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刘大椿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1583年，即万历十一年，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平淡无奇的一年，但在今日回看，它却是影响后来历史走向的至关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张居正去世还没多久，即被万历皇帝清算，“万历新政”立时崩溃，明朝的衰亡自此几成定局。恰在此时的北方，努尔哈赤的父、祖均被明军所杀，使他日后决然走上复仇灭明的征途。
就在这王朝更替暗潮汹涌的前夜，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来自意大利的两位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抵达了中国，他们在这一年获得了官方许可，正式进入广东肇庆开始传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大椿的目光就聚焦在了这两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外国人身上。在他看来，正是这两人的到来，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序幕，也成为他出版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两部百万字大书的起点。
错失机会
1583年，利玛窦来到了广东肇庆。这里是他进入中国传教的首站，也是他凭借科学知识崭露头角的地方。
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本不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而是他们传播基督教的一种手段。然而，就是这个传教过程中的副产品，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肇庆，利玛窦挂出的世界地图，迥异于中国人的世界观，给人们极大的冲击。为了迎合中国人的传统心态，他机智地将中国画在了地图的中央，使地图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利玛窦还给官员们赠送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科学仪器，以获取好感，笼络人心。科学手段和传教目的被他很好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明王朝，刚刚经历了“万历新政”带来的短暂繁荣，开始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败的黄昏。即使庞大的专制帝国在日渐衰落，但在刘大椿看来，晚明的科技发展却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科技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在明朝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实用技术和工程，比如航海、纺织、冶金等方面，仍然领先于世界，并出现了《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重要的总结性科技著作。
“明朝与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此长彼短、各有千秋。”刘大椿说，“利玛窦等人到来之后，欧洲新科技传入中国，一些中国士大夫，比如徐光启，也迅速吸收这些新科技。”
在肇庆居住六年后，利玛窦先后来到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一步步接近权力中心，影响也一点点扩大。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利玛窦顺利留在北京后，历史进入动荡的17世纪，这也是西学东渐风生水起的一个世纪。一方面，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中国士大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可谓群英荟萃。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帝王对传教士的态度都不差。万历皇帝喜爱利玛窦贡献的方物；天启皇帝有感于红夷大炮的威力而赞成耶稣会士来华；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很信任，对传教士也不排斥；顺治皇帝对汤若望恩宠有加；康熙皇帝更是亲自学习西学知识。
在刘大椿看来，明末，一个稳定的西学共同体已经在推动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近现代科技转型初现端倪。甚至可以想象，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将会迎来发生科技革命的机会。
然而历史走向有其自己的轨迹。康熙皇帝后期对西学态度转变，钦定西学东源的思想，到了雍正、乾隆、嘉庆时期，中国社会重新走向了闭关锁国、文化专制的状态，西学东渐式微。
从西学东渐到西学东源，这段历史被刘大椿称为“第一波西学东渐的失败”，它构成了《西学东渐》一书的主要内容。中国第一个近现代科技转型的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
《师夷长技》，刘大椿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不懈追求
何为西学东源？“到了18世纪，人们认为西学也没什么了不起，它其实就是从东方传播过去的，是我们早就有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又从西方传播回来了。这就是西学东源的思想。”刘大椿说。
康熙在后期大力倡导西学东源思想，黄宗羲、钱大昕、戴震等著名学者也都坚信此说，并通过大量考据来证明它。“这种思想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中国传统科技的路子上去。而此时正是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发展的时期。西方科技走向现实，而中国科技走向了故纸堆。”刘大椿说。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清王朝的对外封闭和文化专制。“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承认西方科技的先进和强大，更未主动寻求科技转型。”刘大椿说，“科学在古代中国从没有获得过独立地位，始终从属于皇权意志。”
康熙喜欢数学，就开了算学馆。传教士白晋建议开科学院，他不感兴趣便否决了。康熙死后，后来的皇帝不喜欢数学，算学馆只好停办。乾隆也曾重用郎世宁等传教士，但只是把他们视为“家臣”。而在同时期的法国，科学院作决策，国王也无法干预。“科技转型需要很多东西支撑，明清时期，我们什么也没做。”刘大椿说。
中西方科技的第二次相会是在战场上，且以清王朝的一败涂地告终。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震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逐步取得了共识，那就是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远落于人后。自魏源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不管政治舞台上如何似走马灯般变换，向西方学习科技的共识一直不曾改变。
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科技开始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一个漫长的、顽强的、充满曲折和惊喜的、时而痛苦时而辉煌的凤凰涅槃的过程。”刘大椿评价道。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西学东渐的第二波”，这也是《师夷长技》一书述说的内容。
在刘大椿看来，此时的西学东渐不再是一个偶然的、被动的事件，而是一个被准确定位的、目标明确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与第一波西学东渐主体的盲目自大相比，第二波西学东渐的主体自觉技不如人，通过输入、仿造、译介、留学、引进科学符号和方法、办现代教育、设研究院所等举措，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进行了科技移植，并从原有的科技模式中走了出来，基本实现了中国科技的近现代转型。100年来，在持续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做到了这一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重现历史
“两波西学东渐的过程，就是中国科技近现代化的过程。”这也是刘大椿组织团队花费四年时间进行相关研究，并最终呈现出《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这两部著作的原因，他希望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以中国科技近现代历程为主线，串联起两段历史中的人和事，绘制出中国科技艰难而壮丽的历史发展图景。
刘大椿对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问题的研究兴趣，从20多年前就开始形成了。1995年，他出版了《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和《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两部著作，对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以及当代的科技演变、体制转型作了关注和思考。
此次出版的《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两本书，虽然也是学术著作，但刘大椿并不希望满篇都是枯燥的长篇大论。“我们希望能把这400多年的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不是戏说或话说，而是用严格的历史著作的形式把中国科技近现代的转型故事呈现给大家，把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和看法讲清楚。也希望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与转型问题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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