文学科提供辩护,是一件极难的事。因为自科学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方法论,而人文学科则相对落后。这就要求人文学者必须重视理论研究,为人文学科奠基,而非只是充当某种“道统”或意识形态的辩护者。在我看来,为人文学科辩护,首先要搞清楚“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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