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白浮泉近景。 李海涛摄
老话儿说,北京城是漂来的。
的确,不论是建城时所需的砖石木料,还是京城灿烂的文化艺术,很多都因大运河北上而生。运河,塑造着北京的城市面貌,见证着千百年的时光变迁。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如今,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在北京六个区、82公里的河流沿线全部启动,驿站、码头、闸坝、桥梁等文物遗产一一梳理勘查,并进行保护、修缮或复建。
京城大地上,星星点点的运河文物遗址璀璨生辉,映照古今。
先有大运河,后有北京城
民国时期,大运河上往来运输的场景。
民国时期,大运河靠岸的船只。
“大运河文化带的提出,意味着运河不仅是一条河,更是一个带状文化区,是一片文化高地。”通州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梓夫说。
大运河何以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这要从它和北京城的关系说起。
明初修建北京城,砖石、木料、工匠,都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于是才有了“漂来的北京城”之说。北京本地虽然物产并不丰盈,可由于有了相对廉价的水运,百万京城军民生活得以保障。
如果没有大运河,很难想象北京能够长期成为都城。
大运河贯穿五条大江,纵贯幅员辽阔的疆土,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促进了物资、文化交流。
舳舻千里、万舟骈集,所言非虚。史料记载,明代京杭大运河上共有11775艘漕船。漕船每年运来约四百万石粮食,保障着皇家、官员、军队的口粮。体型较小的是贡船,拥有优先通行权,载着鲥鱼、杨梅等时令鲜物疾驰而来。商船则主要运输南方的洋布、瓷器、丝绸、茶叶,山泽百货源源不断运至京城。“哪怕是个头最小的船,也有21米长。”北京物资学院教授、运河文化专家陈喜波说,“各种船只加起来,可不就是要超过千里了!”
半天下之财富,悉经此路而进。大运河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就拿漕运重镇通州来说,这个京东小城的集市昼夜不息,甚至掌握着整个京城的南货定价权。
运河之上,人员往返、书籍流动,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交流融汇,也促使北京成为了全国文化中心。北京本地民俗,如花会、庙会、河灯、舞龙等,多与运河有关。
如今,运河虽已不是经济动脉,但承载着千年古都的宝贵记忆,铸就了包容、大气的城市品格,在彰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保护这条文化带,首先就要保护散落其间的文物遗产。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中,文物遗产占据着基础地位,京城的水道、桥梁、码头、驿站、仓场、闸坝、官署……都深深烙上运河的印记,是运河文化最重要的承载体。
大运河绵延千里,北京城内河段长度不足全长的1/10。但沿线文物等级高、分布密集、时代跨度长、类型丰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运河源头再现龙泉漱玉
大运河终点是北京城,北端源头在昌平白浮泉。
元代以前,白浮泉是离离荒草中默默无闻的一眼清泉,遍考史籍也不见任何记载。然而自元初以来,白浮泉便与漕运紧紧相连,它不但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大元帝国。
故事,要从通惠河的开凿说起。
元代初建,迁都北京。南征北战、攻无不克的元王朝却被京城缺粮难住了!“漕粮自杭州至张家湾,要走3700里水路,从张家湾入皇城,需再走60里陆路,这两段路途距离相差数十倍,运输成本却大抵相同。”陈喜波说,陆运成本高、效率低,到了雨季,粮食往往未进城便霉烂了。
开凿通惠河已然势在必行。忽必烈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朝廷重臣、水利学家郭守敬。
修筑运河并不难,难的是为它寻找足够的稳定水源。
北京地势西高东低,朝廷曾遍寻如今的门头沟、房山、石景山诸地,都未曾如愿找到合适的水源。原本最被看好的是永定河,但其暴虐无常的水势,让人们不得不敬而远之。
1291年,郭守敬的脚步踏破了龙泉山的宁静,在昌平山麓之中,他发现了白浮泉!清泉喷涌,水量大而稳定,是极为理想的运河水源。
白浮济漕,本该径直向东南引水进元大都,但这一路地势凹凸,山水重重,难以实现。最终,郭守敬拿出的引水选线方案至今仍令人拍案叫绝:将白浮泉水引向西南,绕行京西,流入瓮山泊,再向南汇入积水潭,然后穿过城区,入通惠河最终抵达通州,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步。”
为什么说这是个绝妙的方案呢?因为京西多山,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若要引水绕行必然是逆流而上,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郭守敬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海拔高度理论,并精确测量出白浮泉地势高于西山山麓。泉水按着郭守敬规划的路线一路畅行,绕行京西六十里,海拔高度才缓缓下降数米。即便是利用现代测绘工具,做到如此精确也实属难得。
从此,漕粮可直抵皇城。“与历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浮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这样评价。
直到明成祖择昌平为陵寝,为漕运做出120年贡献的白浮泉才被弃用。以致于通惠河运力大减,明前期经大运河运抵通州的货物,不得不恢复陆路运输。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昌平区正规划设计一座白浮泉遗址公园,再现“龙泉漱玉”景观。如今,遗址公园范围内的别墅、会议室、宾馆等建筑已完成拆除,不久之后,将修复都龙王庙、围墙、九龙池和碑亭等文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干涸的白浮泉,今后也有望复涌。眼下,北京市水务部门正研究周边的水源补给路径,并开展渗水试验,为泉水复涌提供科学支撑。
复建京门首驿潞河驿
通州区赵登禹大街5号院,潞河驿将进行恢复性修建。它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难得一见的水陆两用驿站。
驿站,是传递官文书或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沟通南北经济,发展漕运,专门在南京至北京设置驿站41处,明末增至46处。其中, 潞河驿因地理位置重要而被称为“京门首驿”。
“明清两代,潞河驿是外地官员进京、外国使臣来华的必经之地。他们在这儿下船,由礼部官员来此迎接,接受礼仪培训,并按身份分配马或驴当坐骑,之后方可入皇城朝见。”陈喜波说。
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因不愿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迟迟无法进入京城。据史料推测,其盘桓多日的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潞河驿。
过去百年时光中,潞河驿明珠蒙尘,直到2010年本市文物普查,才在通州东关大街附近被发现,这也是全市仅存的驿站遗址。此前,驿站房屋一度被当做商铺出租,仅残存西配院,而主院、东配院、驿亭已消失多年。
关于潞河驿的形制,《通州志》记载颇为详尽,为恢复性修建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通州区文物所的李自强介绍,潞河驿复建将严格遵循史书记载,目前正编制具体方案。其占地约为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南北四进院落。
自潞河驿往南,走40里水路,便可来到漕运重镇张家湾。明代初期,通惠河水势浅涩,这里便成了运河水运的终点,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于此,车水马龙,日日为集。于是明代便有了“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的诗句,来形容张家湾的热闹瑰丽。
在张家湾镇的无名小路上左躜右绕,终于抵达萧太后河畔,张家湾城墙遗址便展现眼前。城墙仅余南城门,但依然不难想象出当年的雄伟,夕阳西下时,更平添苍凉的美。如今,张家湾镇政府已将城墙周边的土方、杂草清理干净,并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不久的将来,古城将得到部分复原。
恢复神木厂历史景观
2019年秋天,神木厂历史景观将正式在东三环的庆丰公园亮相。朝阳区文物部门专门征集了一根金丝楠木,大头直径约2.4米,也将安放于此。
皇宫、皇陵以及藩王府的建筑用木,被称为皇木,其中尺寸最为巨大者,才有资格被称为神木。
“要修筑宫殿,北京本地的建材仅有汉白玉,而更为常用的巨型木材则多产于湖广川贵的深山密林之中,品相好的甚至'每根价银数千’。”陈喜波说,楠木、檀木、鸡翅木、黄花梨……凡南方木材都要由大运河北上,在通州张家湾码头卸货后,再经陆运进城。
明清宫殿宏阔巍峨,建筑用木数量巨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采办体系,包括勘察申报、采伐、拽运和泄运、运解交收、储备五个环节。其中,储备这些皇家用木的场所即为皇木厂或神木厂。
双井黄木庄,正是明清时代的神木厂所在地,其储存的神木世所罕见。《春明梦余录》记载,神木厂所积木材中最大的一根是金丝楠木,“围二丈外,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到清乾隆年间,乾隆两次巡视神木厂并赋诗,建黄琉璃瓦碑亭,立神木谣碑。同时,神木厂又成为祭祀木神的场所。
王朝更替,神木的光环渐渐消失。1937年,储存神木的房屋在暴雨中坍塌,神木糟朽,腹心中空。
1952年,北京市乐器厂在此选址建厂,将神木及碑亭圈入大院。由于传说神木有神,当地老百姓常常来锯木头,回家煮水喝以治疗疾病,工人也常拾碎木做成镜框、筷子、榔头柄用,零星碎木遍地飘洒。后来,工厂又把较完整的神木开成木板,做成会议桌,目前有八张存于朝阳区文保部门。
近年来,朝阳区启动了神木厂历史景观恢复工程。朝阳区文化委文物科的殷小鹏介绍,庆丰公园中在建的历史景观工程,将对神木谣碑进行保护,建设御碑亭,复建神木廊房,并建设一座皇木博物馆,展示中国历史皇木文化和大运河文化。
在通州,还有两处名为“皇木厂”的地方。“张家湾是运河第一码头,早年间,许多物料都在那里暂时存储,建有皇木厂、花板石厂、砖厂、盐厂等。”陈喜波说,至明嘉靖七年,通州至张家湾之间的河道疏通,货物可以直接运到通州城北上岸存放。于是在那里又设一座皇木厂,位置就在如今的五河交汇处西侧。
张家湾镇的皇木厂村,如今已无皇木,惟余木厂官吏所栽国槐一棵。它至今有600余年树龄,仍枝繁叶茂,冠状如伞。村口仍堆叠着本地出土的46块巨型花板石,这也是当年经运河而来的建材,默默诉说着这里的漕运故事。
通州皇木厂村尚有老人能记得当年运河的掌故。 潘之望摄
八里桥退役迎大修
八里桥近景。 武亦彬摄
朝阳、通州交界处,一座三券高拱桥横跨通惠河。它就是大运河北京段保存最完整、形制最精美的石桥:八里桥。
八里桥建于1446年,两侧有33对刻工精美的石狮。白天站在桥上凭栏东眺,燃灯宝塔历历可望。桥梁往往是古时市井繁华之地,人车往来,奇珍集散,而八里桥扼守着通州进京的要道,自然更是市肆繁华,古人曾有诗句形容它:“万斛舟停芦荡雪,百商车碾桂轮烟。”
新中国成立后,八里桥桥面铺以沥青。后因年代久远,人车来往频仍,石桥风化较严重。今年春天,其上游160米处的新八里桥竣工,古桥今后将不再通行机动车,并迎来近三十年中的首次大修。此次修缮中,桥面的沥青将被揭开,展露出掩盖已久的石板。
距离八里桥不远处,还有一处运河文物——御制通州石道碑。
明清两代,漕粮运输关系着王朝兴衰,因此,京城至通州各粮仓、码头之间必须交通通达。清雍正七年(1729年),花费34万两白银,历时9个月时间,将原来朝阳门至通州的土道铺成石道,以缓解通惠河运输压力,解决雨天土路泥泞难题。
石道长四十里,宽二丈,路旁有石碑一座,沿途植被茂盛,因而乾隆有“白云红树通州道”之赞。它沟通着皇城与通州,成为进出京城的官员、使者、商人、举子的必经之路,自春至秋,车马日夜不绝。“朝廷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禄米,须自行前往通州粮仓领取,走的也是这条路。”陈喜波说。
如今,石道碑仍保存完好,立于八里桥东京通快速路北侧,石道则随着城市建设被埋于地下。不久之后,八里桥公园将对外开放,园中将展现八里桥和通州古石道的辉煌历史。
人工运河往往需以水闸调节水位,保证航运畅通。高碑店附近的平津闸,是通惠河水闸中惟一保存较完整的一道,存有绞石、闸板、条石。今年,朝阳区也将启动平津闸修缮工作。
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也呵护着运河。在运河文化带上,如一颗颗明珠般的文物古迹,正擦拭掉尘埃,展露出璀璨光华,让千年文脉在京城大地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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