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动态
魏小萍◆文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当代价值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为了实质性地推进该领域的相关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理论前提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与国内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关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视域的相关性。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具有相关性的理论现象看作一个事件，那么其发生和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线索，存在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批判性研究思路的发展进程之中，或者说，我们只有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和批判思路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马克思之后所发生的历史进程与变迁，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应变化，并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动态的运行脉络。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哲学、道德、宗教等领域逐渐向政治经济学领域深入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才能够客观地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理念与现实之间发生的悖论。由于历史、现实与理论的多重原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沿着一个相反的路径前行，即由对经济基础的批判返回至对道德规范等思想观念领域的批判。
这一研究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东西方世界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本逻辑也在不断加剧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并且持续积累着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世界起着震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加强社会的自我调节力度，通过以税收政策为手段的方式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同时构建各种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从东方世界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缺乏持续的动力机制与活力，与此同时苏东式社会主义出现政治权力权贵化的现象，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哲学转向。
这一研究路径形成的学术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哈贝马斯那里，非历史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更加侧重于从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而不是从历史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性角度来理解人们的行为。在康德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哈贝马斯的研究重点从近代哲学的主客体关系转向主体间性，将理想社会的构筑路径诉诸人们的理性认识，将社会公正寄托于借助理性认识而构建起来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使得他与自由主义左翼学者罗尔斯在对合理社会构筑路径的理解和认识上逐渐趋同。
无论是允许人们从自身可能陷入的最差处境出发构建社会的公正原则， 还是将社会公正原则的形成寄托于不同处境人们之间的充分协商，这些理论都强调了人们的理性思维、认识活动在构筑合理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似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正义与否，取决于人们的理性认识。无独有偶，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向路径同样发生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中。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批判理论的政治哲学转向有所不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诸多流派都与后现代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例如强调当代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强调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以及非物质劳动特征的奈格里，等等。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从经济领域返回政治领域的研究思路有所不同，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加以夸大并且对此进行细致解读，忽略了资本逻辑所固有的内在连贯性与内在矛盾性。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思路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一些流派的政治哲学转向表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经济关系，而是指向其道德伦理规范；强调理性认识在社会结构中的建构功能，甚至将经济关系本身也纳入这一建构的对象之中。与马克思的批判路径比较而言，这种批判思路恰恰朝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如果我们说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那么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所期待的分配方式是什么呢？这一分配方式所包含着的分配正义原则又是什么呢？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按劳分配将由按需分配所取代。与按劳分配相比较而言，按需分配已经发生了分配原则的变化，即从按贡献分配到不计劳动付出的按照个人基本需要的分配。
按需分配的提出在理论逻辑上是为了克服按劳分配自身固有的局限性，然而按需分配的理念在现实中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例如人的需要增长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从客观角度讨论的局限性；从主观角度来看，还涉及更为复杂的情形，比如在生产劳动中与主客体正相关性密切联系的责任心、积极性等主体动力机制如何在变革了的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这里涉及的似乎就是道德批判与道德构建问题。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尽管马克思有所论及但并没有来得及重点关注，这与当时社会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革命任务有关。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为当代生态学所讨论；而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20世纪大规模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不同程度上从现实层面呈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存在一定的关系。或许正是鉴于苏东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挫折和剧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域，不再是生产关系能否以及如何发生变革，也不再是主客体关系的视域，而是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更加侧重从人们的认识、意识、道德、行为规范等视野来讨论分配正义，甚而将生产关系本身作为人们有意识活动的产物，纳入人们的理性构建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那里，另外也体现在一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他们在从交往理性、道德、行为规范等视野对现实社会进行理论批判时，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现状，甚而不再诉诸经济关系的变革。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紧迫任务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来看，某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自由主义左翼在理论上日益靠拢。与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对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即社会的两极分化及其所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尝试着诉诸税收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借助于社会福利政策和各种保险制度对底层群体的基本利益进行保障，并且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克服其运行中固有的内在矛盾。然而21世纪初，由于资本逻辑的矛盾积累而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社会调节作用。例如，伴随着金融世界的剧烈动荡而来的是中小资本向大资本的日益集中；为了提升竞争实力而降低税收所导致的社会福利削减，加上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市场萎缩，导致中间阶层不断缩小与底层群体逐渐扩大，由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加剧了贫富分化的固有趋势。这种情形在北欧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北欧所构建起来的高福利社会模式，在一定的全球化环境下，同样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及资本逻辑的侵蚀。
就哲学研究者而言，看不到现象背后的“故事”，就很容易为表面现象所困惑。以道德规范为抓手的政治哲学批判和以资本逻辑为抓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的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研究的两种路径：前者多半发生在哲学领域，后者多半发生在经济学领域。然而，问题在于，是学科的分野与视域导致了这样的区别，还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本身就有所不同？对这一问题作一笼统的解答是不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中，在清理自身与德国其他思想家、理论家、批判家的分歧时，就是从对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析分与联系入手的。时至今日，这一理论上的分歧依然以不同方式在延续。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既有理论自身的原因，也源于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现实问题。从理论自身来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对劳动价值的本体论定位、生产剩余价值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功能等问题上存在着可争议的地方，这或许成为一些思想家们放弃经济基础这一思考问题的前提条件的原因。从现实实践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苏东社会主义在政治民主建设中的缺位及其相应后果，也成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关注重点转向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今社会无论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从经济运行模式的规模上来看，与马克思那个时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资本逻辑的本质依旧。当人们幻想着互联网提供的网络平台、各种共享经济的运营，能够自然开辟出共产主义的蹊径时，网络大亨的悄然崛起、共享经济背后的资本运营模式，以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回答；同样，当人们幻想着非物质劳动能够避免剩余价值问题，并且使得共产主义自然替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时，答案恐怕也难有不同。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本质依旧坚挺，但是新兴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方式、金融模式，以及网络技术所蕴含着的新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时代发展进程，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思考和回答时代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
（原载于《哲学动态》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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