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国家的标签是“分封制”，细化一些，就是“血统贵族”构成整个王朝的统治者主体。
当然，正因为这是一个标签，所以，“分封”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而当其和五阶段论结合之后，就变成了“奴隶制社会”，并被抢走了名字，在之后，才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恰恰因为这个“筐”的概念混乱，才出现了所谓“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乃至于“魏晋封建论”等等。
然而，这些争论本质上没有任何卵用。
在真正的历史学研究逐步展开之后，我们会知道，如果以“奴隶规模劳动”作为标准，那么，“根正苗红”的秦朝和西汉、东汉，无不拥有成千上万的徒隶，而如果以“家内奴隶”为标准，那么，强汉盛唐，乃至于日后的明、清，都有奴仆或变相奴仆的存在。
也就是说，原本那个“筐”就是个不符合事实的“破筐”。
同样，对于“分封制”或者说“封建制”，马克思观察的最典型的西欧封建国家，在不同时代，一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真正完全符合我们一般认识的“封建制”，可能只有中世纪早期的几百年时间罢了。
之后的西欧封建制，在尊重贵族血统继承的基础上，一样不断增加了官僚化的成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制和原生态的秦制，与之的区别并不大。
在周的王畿之内，王廷内部有卿大夫治理，也有天子的近臣，参与所谓的国政；在王廷之外，则实际上采取的仍是“大夫”治民，类似于日后的官僚制，只是这个“大夫”多半是世袭的，比如被周王封为西陲大夫的秦国始祖。
这就是“廷臣—大夫”体制，一种兼具贵族社会特质与官僚组织特征的制度，在中世纪中、晚期的西欧，一样常见。
在王畿之内，“民”的概念，主要是“国人”，也就是周本族政治、军事共同体所辖的“属民”，但是这部分“民”需要承担贵族管理者派出的“军役”；在王畿之外，跟随分封诸侯到新“国”，也就是诸侯都城的，除了诸侯亲族之外，也是“国人”。
而这一切，其实是周王朝“国族”的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外，是承担实物、劳役的“野人”，也就是被征服者的后裔们，他们没有承担“军役”的资格，自然也就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格。
而能够参与政治的“国人”，严格来说，也并非古希腊、古罗马意义上的“自由民”、“公民”，而是附属于王族各个分支的“属民”，就如“旗人”群体在清朝的地位，既是八旗的“基石”，又是皇族的“奴才”（又不同于奴隶，奴隶另有其人，这个奴才只是一种身份依附关系的表征）。
这一套制度体系的崩解，并不是什么生产关系的冒进，而是单一城邑为中心的“邦国”组织不断被事实突破的结果。
在家天下时代，臣服、朝贡关系是统治技术因素缺失的无奈选择，哪怕是明、清时代，朝鲜、越南照样以这样的角色与中央帝国互动，归根结底，即中央帝国的核心力量无力压倒这些边缘角色，同理，周制诸侯面对敌人，所采取的类似手段，也往往并非高风亮节，而是力所不能及。
如果说，“血统贵族”候选人担任直辖领地的“流官官僚”即代表着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进步，那么，无论是楚国的“县公”，还是齐国的“边鄙大夫”，都已经具备了“流官官僚”的特征，而更早的王畿内部的大夫任命，似乎还能将这个时间上限前移。
现在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上，我们很难确定这种“流官化”的起始，但是从结果来看，沿着长江、黄河重要支流，伴随着核心聚落由河畔台地向支流冲积扇地区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另当别论，反正也没证据显示存在。
但是，诸侯国的统治技术却伴随着提升了一大截，却是显而易见的，诸侯国直辖领地从都邑到城邑群的扩张，借助江河支流的交通沟通，提供了了统治所需的人力和物流的直接交流的可能性。
在春秋时代，所谓“文质彬彬 ”的争霸战争中，人们往往只记得楚、郑、齐、晋、鲁、宋、卫的进退，却往往忽略了在一次次战争中，曾经密集存在于长江、淮河、黄河之间的诸多支流流域的小邦，正在急剧减少，变成了这些大国治下的一个个城邑。
而我们熟悉的春秋末年的“大改革时代”，本质上是这些“吃干抹净”的酒席食客们要将同桌的“强大同类”们变成新的菜肴的新举措，而并非变化的起始。
换句话说，此时已经进入了扩张的“消化期”。
“消化”的本质在于组织形态的重组，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改革”，“改革”并非进化动力的来源，而是对于进化结果的确认和解释，以及新的征战的开始。
所以，真正由周制国家向秦制国家的转化，根本不在春秋的末期，而是在春秋的前期和中期，正是战争本身，让“国野制”名存实亡。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在周制体制下，分封的诸侯实际上就是“据点”，划拨的国人就是据点的兵源，且是半耕半役的民兵体系，这种组织形态，作为维持统治和进行治安战的“治安军”尚可维持，一旦进入频繁的战争状态，就会因为民兵的破产而难以为继。
当然，诸侯的军役本身也不是为了扩张而存在，而是作为周天子六师和八师的辅助力量，而天子的军队，在西周中后期日渐频繁的战争中，也日渐衰微，甚至周宣王时代就已经开始对村社共享的山泽资源下手，建立更集权的“专利”。
问题在于，这种“专利”会进一步促使着民兵兵源阶层的贫困化，最终造成整个军制的崩解。
因此，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们要解脱出这个循环，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专业化”、“职业化”，也就是让国中的军事组织，更加得“武士化”。
而为了供养这些“武士”，整个诸侯国的财政组织，就绝不会满足于原有的“贡赋”和“军赋”体系，而是需要更大范围的税源、税基，以及更细致的财政搜刮。
春秋后期的霸主，晋国，就是这个进程最典型的样本。
国政组织的完全军事化，四军主将、军佐执政体系的构建替代了旧的卿权执政，邦尉、司马等军事化职务则跃居“大夫”群体的前列，军职成为最优先的政治角色，而世卿世禄则成为一个军职的候选人“池子”。
当军职卿族的世袭领地逐步扩张，其所任用的“大夫、士”，也完全走向了“职、人”分离，也就是你的贵族身份并不对等于某个职务，而只意味着你具有这个职务的候选资格，同时，这个职位也不再由任何人世袭，而是通过任命、推举而走向彻底的“流官化”。
此时，军事科层组织中的下层，不再由“士”、国人世袭把持，而是代之以“游士”和“官僚”，彷如对国家上层组织的军职化复刻，原本的爵级附着的职能也被专业的军职所替代，由他们负责对不分国人和野人的“庶民”的战争组织。
至此，国野之分，同样不废而废，秦制国家的雏形已经完全具备。
所以，在周制的基础之上，只要战争走向频繁化，最终整个组织的秦制化就不可避免，幻想着中国历史有另外一种发展可能性，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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